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古老”文化，承托起中国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藉由祖祖辈辈生存的联结与千百年文化的传承，中国，成就了我们共同的认同与信仰。然而，时代的风潮让我们迷失，传统的灵根亟待再植。“我该怎样爱你”，是呼唤“古老”的文化以跃动的生命力承托起现代中国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该怎样爱你”，是惊醒手足无措的“我”挺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在延绵的传续中成为一个中国人。“我该怎样爱你”，是叩问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探寻中华文脉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该怎样爱你”，更是近现代中国学人的共同课题。作为近四十年来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旗帜性人物，武汉大学郭齐勇先生近来出版了《中华文化根脉》一书，系统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从学理上对这一“大哉问”给予了真切而深情的回应。
一、何以“中国”
按《周礼》讲，“中国”是由“土圭之法”测定“天地合、四时交、风雨会、阴阳和”的百物阜安之地，先王于是建国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而自孟子言“（陈良）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滕文公上》）始，“中国”二字更超越了其地理空间、行政建制的局限，具有了华夏文脉的意义。郭先生在书中指出，欲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所蕴含着的丰富深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义，“关键在于深度认识我们的传统”（页4）。
深度认识我们的传统，首先要明确中华文化的根底是“仁爱”。按郭先生讲，“中华人文精神源于五经……就是孔子的‘仁学’精神。‘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五经》，页27）在众多情感中，唯有“爱”投射在主体之间、强化着人与人的联结性，由“爱”所产生的联结，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孔子讲“仁爱”，为中国文化找到了根本的支点；孟子讲“亲亲、仁民、爱物”，为这一支点打开了发展的谱系。不同于西方以形态区分“爱”，而有所谓“eros（欲爱）”“philia（友爱）”“agape（灵爱）”等的差异。儒家从“亲亲”讲“爱”，是人初生而与父母互动，父母全心地付出是“爱”，子女本能地依赖也是“爱”，由此形成了“家”孝悌、友恭的联结。“爱”由“亲亲”始，推而扩之有“仁民”“爱物”乃至“和合”，我们共同的生活正奠基于“和合”的生活方式。
深度认识我们的传统，需要理解中华文脉形成于诸子的争鸣与融合。诸子争鸣自先秦到魏晋、由宋明至近代，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面对着殊异的问题，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内在张力与融合取向。“先秦诸子百家的产生，也与不同的文化区域、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儒家与邹鲁文化，道家与荆楚文化，法家、纵横家、名家与三晋文化和秦陇文化等，都有这一定的渊源。”（《诸子》，页83）由此观之，诸子的对话与争鸣促成了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在差异的对话中带来了民族的融合，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质。
深度认识我们的传统，还要认识到四书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国文化最厚重的底色。“‘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四书》，页77）“成人之美”“宽厚待人”“诚信为本”如此等等，百姓日用不知的道德训诫常出于四书的沉淀与熏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待人接物到国际对话，无不渗透着四书的传统智慧。
二、何以“成人”
“人民大众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怎么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行，一方面是精神需求。”（页8）在中国文化的传续中，“何以成人”的问题具体而真切，落实在每个中国人身上。
学习，是“成人”得以可能的基础。中国文化能够在历史的争鸣中吸纳、融合新的内容，体现了其开放性与学习能力。郭先生讲，“中国文明是学习的文明，强调学而知之，肯定知识理性”（《劝学》，页190）。中华文化有深厚的“劝学”传统。孔子教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开放地学习；教人“三人行必有我师”，是谦逊地学习；教人“学而时习之”，是快乐地学习。“我”非“生而知之”，但求“学之”“好之”“乐之”，在学与思的徜徉中，我们得以“成人”。
得儒、释、道之熏养，实现“成人”主体性的朗现。郭先生讲：“中国哲学的观念是从哲学家的伟大人格中流淌出来的，儒的真性、道的飘逸与禅的机趣巧妙地融合了起来。”（《儒道》，页141）可以说，儒、道的互动将人伦生活与自然世界并现，儒、释的交锋则彰显心灵的道德感与超越性。“自然”有其超越性，“心灵”也有其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内在于每个个体的生命中，具象于德性的启蒙、良知的朗现、主体性的觉醒。落实在人伦生活中，表现为人能自觉地运用知性的能力来摆脱对外在规范的依赖，开启自主的、内在的、对德性生命的追求。郭先生提醒说，“自识本心”是“成人”的前提，但“本心容易与习心（向外追逐、计较分别之心）相淆乱，习心或无明就成为发明本心的障蔽”（《佛禅》，页174），所以“成人”也是在磨砺中得到进境。
