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蛟：半是沧桑半少年
2010年，徐海蛟度过了漫长的抽屉文学尝试阶段以及报纸副刊写作阶段之后，一篇2万字专辑《徐海蛟创作的多样性》在《文学港》刊发。当时，作为刚到而立之年的80后青年作家，徐海蛟一直徜徉在纯文学的天空之下，诗歌、散文、小说……任何体裁、题材他都愿意尝试，表现方式也颇具多样性。
如今，十年已过。在小说家和诗人占据写作者数量优势的时代，徐海蛟更愿意说自己“主要是写散文的”。从乡村小品文到历史之问、人性之思，徐海蛟的散文写作呈现出越来越开阔的气象。从故乡故事写到普罗大众，再到历史人物，徐海蛟在虚构与非虚构的标尺中细细丈量。
如果说徐海蛟的一部分写作是回望历史，那另一部分则是“面向未来”。在他看来，一位优秀的作家至少有一本书是写给孩子的。正如他所追求的文字品格：真诚、真实，“孩子是整个读者群体里最真诚的部分。”
世故与童真在岁月轮转，未来与过去在纸上纵横。这就是徐海蛟，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他身上同时还住着一个古人，以及一个少年。
徐海蛟，浙江宁波人，80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曾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储吉旺文学奖等奖项。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家》《青年文学》《散文选刊》《雨花》《西湖》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两百多万字。著有《亲爱的笨蛋》《山河都记得》《故人在纸一方》《别嫌我们长得慢》《孩子的世界你不懂》等13部作品。
一、故乡
《山河都记得》
作者:徐海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记者：在散文集《山河都记得》中您写了故乡和亲人，以及自己的童年、少年时期，里面藏着作家的生命屐痕。好像很多作家最初的创作都是从自己、从故乡写起。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成为一个作家？
徐海蛟：如果确切计算开始写作的时间，应该是1993年或1994年的样子，那会儿我读初中一二年级，比较明晰地意识到在写作这件事上，能够赢得来自语文老师的赞赏，出于无知者的无畏，在心里确定了一个当诗人的理想。迄今依然记得初中语文老师和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在我的学生中诞生一位真正的作家。”这位老师青少年时代有过作家梦，他自己梦想破灭了，便想着要让这个愿望在自己女儿身上延续，但随即发现女儿不是写作的料，于是这点期盼就转移到学生身上了。他的课堂上，学生们走马灯般，换了一茬又一茬，或许只有一个人在心里悄悄记下老师这一愿望，这个人就是我。这可以视为我爱上文学的契机，但不是我成为作家的契机。我想，一个人要成为作家，过程是缓慢的，一定是命运使然，在反复淘洗后选中了我，让我不得不以文字的方式过一种精神性的生活。命运在哪一天选中我，便是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契机。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山河都记得》是延续了莫言、陈忠实、路遥等从事“故乡写作”这一代作家的风格走下来的，作为一个80后，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您的写作受上述作家的影响大吗？（或者展开谈谈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
徐海蛟：陈忠实和路遥，对少年时代的我的确产生过影响，我在13岁那年读完《平凡的世界》，当时萌生一个念头——自己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动笔开写，遗憾的是，当写到大概2万字时夭折了。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我大约18岁读的，当时这部作品像惊雷一般响彻我后青春期的夜晚，让我震撼不已。
但我的故乡写作，并非脱胎自他们这一代作家，80后作家面对的故乡和前辈作家们面对的故乡截然不同。南方山村里走出来的作家与中原大地上走出来的作家，对故乡的印象也截然不同。我的故乡在消亡，许多原本稳固的东西已分崩离析，我们在书写故乡时，有许多不确定感，更像是为那片最初的土地唱一曲挽歌。而陈忠实和路遥的故乡是稳固明晰的，有许多他们可以坚信的东西在里头。
说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似乎有点难以回答。因为这是分许多个时期的。几乎每个时期，都有这么一位作家站在我的背后，让我仰视，让我颤栗，或者让我五体投地，但这样的作家不是固定单一的，他们总随着我的生命阅历改变而发生改变。例如少年时代我特别迷恋余光中和泰戈尔，青年时代喜欢余华，后来喜欢汪曾祺，有一段时间我又觉得若泽·萨拉马戈很好，读卡夫卡的时候，我也感到痴迷。很长一段时间，我又特别喜欢乔治·奥威尔，喜欢他的冷峻和洞见。
记者：您曾说，自己有过两个“故乡”。故乡一直是文学永恒的母题，故乡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在您创作中有怎样的位置？
徐海蛟：故乡确实是文学的母题，我说的“两个故乡”是指地理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故乡。这两个故乡可能是重叠的，合一的。但到了后来，它们有可能分离开来，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我最初的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已经沦陷，它由我生命中的应许之地变为陌生之地，但同时，我试图以汉字为自己确定文学地理，确定另一个心灵意义上的故乡。
故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最初出发的地方，它并不是完美的化身，我已经没有那种“水是故乡甜”的情结了，它对我的意义大概是我最初用来观察人、体味人间情状的地方。
记者：《万物带来你的消息》是一篇广为转载的散文，文字情深意切、真挚动人，感动了无数读者。您在不止一篇散文中写到过父亲，父亲离你而去，父亲却又无处不在。请问您心中，父亲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您笔下的父亲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父亲，有什么相同与不同？
徐海蛟：父亲对于我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存在。由于他过早地离去，在我生命里产生的实质性的帮助可能不大，但在心灵里，他是某种精神的图腾，就像头顶的月亮。我们或许不借助月亮完成与现实相关的事，但月亮是一种抚慰。我笔下的父亲和其他文学作品里的父亲，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我没有以仰视或者拔高的方式来书写父亲。父亲在我看来是一个文学形象，既和我存在血缘关联，又是我以旁观者身份看待的对象。他是一个文学人物，有着一个生动有趣的人所具备的全部人性的丰富和热烈。
