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细节说话，让人物说话
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最新出版的《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是他百万字“航天系列”报告文学中的又一力作。众所周知，黄传会曾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国“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等“反贫困系列”报告文学赢得广泛关注，确立了他在中国报告文学界的特殊地位，也曾以“中国海军三部曲”、《国家的儿子》《潜航》为代表的“海军系列”报告文学和历史纪实，将自身的文学写作推向更厚重、更宏阔、更波烈涛雄的领域。假如说，“反贫困系列”写的是大地、是民生，“海军系列”写的是历史、是家国，那么“航天系列”写的就是时代和未来。“航天系列”包括了已出版的《中国北斗传》《仰望星空》和即将出版的《火星，我们来了》三部，这里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深入中国航天事业这一神秘而陌生的领域，为“中国航天人”和中国航天事业勒石立传的这三部书，都完成于疫情三年期间，此时的黄传会已年逾七旬，仍然辛勤奔波在采访途中，仍然忠诚于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仍然对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与艺术呈现，抱持着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探索、实践精神。
黄传会曾多次与笔者谈及报告文学的创作问题。我们有一些共识，那就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无论是过往、当下、还是未来，其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终归是“文学”。它的时代要求也好，新闻视角也好，文体发展也好，终归要熔铸、醇化成“文学”而呈现出来。正因为有这种本质属性，报告文学才有了卓立于纷繁多样的传播样式之中的“底气”。此其一也。其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仅属于这一“文体”的“文学性”，它有文体的强制性要求，有内在的创作规律，有独特的延展空间，有特定的技巧方式，有可以借鉴于其他文体、又独属于自己的“写法”。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报告文学作者与评论者，还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其三，“笔墨当随时代”，报告文学既是“文学”，就一定要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以适应美学观念之变、审美意识之变、传播方式之变、接受心理之变、阅读样式之变，使文体自身永远保持生动的活力。因此，作为报告文学作者，不仅要关注题材是否重大、背景是否广阔，甚至如常所说“关注题材是否有‘爆炸性’”，也有理由、有必要关注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文学性”。我读《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可以感受到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骨骼血脉中澎湃着崛起的力量，可以领略那个铸造“大国重器”的“神秘部落”中每颗星斗、每粒汗珠的闪光，而就文本而言，最深的感触却是作者对“孙家栋们”的“文学书写”——它在报告文学文体“文学性”上的探索和实践，同样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有很多内容，对报告文学文体如何营构和彰显其“文学性”，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细节的捕捉与文学的发现。谈到报告文学文体的“文学性”问题，黄传会常说：“细节里，有黄金”，这一认识贯穿了黄传会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民族对杳渺太空的伟大进军，作者怀着向从事这一伟大事业的人群深情致敬之心走进“航天部落”、走进“探空历史”，对“仰望星空者”予以穿越时空的“仰望”，其所见，必然是繁星满天、万象森罗，历史的曲折、成败的莫测、事业的艰难、技术的艰深、科学的未知，汇成一条波涛奔涌的事件之河、情节之河、细节之河，置身河边，作者拥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选择的可能，而这个选择过程，恰恰是作者匠心独运的过程。
于是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了“星空眺望者”孙家栋那双“渐渐眯缝成一条线的眼睛”——60多年前，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孙家栋，他那双眼睛就是这样“眯缝”着，可“一旦睁开，便闪闪发亮，目光敏捷而犀利”；60多年后，女儿发现年迈的父亲这双眼睛不时离开电视屏幕上的轻歌曼舞，引领他步履蹒跚去往阳台，去独自眺望静谧的星空……60多年的时间跨度，60多年的航天奋斗，因一双眼睛的“眺望”而深邃、而生动，定格成一种既难以磨灭，又引人遐想的文学形象。类似这样的描写在《仰望星空》中，随时可以看到。