以礼乐安顿生命，是“成人”的社会性基础。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有礼乐而“定亲疏”“整风俗”“节制财物之用”“理顺社会秩序”。郭先生总结说，礼乐文明的建立“是在政治层面上，人把人当人看”，在社会层面确立“既有秩序，又有自由、合理的社会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在个人修养层面上，面对现代文化的危机，找到人情的安顿之所”（页58）。礼乐不兴而手足无措。简单到日常的言语行为、甚至信件信息交流，若我们不能接续传统，那么说话做事既不能准确，更谈不上美感。可以说，礼乐对社会网络上的每个人都形成规范性与约束力，但它在节制人的性格与行为时，也能让人心的善得到恰当的表达，手足有措、为人不惑。
三、何以“现代”
现代性是任何文化传统都无法回避的、持续性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转化的）目的就是现代中国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导言》，页7-9）从理论辐射的强度与范围上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包括制度与科学的问题、生活方式问题和天人之际与性命之源的问题。
制度与科学的现代性唤醒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人说，当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时，也引导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救赎。面临近现代的冲击，中华传统文化也向内掘发出自身蕴藏的现代性基础。从制度上看，中华文化在治世传统中积累了灿烂的制度文明，儒家讲“王道仁政”，是圣王“修己以安百姓”，施行养民安民、富民教民之政。郭先生指出，“儒学中蕴含着科学、民主、人权、自由之关系，儒家文化与民主、与平等自由观念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王道》，页263）“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王道仁政”为标准，“民主、人权、自由”都能够得以承托。但同时，要坚持“人民在政治上的主体性地位”，以现代性促进传统文化的转化。现代生活离不开科学技术，更离不开科学精神。但面对逃无可逃的科学技术，传统文化也有其反思与警惕。郭先生指出：“科学实践与文化精神在人类文化中担负着不同的使命，两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根本上说，良知是体是本，闻见是用是末。”（《天人》，页189）
生活方式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化对人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位。“人是目的”是中国文化发展一以贯之的原则，在当代传承中国文化，需要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律的道德良知之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社会礼俗、生活规范、网络交往、未来世界等等，都有赖于文化的更新与修补。针对新的社会形态，郭先生近来倡导新“六伦”建设，其中包括：“父母子女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姊妹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礼乐》，页61）除家庭外，工作交往、邻里社群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场域。人的社群属性、社会价值不断提升，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有了新的要求，摆脱工具性、实现创造性，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是对天人之际与性命之源的再反思。长期以来，中华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天人之际与性命之源。“在儒释道三家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在超越的终极归宿与世俗生活的张力下，安身立命问题更为凸显。……凡此种种，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超越与现世生存（圣与凡）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问题》，页276）来自世界与内部的张力，促使近现代中国学人不断地反思、转变、重启，借他山之石，找到并弥补自身的不足。用郭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的内涵、样态与表达予以改造，并赋予其时代性，激活其生命力”（《导言》，页2）。
无用情至深何以著此书，无尽心知性何以有此论。传统文化的灵根，需得人心之沃土方可再植。四十年来，郭齐勇先生“未尝一日废学、停思、搁笔”，反思中国哲学特质、重建中国文化精神，他深情地谈到：“我没有虚度年华，一直到暮年晚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会继续努力，为社会进步，为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我是这样爱你，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