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海南就是贫困和落后的代名词。遥遥的感觉,那是一方蛮荒之地。
这印象,来源于老家坊间流传的,海南花子乞讨要饭之场景。问:哪儿来的?答:“海南岛”。为啥要饭嘞?“吃不饱”。手里拿的啥呀?答:“破棉袄”。你咋不穿上嘞?答:“怕虱咬”。咋不逮逮嘞?答:“眼太小”。你咋不死嘞?,答:“身体好”。这一问一答,不无戏谑,亦无真实性可考。但从史书中对罪犯的处罚:“流放海南岛”,就可见一斑;譬如: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在六十二岁时,被一叶孤舟送上缴边荒凉的海南岛(儋州),就是明证。
最初了解三亚,缘于一桩婚事。
燕子姐,是老家对门,继宽叔家的姑娘。
燕子姐是姊妹四个中的老大,以下分别叫海燕、海旺、彩霞;继宽叔虽生在黄河边,在原阳八中教书,可你瞧他给孩子起的名字,分明冥冥中就与大海有关嘛!
可能因燕子姐排行老大,继宽叔就特别看的重她的学业。大约是八十年代初,燕子姐参加高考;考试、复读,复读、考试,屡试不中。到最后,继宽叔也死了坚持供她上大学的心。
高考落榜,按照乡里规矩,就到了“一家女,百家求”的年纪。可燕子姐,看谁都不顺眼;挑来挑去,最后中意了一个当兵的。这对象在海南当兵,是个排长,老家也是老家本地人。再后来,燕子姐就随军去了海南。继宽叔固执的认为:“燕子这闺女,嫁到海南,注定是要受苦的”!
一晃,到了二十一世纪。南方的热烈,完胜了北方的酷寒;有了些闲钱的人们,开始如候鸟般的向海南迁徙。这块囚徒流放的海岛,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北方人。
“到三亚过冬”,成了北方人的时髦;继宽叔早已退休,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快就放弃了作为政教老师的政治敏锐性、放弃了唯物论,开始信奉宿命论。每到秋末,就直飞三亚;临走还会把海南气候的好儿,再和邻居唠叨一遍。自此,每年大年初一,我去他家给他拜年,大多是“铁将军把门”。
后来知道,燕子姐的爱人,在驻海南的部队,正团职退伍到了三亚,在当地行政机关任职。燕子姐还把刚毕业的小妹彩霞,也做主嫁给了军人。
继宽叔的两个小棉袄,燕飞霞散,都嫁到了三亚这海边;海燕、海旺俩儿子,却撂黄河边,硬是没挪窝;可见,靠取名字谋前程,真是“没个准头”。
二0二0年初,因为在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有一案件要开庭。接到开庭通知,就百度五指山市和三亚的距离,发现这两个地方相邻,当时就决定到海南,一定去看看继宽叔、燕子姐。
在五指山法院的庭审顺利。当晚,入住三亚胜意大酒店。当事人是在建行工作的,遂找了几个建行退休的北方候鸟老人陪我喝酒;推杯换盏,好汉架不住人多,当下大醉。
走出热闹的雅间,头胀脑热;遂决定漫步海边,醒醒酒。
在宾馆门口搭上车,说:上“三亚湾”,的哥儿说:“这儿就是三亚湾”,我说我要到海滩走走,的哥儿说:“你现在下车、向前走,不远就到”,我说:“你这的哥儿,你欺生,歧视北方人、歧视醉酒人”!的哥儿说“我是哈尔滨人”。无奈,听他的话,就腿着去;不一会,还真就到了“海月广场”。
据说,这“海月”二字取自唐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意境。我想这广场的“海月”,大约也是指广场背依浮山,面向大海的地理位置吧。
晃晃悠悠走的一身燥热,到广场登时尽消。唱戏的、扭秧歌的、跳广场舞的、拍照的、直播的,闹哄哄,好像进入了北方的街头公园,使你清净不得,甚至吵闹的有些头晕。
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交流障碍;因为来这里的,大多不是本地人。
买瓶水,携一身酒气躺到草坪上;海风携些微咸的气息拂过,不免困顿,难撑睡意。
朦胧中,有人说“这人儿在草地上睡,也不怕长虫”?我一激灵,瞬时酒醒。虽然我知道这热闹的场合,不会有蛇;但我还是要谢谢这俩老人,不用对话,能把蛇叫成“长虫”的,肯定是:“河南老乡儿”。
本来是计划,是要去看燕子姐的;可当事人已订了第二天的机票,遂做无奈状。
空中看三亚,那轮廓,还真像被海水淘洗中的一弯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