这种对细节的捕捉与文学的发现，显示出作者对报告文学文体“文学性”的某种思考和实践尝试。为此，作者阅读了五六百万字的科技资料，付出了几百小时的采访，对上百名航天人做过深入采访，这样的过程不仅止于对航天事业的宏观解读，更在于捕获一闪而过、稍纵即逝的细节，尤其在于对这些真实细节的文学价值的发现。作者的创作过程，似可归纳成如下链条：沉浸于真实的“事件之河”——捕捞出浑金璞玉的细节——擦亮成闪闪发光的文学表达，由此形成了一个报告文学写作的完整范式，其中，深度的“沉浸”是先决条件；不懈的“捕捞”是重要环节；精微的“擦亮”，则成了报告文学文体“文学性”得以存在、得以显现的关键。
结构的力量与素材的“跳剪”。作为一部以28万字的体量、书写60多年“航天史话”的作品，如果没有精当、坚实、有力的文学结构，很难赢得读者的关注、唤起读者的共鸣。黄传会在《仰望星空》的创作中，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结构力量”，打破常规，运用了背景制造、节奏加速、冲突加剧、素材“跳剪”等多种手法，让作品的文学性凸现出来，主题“提亮”起来。
如作品的开篇，作者暂时放下孙家栋不表，转而逐一讲述钱学森和“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回归祖国、投身国家建设之路，这种出乎意料的起笔方式，意在构成孙家栋为代表的整个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时代背景，新中国的崛起为爱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辽阔浩瀚的星空，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率先响应时代的召唤，引领孙家栋这一代人向着星空聚集、发亮。这种大开大合的构思，充分显示出报告文学结构之美。
再如面对美、苏两个大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进展，中国航天事业正式起步。作者在描述这一具有国家战略决策意义的历史过程中，借鉴了电影电视传媒的“跳剪”技术，在极短的篇幅中，带领读者见证了毛泽东掐灭烟头后的宣告、维吉尔·格里森等三名美国宇航员殉难前的最后声音、钱学森与孙家栋的初识、毛泽东观看“‘土法’卫星‘发射’”、陈毅说大清辫子、周恩来对聂荣臻的重托，以及陈赓、张爱萍、刘华清等一代共和国缔造者围绕人造卫星发射试验的忙碌身影……呈现出一种时而惊天动地、紧锣密鼓，时而突逢顿挫、奔马勒缰的节奏感、紧张感，带给读者别致的文学阅读体验。
一般文学传记的写法，往往是从传主的出身历史写起。而在《仰望星空》中，作者有了独具匠心的安排——作为首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负责人，在卫星发射的关键时刻，却因“富农出身”问题，不得进入发射基地。作者把传主的家族历史和少年成长经历，放置在这样一个紧张的矛盾冲突焦点上回述，其所形成的戏剧性冲突和强大的情节张力，让人感同身受。
“接受”的转变与议论的节制。中国报告文学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过不同的风姿范式。宏阔惊警的“议论”、天风海雨的“抒情”，曾是中国报告文学最鲜明、最诗意、最绚丽的色彩，为报告文学读者所推崇、所倾倒。从某种意义上讲，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报告文学一经复苏，就是煽动着这样一双翅膀飞翔的。
笔者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经历近半个世纪时光流转、风华演变，读者的阅读习惯、接受心理都在悄然转变，特别是在互联网信息左右生活的当下，无论我们名之曰“大众传媒时代”，还是名之曰“网络——个体时代”，群体认知的“一致性”、群体情感的“持久性”、群体表达的“趋同性”，都在向“个体性”转化。从传媒社会学的角度看，报告文学同样是一种传媒产品，它原有的论说性和抒情性，都可能由此受到冲击、发生改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的叙事策略，或许将更专注于“人”与“事”的主体地位，而不再倾向于作者视角的议论风生和情感输出。
我读《仰望星空》，乃至回想阅读黄传会所有报告文学作品的印象，深感他比较早地洞见了这一文体发展的隐秘堂奥。他的风格是沉潜而不事张扬的，是节制而不使泛滥的，创作中极力回避作者以“上帝视角”纪事论世，总是在为可议可论之事，寻找真实细节的依托；总是让丰沛的情感，融汇在记述对象的一呼一吸中。由此我们看到这种“让细节说话”“让人物说话”的创作理念，既符合报告文学文体“新闻性”+“文学性”的特质，也适应着读者的接受情态。
黄传会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只写了一句饱含情感的议论：“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我们一向都说“中国报告文学的根脉可以上溯到《史记》”，我想，从这个角度去解读黄传会的《仰望星空》，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别是它的“文学性”，获得新的认知角度和欣赏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