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的赤脚医生名字叫张景轩。他从1970年就开始担任村里的赤脚医生,那一年他才19岁。1980年左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卫生室解散,他就把卫生室搬到家里继续行医,一直干到2012年。那一年他61岁,按规定不再发行医资格证了,否则他还要干下去。当时他能成为村里的赤脚医生,除了他本人聪明好学,为人老实本分之外,我感觉和他的家庭也有很大关系。
他的母亲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的共产党员,相貌端庄,挺利索,家里收拾得很整洁,平常少言寡语,不搬弄是非,不爱与人争执,挺明白事理,这种人在村民中间自然是有威信的。他父亲是一个一辈子老实巴交、勤劳节俭的农民,农村里管这种人叫“老八板”。不过1948年解放开封的时候,他曾和村里的一位共产党员张乃庆去前线给部队抬担架,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可见政治觉悟还是挺高的。他的父亲在以前兴生产队的时候,是生产队里的保管员。关于他有一件事广为流传,就是当时有一个社员借队里的绳用用,他把绳交给那位社员时说,说“一托零两拃”,(一托,两臂平伸左手指至右手指尖的距离,一拃,张开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意思是我长度都量好了,你送回来的时候也要这么长。他就是一个这么认真的人。他的父亲从我记事起,就驼着背,整天不闲着。他父亲去世后,大门上贴着村里人管事的写的挽联“一生受尽人间苦,死后天堂享清福”。虽然词语不对仗,却既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乡邻对他死后的真诚祝愿。我感觉这种大白话的挽联比一些对仗工整的挽联还要好,有真情实感,像农村人一样淳朴自然。因为它父母亲在村里辈分最大,威信也高,我们都喊他们“二爷爷、二奶奶”。
张景轩成为本村的赤脚医生之后,对工作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因为它本人腿有点瘸,好像很感激村里给他安排这个活。只是可惜我当时年龄还小,对当时的情形不记得了。只是模模糊糊记得当时好像大人带着我去村卫生室打针,卫生室里很干净整洁,氤氲着药香。去年村里委托我执笔写我村的“乡村记忆”,我请他介绍“村卫生事业”部分,他很激动,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认真地写了两页纸,字迹很工整,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对卫生事业的热爱。通过他的回忆,详细还原了当时村卫生室的情景。他开头就写:“为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也即‘6.26’指示,1970年村里成立卫生室……”当时有一位本村在公社卫生所工作的大夫回村担任医生,又选拔他作为赤脚医生。过了几年那位医生回到公社医院,在村卫生室他就成了业务骨干。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他除了到上级医院参加学习培训外,还自费购买医学书籍刻苦学习医学知识,现在他的书橱里还摆放着当时的医学书籍,很有年代感。在当时村卫生室自己配制中药、西药,讲究“一根针一把草”治病。他和其他医生去地里采集草药。比如蒲公英,我们叫“婆婆丁”,苍耳子,我们叫“刺挠狗”,白茅根,我们叫“甜蜜根”等。卫生室也负责防疫工作,开展对天花,脊髓灰质炎、疟疾等疾病预防和治疗,对防治药品实行“送药到人、看服到肚”,使各种预防针全覆盖全程接种,各种传染病在村庄绝迹。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只要出现病人,他们都会立即出诊。他们背着小药箱,拿着简单的医疗器具,走村串户,活跃在田间地头,热心为群众服务,他们没有白色的工作服,却是广大农民心中的“天使”,温暖了农村几代人。就像郭兰英在一首歌里唱的“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赤脚医生制度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迅速缓解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从赤脚医生队伍里,还走出了像陈竺(曾担任卫生部部长)、李兰娟院士等这样的医学专家。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以后,村卫生室解散,他就把卫生室搬到自己家里继续行医,不过这时的卫生室不再是公益的了,成为经营性质的。但是由于他多年担任赤脚医生养成的习惯,也因为性格使然,小卫生室还保留着原来的作风。药品只收取微薄的利润。就像一位很有名的老中医的治病理念,他追求用最少的药品,最便宜的价格,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快的疗效。因为那时没有一次性针头,消毒靠在锅里高温蒸,几乎无成本,他打针是不收注射费的。他白天要去自己的责任田里干农活,等到黄昏的时候,小卫生室就挤满了看病的人,不过大部分是感冒发烧、拉肚子,高血压之类的小病,用的药大部分也是安乃近、黄连素、土霉素、大山楂丸、食母生,复方降压片之类。如果有急症,就把他从地里喊回来。他的工作台很大很扎实,他坐在里面,身后是药架子,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还有中草药。工作台上放着听诊器、体温计,经过简单的诊断后,他就说出病名,从身后的药架上拿出药瓶,桌子上有几张事先裁好的巴掌大的四方形的纸片,用特制的“牛角勺”(铜的,比普通勺子小)将药片从药瓶里取出来,分别倒在纸片上,如果不均,再用牛角勺分均。整个过程不用手接触药品,我感觉这一定是经过正规训练的。然后熟练地包好,在纸包外面写清用量,比如“日三次”,这样做主要是照顾没文化的老年人。最后熟练地打一下算盘,就报出价格。他有一句口头禅,价格后加上“通用”(就是不多,才的意思)比如“九角通用”,就是不多,才九角的意思。他也会开一些简单的草药方剂,因为以前本来就提倡“一根针一把草”治病。有一次,我大约十多岁。我头胀痛,想呕吐,难受得都哭了。他只给了两只藿香正气水,就豁然而愈。他的小药铺真的给村民带来极大的便利,不仅因为看病不出村,看病很方便,更因为它老实可靠,从不骗人,村民信任他。有的村民看完病,还坐在那聊天。有的家里穷的还先欠着。如果没他的小药铺,村民看病就麻烦多了,价格也会贵多了。时间长了,村里的人谁有啥病,吃啥药管事,他了如指掌,如同私人医生一般。我长大后去县城工作,感觉看病还不如在村里方便。前几天我回去村里看他,说起以前的事,他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队里不再给补助,乡卫生院还来收管理费,税务所也来收费,有时挣得还不够交的,他人又老实,不敢顶撞,有点黯然神伤。现在他虽然退休了,有的村民有点小毛病,还喜欢找他咨询,然后去药店买药,不过这时他是纯义务的了。
岁月荏苒,转眼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但是他始终很乐观,很热心,很勤劳。我写“乡村记忆”,回村调查挖掘材料,请他回忆村里以前的情况,他不厌其烦,详细地回忆以前的情况,还领着我在村里村外实地查看,从他身上我感到了久违的乡情。我把写好的乡村记忆让他过目,当他看到关于他的评价:“张景轩为村民服务42年,从没有出过医疗差错”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激动,很欣慰,很幸福,人人都希望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呀!那一天他执意要请我去村里的饭店吃顿便饭。吃饭的时候,他很高兴,跟我说现在国家每月给他赤脚医生补助800多元。自己还在房前屋后种点菜,能吃到新鲜蔬菜。“真感谢习总书记,感谢共产党呀!”他说这话是发自肺腑的。在他家的堂屋正中,挂着毛主席和习总书记的大幅照片,可以感受到他对两位领袖的质朴而深厚的感情。
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人,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事迹,只是因缘际会,在年轻的时候,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学得一技之长,有机会为乡亲们服务。年老的时候,又赶上了国泰民安,享受党和国家的照顾,真是一件好事了。借此也向千千万万正在逐渐老去的赤脚医生们致敬,他们温暖了农村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