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行走”和诚实的“在场”

1935年7月，四川松潘黄龙寺的一个夜晚，一位26岁的青年记者彻夜未眠，在日记中写道：“记者当值时，身披棉被，手持手枪，仰观满天星斗，耳听呜呜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所以终身奔劳不休者，特为生存之必要所驱使，并无特别之意义，故本于生存之必要而活动，此即为人生之真谛。”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面对大自然的苍茫与凛冽，人更容易触及“生存之必要”这一根本命题。对曾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爱国青年范长江而言，正是这种思考的迫切，驱动他行走于中国西北大地。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生于四川内江。他早年投笔从戎，后立志救国，转而投身新闻事业。1935年至1937年间，他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发表大量署名“长江”的旅途通讯，一举成名。这些深入西北的调查纪行，于1936年结集出版为《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初版即广受欢迎。后来《中国的西北角》再版9次，《塞上行》印行6版，在当时的出版界实属罕见。

1980年，为纪念范长江逝世十周年，新华出版社时隔40余年再版此书，由其夫人沈谱作序，依旧一书难求。2025年，适逢范长江西北考察90周年，其子范东升依据1930年代原版对全书进行整理、校勘与增补，推出《中国的西北角（勘注增补本）》。这一最新版本除收录《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全书外，还增入范长江所撰“红军与长征”系列文章及多篇西北评论、绥远抗战述评。该书纠正各版本差错近百处，新增注释千余条，并附地图与历史影像，体量达50万字。

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始于成都，途经西藏、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全程6000余里。关于此行初衷，他在《从〈中国的西北角〉到〈塞上行〉》中写道：“红军要北上抗日，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我想搞清楚这一个全中国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我自己关心的大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势下，即便有《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作保，他能依靠的也不过是“一个证件、一个名义”，既无工资与差旅费，文责亦需自负。支撑他前行的真正动力，是对西北战略重要性的清醒认识，以及“最好能到红军中去，彻底弄个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注定是一场考验体力、意志甚至生命的苦旅。他的文章在《大公报》持续刊发，视角始终紧扣读者所关心的民生现实。因此，文中大量篇幅描绘了旧中国西北地区的鸦片泛滥、交通艰难与民生困苦。即便是对那些曾予他方便的官员，他也未因人情而违背记者如实记录的准则，而是运用近乎史家的春秋笔法，在不能明言之处，隐晦“透露”。他在书中坦言，相关报道曾引发马步芳等地方要员的强烈不满，甚至使他遭到驱逐，足见当时写作环境之险恶。

西北地区历来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范长江以细腻笔触记录了汉、藏、回等民族的生活习俗与精神面貌。回望1930年代的西北，对当时大多仅靠报纸获取信息的城市读者而言，那是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他一路的忠实记录，不仅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更在日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新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该书作为经典文本，其影响延续至今。它启示我们，真正打动人心的报道，永远来自身体力行“跑”出来的新闻，来自“在场”的观察。正如他一贯强调的新闻原则：“勿以现实事实附会古代文章，或以古代文章曲定现代事实”；“必对于实际之事物，加以体察，始能得乎知识之真诠”。这不仅是方法，更是新闻人应当恪守的真诚。

该书在旅行文学的脉络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它在如实报道之外，兼具鲜明的文学品格与文体自觉。行文上承中国文人游记传统——从《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到近代梁启超的海外书写，再到陈渠珍的《艽野尘梦》，也与当下如罗新《从大都到上都》、胡成《榆林道》、杨潇《重走》等以“行走—记录—思考”回应现实关切的写作遥相呼应。范长江的纪行文字，以现代白话描摹地方风物，以记者视角展开叙述与评判，注重新闻真实与读者接受，而非囿于个人抒情。这种价值取向，亦体现出“五四”启蒙一代对“文以载道”的继承。

从世界新闻写作史的视野看，该书同样值得重视。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家盖伊·特立斯、琼·狄迪恩等人，倡导新闻的文学化表达，强调记者的在场与场景的沉浸。而范长江早在30年前，就已将这些手法娴熟运用于西北纪行之中。遗憾的是，受限于中文作品的海外传播条件，此书未能如《西行漫记》一般进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时至今日，重读《中国的西北角》，其意义不在细究作者个人经历与写作动机的枝节，而应看到它作为新闻史上里程碑的典范价值。它既是旅行通讯，也是新闻特稿的早期范本。范长江以身体力行的“行走”与诚实的“在场”，构建出报道的信度，也以精神饱满的叙事与生动的细节，增强了新闻的感染力。对今天的写作者与研究者而言，《中国的西北角》是一种持续的提醒：唯有忠实记录、独立思考，文字才能跨越时间，沉淀为可信的历史。而范长江先生那份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与实践精神，也将继续激励一代代追求“文以载道”的后来者，行走不息，记录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