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版图上,一股以动物为叙述核心的创作潮流已蔚为大观。从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到杨志军的《藏獒》,从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到王松的《双驴记》,从次仁罗布的《放生羊》到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动物叙事成为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颇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我这里所说的“动物叙事”,是指以人与动物的生命关系为叙事核心,聚焦非人类生命主体性与存在价值,并通过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纠葛与情感联结,来回应现代性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与精神困境的一种叙事类型。它既不同于传统寓言书写中动物的符号化运用,也有别于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拟人化修辞,而是依托独特的动物话语方式,立足民族生活与生命经验,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作家的现实思索,从而为当代文学创作注入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
传统根脉与外来镜鉴:当代动物叙事的生成语境
这股创作热潮并非偶然,而是在传统积淀、西方影响与时代境遇三重维度的合力作用下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有关动物的伦理思想源远流长。譬如,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思想,揭示了天人不相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道德关怀从人际扩展到了整个生命世界。从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到宋明理学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始终保持着一条超越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血脉。佛家东传后,“众生平等”“戒杀护生”的理念与本土“物老成精”等民间信仰相融合,将一种尊重生命、慈悲为怀的伦理态度内化为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与精神传统。这些思想资源蕴含着丰厚的生态智慧与和谐理念,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为中国当代动物叙事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传统的伦理根基与精神依归。
20世纪兴起的西方动物解放思潮,不仅为世界范围内的动物叙事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也为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参照。从彼得·辛格《动物解放》中“一切动物均为平等”的主张,到汤姆·里根对动物生存权利的论证,再到玛莎·努斯鲍姆、唐娜·哈拉维、凯瑞·沃尔夫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动物权利”“人与动物之关系”的拓展……这些理论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动物叙事的理论基础,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塑造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视野。当然,这种影响更多体现为一种时代性的思想氛围和问题意识的共振,中国作家并未简单移植这些理论,而是将其与本土“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相融汇,在对话中生发出具有自身脉络的叙事路径。
更为关键的是,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挑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经历着结构性重塑。随着生态保护实践的广泛推进、生态保护意识的深入人心,作家们对于动物叙事、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因此,当“人类世”的困境正在叩问着我们每一个人时,中国当代作家给出的回应是:敞开胸怀面对世界性的思潮,同时回到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答案。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一场深刻的对话由此展开,叙事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主体觉醒与视角革新:动物叙事的伦理范式转型
无论是乌热尔图笔下鄂温克森林中那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公鹿,还是陈应松笔下神农架深处那只孤独起舞的豹子,抑或王松笔下那两头以自焚完成终极反抗的黑驴,这些当代叙事中的动物形象,与传统书写中的动物已判然有别。自先秦早期动物寓言,到以《诗经》比兴为代表的诗歌传统,再到魏晋志怪、唐宋传奇直至明清小说,动物始终以“文化生命”的姿态发挥着叙事载体与道德寓意的功能。而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动物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它们不再是道德说教的符号,也不再是伦理规训的媒介,而是拥有独立情感、意志与尊严的生命实体。正如张炜在《三想》中所言,人与动物之间“不是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的关系,更不是人与动物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一种动物与另一种动物的关系,而是地球上的一种生命与另一种生命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平等”。这种平等,正是当代动物叙事伦理变革的起点。具体而言,这一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动物形象实现了从“转喻型”到“拟实型”的根本变革。所谓“转喻型”,指动物主要作为意义的载体,服务于人性议题的象征性表达,属于“以兽喻人”的叙事传统;而“拟实型”则意味着作家致力于还原并再现动物作为生命本体的真实面貌,赋予其不可化约的生命价值。在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中,那头雄壮的公鹿不再是猎人的附庸,而成为鄂温克民族精神的象征。杨志军的《藏獒》中,“冈日森格”以忠诚、勇敢与智慧成为青藏高原精神的生动写照,其个体生命的终结也喻示着传统草原秩序的改变。郭雪波的《银狐》中,银狐“姹干·乌妮格”的生存抗争,则映照着人类寻找精神家园时的挣扎与希冀。