漫说外圆内方

外圆内方是一个汉语成语。“方圆”之说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钱币，将铜钱铸成外圆内方，其含义有天圆地方之象征；其作用：熔铜铸钱，方孔在锉边修复时，以方木串连铜钱不易滚滑。

然而，更为妙绝的还是古代的先贤们，却在这小小的钱币中悟到人生的许多道理。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做人。即应像铜钱那样外圆内方。老祖宗们将在一枚铜钱中找到了为人的智慧和方略。

内方外圆，是铜钱的形态。方者，方方正正，有梭有角。可引伸：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内心刚毅，宁折不弯；

圆者，圆圆滑滑，又融又润。可引伸：为人圆滑世故，处事融通，机巧灵活，进退自如。

据本义及其引伸之意，古人将方视作为人之本，将圆视为处世之道，行事的锦囊。

然而有人对“圆”的认识存有偏颇，认为外圆内方之圆绝不能理解成“圆滑世故”，此圆非彼圆。好像圆滑世故就是大逆不道，理应憎恶之，痛恨之。并百般加以掩饰其本有的意义。

其实呢？古人往往把内外相应，言行相称的人称做“方者”；而对圆的理解则首先是圆滑世故，甚至还有“言虚行伪”的意思，这有何不可？圆的本意就是如此客观地存在这里，你非得要将它挪开或掩盖，这就显得牵强或心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圆的意义作如何理解，而在于怎么个圆法。因圆的可塑性很大，所以要视对象，时间，场合的不同而“圆”，什么人可“圆”，什么时候该“圆”，什么地方要“圆”。比如，面对邪恶，你也不能言虚行伪吗？危急时刻，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你也不能圆滑世故吗？

诚然，圆滑世故也好，言虚行伪也罢，它们都只是一种方法或手段而已，绝不影响其本质的存在。

清代乾隆年间的纪晓岚认为，做人要“处世圆滑，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其实这就是对“外圆内方”的一种贴切解释。

清末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写给自己儿子的信中说“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意为做人当圆则圆，该方则方，方圆并用。并且要做到圆时象春风那样和美，方时象秋霜那样肃然。

《淮南子主术训》内有句名言“智欲圆而行欲方”。也阐述了做人之本，处世之道的方与圆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中庸，圆滑，同时又不能失其正气，骨气与品德。

古人一直以来都是将“智圆行方”视为境界极高的人生道德和智慧。

外圆内方，人生之巧妙就在于“内方”与“外圆”的合一上，这也是我国辩证哲学的集中体现，内心刚直，外表柔和，刚柔相济，方圆并存。

做人既不要过于刚直、方正、棱角分明，锋芒毕露，也不要太于怵头，唯唯诺诺，滑头滑脑，见风使舵，既要有做人的原则，又要懂得圆通达理。为人处事，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可以不变应万变，圆要以万变应不变。处置得当，恰到好处，往往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会事半功倍，有时会柳暗花明。

真正能做到既方又圆，方圆相济的，是人生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如此之人，往往既有勇往直前的果敢，又有柔韧蕴籍的平和；往往能面对大喜而不露悦，面对大悲而不露哀，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在行动时干练、果断、迅速，不被情感所左右；在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择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三国中的方圆之术可谓是处处昭人，清若明镜。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曹操煮酒论英雄。”

刘备委身于曹下，一次曹、刘饮酒间，当议之当今谁为英雄，刘备点完袁术、刘表等十余人，均被曹一一否定，并指出英雄的标准。备问：谁人当之？曹直言指向“天下英雄惟使君与吾。”刘备被曹点破为英雄后，竟吓得匙箸丢落在地。此时恰好雷声大作，曹疑问备，为何惊慌丢落筷子，刘备却以“从小害怕雷声”掩饰而过。从此，曹操就以为刘备胸无大志，必不成气候而加以忽视，那时的刘备用的就是外圆中的“言虚行伪”之术而逃过一劫。