这些动物形象的塑造,使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动物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获得更为丰富的表达,非人类生命本身逐渐成为被发现的主体性存在。它们在各自的文本语境中展现出不同的生命特质:有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有的勇敢机智、威猛无畏,有的友好忠诚、情感丰富,有的纯净通透、率真质朴。作家在创作中着力渲染和塑造动物的情绪与性格,使其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展现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其二,叙事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翻转,由“人看动物”转向“动物观人”。很多当代作家转而采用动物视角作为主叙述视角,以非人类的感知方式观察、体悟人类世界。这种间离效果使叙事获得了独特的批判锋芒与伦理反思空间。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以一条大黄狗的视角展开叙述。它虽通晓人事,却并不懂得“文革”给主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只记得日常相处中的温馨与善意。这种“局外人”的目光温润地弱化了历史的沉重,叙述笔调随之轻快舒展,让读者获得了不同于一般伤痕文学的审美体验。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小说通篇以豹子“斧头”的第一人称展开。在神农架,它以一种全然非人的目光打量着那个野蛮而破碎的世界。这种视角赋予叙事一种近乎残酷的清醒——当人类与动物的生命空间已无路可退,孤独的豹子便成了这个时代最后的见证者与言说者。莫言的《生死疲劳》更将这一手法推向极致。小说以西门闹的六道轮回为主轴,让其先后化身为驴、牛、猪、狗等动物,每一世都以动物之身审视乡村历史与人性变迁。动物之躯与人的记忆重叠在同一个角色身上,使小说在荒诞中抵达真实,于戏谑中完成了对历史与命运的深沉叩问。
其三,在伦理模式上,当代动物叙事拓展出更为复杂的道德困境与思考空间。赋予动物以生命尊严,这只是叙事的起点。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当动物化身为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人与动物的相遇便不再止步于温情脉脉的和谐共处,而是不可避免地转向对人性溃败的审视,乃至对文明本身的追问。陈应松的《太平狗》中,忠犬“太平”历尽磨难瘸着一条腿回到故乡,它的主人程大种却永远留在了城市——狗回去了,人回不去,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残酷的对照。笛安《莉莉》中的母狮莉莉,半生的飘零与困惑,何尝不是现代人精神处境的隐喻?它在原始野性与人类情感之间游移,映照出我们在文明与本能之间永恒的摇摆。王松《双驴记》中黑七以自焚完成的终极反抗,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老黄牛面对死亡时的平静从容……这些作品都把人物推入无从逃避的伦理困境。无论人还是动物,都被置于选择的夹缝里,无法以现成的善恶标准简单裁断。而镜子所照见的,不只是个体的道德困境。当现代性浪潮不断冲刷着民族的文化根基,动物便成为承载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媒介。乌热尔图笔下的公鹿与驯鹿,阿来笔下的鹰与蛇,郭雪波笔下的银狐与苍狼……这些深植于民族民间土壤的动物形象,映现出文化根脉的断裂与坚守。
去符号化的形象塑造、视角的翻转,以及伦理困境的深度开掘,这三个层面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人与动物的关系,正从“人与物”的支配逻辑,转向“他者与我”的伦理相遇。这种转向,让文学获得了深度介入当代精神危机的叙事能力,也使动物叙事从一种题材类型,升华为具有伦理实践意义的文学品格。
生命共情与文明互鉴:动物叙事的多维价值及世界面向
正是这种以动物为主体的叙事转向,使当代动物叙事获得了超越文学本身的多重价值。首先,从文学自身层面看,这些作品通过对动物生命的伦理关怀、对人心的唤醒,以及对理想民族性格的塑造,深度介入现实生活与精神处境。譬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陈应松的《豹》等长篇小说,阿来的《蘑菇圈》、王松的《红骆驼》等中篇小说,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次仁罗布的《放生羊》等短篇小说,共同构成兼具民族根脉与世界眼光的叙事谱系,为中国文学参与全球伦理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扎实的文本支撑。
其次,就社会价值而言,当读者在跨越物种的情感共鸣中重新感知生命的重量,其对自身的理解、对他者在世界中位置的认知,都在悄然改变。当代动物叙事从生态伦理层面看,是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文学回应。它通过赋予动物以主体性,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习惯,促使读者在情感共鸣中反思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动物不再只是被书写的对象,而是与人共同构成了叙事的主体。这样一种写作实践,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情感认同基础。同时,它也是对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深度疗愈。在技术理性日益膨胀、人与自然日益疏离的今天,这些故事通过呈现人与动物之间的真挚情感,唤醒人类被物质主义遮蔽的良知与善性,为迷失的现代心灵寻找精神家园提供了宝贵的叙事参照与情感慰藉。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可简化的多重的、错综复杂的、可以被重塑的关系。”
从更宏阔的视野看,植根于“天人合一”传统与“万物有灵”信仰的中国动物叙事,正以其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回应全球性的生态困境,为世界文学贡献不可替代的中国经验与伦理智慧。乌热尔图、阿来、石舒清等作家深植于民族民间土壤的创作,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将中国的传统生态智慧呈现于世界面前。从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文脉中开掘资源、汲取营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构建具备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动物叙事话语体系,中国动物叙事必将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为全球动物叙事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当然,中国当代动物叙事仍处在探索与生长之中。也正因如此,这一叙事类型才值得我们持续投以深切的关注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