众所周知，苏州的狮子林内有一“真趣亭”，可在这里曾经演绎过“外圆”的一则趣事：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到狮子林游览。乾隆二十七年那一年，他面对满圆景色，雅兴骤发，给一个亭子写下了“真有趣”三字，并问随从此名如何？随从大臣们，心中都觉不怎么样，俗气，可谁都不敢说，只是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就在这尴尬至极之时，站在一旁的状元黄喜却缓缓而说：微臣叩请万岁把中间的“有”字赏给奴才吧，乾隆一听此话，明白了其中的用意，便来个顺水推舟，将“有”字赐予黄喜，从而变“真有趣”为“真趣”，使赐名变俗为雅。

这无疑是典型的高智“外圆”，它既化解了群臣的窘境，避免了不知将会发生何等的罹难事件，还捧得皇上的御笔恩赐而回。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后，大宴群臣，席间，魏王突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还是昏君？

那些趋炎附势的官员，纷纷说：“大王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明君。”正当魏王兴奋之极飘飘然时，一位正直的任座却不紧不慢地说：“依我看大王是昏君。”

魏王当头泼了一盆冰水后，问其何为此说，任座直言不讳地说：“大王您攻下了城池，却没按功劳分封给您的兄弟，却唯独给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

魏王大怒，即刻下令绑了任座听候发落。

此时，一位大臣站起身说：“大王明君！”王喜而忙问：“为何？”只见这位大臣侃侃而谈：古人常说，明君手下都是些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象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就是当今的明君。魏王听后，立刻重新将任座请进来赴宴。

这一有惊无险的故事，所涉圆与方的人物有以下几种：

1、多数官员属“只圆不方”之人。他们无原则，无立场，迫不及待地为主子唱赞歌，卖命，是十足的世故势利小人；

2、任座则是“只方不圆”之人。不分场合，不知通达，难免受挫，甚至险些招来杀身之祸；

3、后起大臣才是真正的“内方外圆”之人，他既化解了矛盾，又巧妙地在肯定任座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典型的“随方就圆”的妙用。

此中的任座“只方不圆”使人想起了北宋时期大名鼎鼎的苏东坡。王安石任宰相实行改革，他竭力反对，写文章讽喻改革，被打击遭贬；若干年后，司马光任宰相，全盘否定王安石，苏东坡却又站出来说王安石的政策并非一无是处，仍有可取之处。于是再被打击，又遭贬官。

苏东坡忧国忧民，疾恶如仇，为官时“兼善天下”为百姓着想，他的一生之所以只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却成不了著名的政治家，其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自称的“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以及他的侍妾朝云说的：“我看老爷是一肚子的不合事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只方不圆”。

苏东坡政治上的悲剧是他强个性，情绪化，心直口快，不吐不快的性格所决定的。

以上所举到这些例子，虽然早已被历史的岁月所尘封，但他们的余韵却波长绵亘。一直在涓涓历历的昭示着人们。

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几乎天天都要与人接触、交往，免不了方方面面的沟通与交流。如果我们只是凭自己的性子，好强图痛快，不分场合不事通达，事事计较，处处摩擦，如是，势必要坏事，只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样的“只方不圆”就像在“圆”字中抽掉“员”音，剩下的只是四处棱角，静止不动，死板迟钝的一个“口”字，此口也只能是一根筋，认死理，钻牛角尖所用之口。

但我们在强调“圆”的通融、通达、通润的圆滑时，更需注意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一个人如果圆滑过甚，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该方不方，不该圆的竭尽全力去圆，处处圆滑，时时算计，甚至是趋炎附势，助纣为虐坑害他人。如是，也必将是众叛亲离，被人唾弃，不得善终。

因而，我们力求倡导或学习古之贤达，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方圆相济。在人生的历程中，让方与圆这两者融会贯通，相得益彰，活出人生的精彩。

“方”是为人之本，宛如人之脊梁；圆是为人之源，宛如人之血液，只有挺直了脊梁，才使血液顺畅；只有血液畅流了，才能使脊梁昂然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