二、 古今
记者：继《纸上的故园》里书写故乡微小的事物之后，您开始从熟悉的人事转向现实中更为广阔的人群：进城的山里人、背井离乡的人、命运遭际格外艰难的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长篇散文《无法抵达》（于2016年获得“人民文学新人奖” ），您为什么将目光聚焦在此类人群身上？
徐海蛟：当时，我一直在思考人的迁移问题，在发展中的中国，其中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恐怕就是“进城”，这是涉及庞大的几千万乃至数亿群体的迁徙。这些远离乡土、抵达另一个陌生场域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境遇如何？我就想以自己的笔写下他们的期盼、梦想和挣扎，写下他们翻过山，趟过水，走了八千里长路，灵魂却被卡在了路上的茫然和无助。
《故人在纸一方》
作者:徐海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记者：随着《故人在纸一方》于2018年推出，您的散文写作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开始从乡村叙述转向当下叙述，继而又转向写古人。在书中，您与24位历史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请问是什么促成您在写作对象上的转变？
徐海蛟：促使我不断尝试新的叙述题材，应该是散文写作的局限性吧。散文是一种需要作家依托生命经验完成的文本，这种生命履历像砂砾里的黄金，珍贵又稀缺，并不能支撑着一个作家长久地写下去。所以写作者必须不断拓展写作的题材和疆域，向自身以外的地方去谋求，找到契合自己气质的方向，用力开掘进去。
记者：《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曾评论道，看《故人在纸一方》有种“灵魂附体”的感觉，您时而与历史人物对话，时而成为了历史人物本人。我们知道，写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虚构，但又不得不有所“虚构”，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自己在写作之前做了什么样的功课？
徐海蛟：如何在虚构和非虚构间取得平衡，确实是历史书写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毕竟文学不是历史，但历史的文学又不能是纯粹的戏说。那怎么办呢？我的想法是主体事件不变，必须下苦功夫去考证，去故纸堆里耙梳，而细部，尤其事件发生时的场景、人物的心绪，需要作家的虚构能力去补充，所谓“历史结束的地方，是文学起飞的地方”，那部分就是历史结束的地方。明晰的史实好比一个建筑的外部框架，而虚构的部分就是房间内部的软装。
写作历史之前，最大的功课就是收集、阅读史料，以做学问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当你掌握足够多的史料时，你才会拥有相应的话语权。
记者：能否透露一下您现在手头上的散文创作。
徐海蛟：我正在写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文人科举的散文集，在这本集子中，我将系列展现中国文人科举失败的故事。从杜甫、李贺、温庭筠、柳永、姜夔、唐寅、徐渭，再到顾炎武、金圣叹、吴承恩、蒲松龄等。他们都曾遭遇科场失败，入仕无望的打击，都曾经历一段生命的晦暗时光，有些甚至贯穿终身。同时，他们又在命运嘲弄中，在沮丧与孤独中，不断开拓灵魂疆域，让身体和心灵在天地间完成了高贵的壮游，并在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不朽篇章。这些伟大的灵魂，他们的生命没有按照既定方向进发，去赢得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但他们更改了命运的底牌，并成为人类苍穹中永远的星辰。
三、童真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位优秀的作家至少有一本书是写给孩子的。最初是什么让您想到为孩子们写书？
徐海蛟：我是一个有着儿童情结的人，或者说从天性深处看，我的身体里可能潜藏着一个孩子，那部分孩子气的天真恰恰是应该献给儿童文学的。我想，一位真正的作家，确实应该给孩子写书，因为只有赢得孩子们的尊重，拥有了这样一批读者，你的写作才是面向未来的。另外，我想告诉所有写作者，孩子是整个读者群体里最真诚的部分，他们说喜欢你的书，或者说“徐老师，你的书我读了五遍”，那是真的读了五遍。
《亲爱的笨蛋》
作者:徐海蛟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01月
记者：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您写下一部儿童文学长篇《亲爱的笨蛋》，您曾说“故事里人性的热烈和万物的仁慈安慰了我”，使自己并不孤独。请问这部小说是计划中的写作，还是偶然的灵感？这部书之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徐海蛟：写这本书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没有想到写完六万字之后，疫情发生了，剩下的部分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我在执勤之余，在一个社区的办公室，或者午休时候，在汽车的后排写作。这是一本关于真话的书，我想在当下这个时代呼唤真话，尤其呼唤孩子们讲真话，这有深远的意义。
记者：放眼文坛，身兼散文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的人并不多见，您如何兼顾这两种文体的创作？您之后还会尝试比如诗歌、小说的创作吗？
徐海蛟：哈哈，其实身兼散文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的人并不少见。现在很多作家都涉足了儿童文学领域，仿佛那是一块喷香的蛋糕，不去分一块太可惜了。我一直有尝试小说的创作，而诗歌，在我18岁到28岁的时期，几乎天天都在琢磨着如何写出漂亮的诗句来。在青年时期，有评论家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创作多样性研究的文章。
今后，我想我要做的不是将写作的题材变宽，而是恰恰相反，要将写作题材的切口变小，更单一才好。
记者：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海蛟：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用来印证自身存在的方式，它也是一个盾牌，对抗遗忘和生命的无意义感。我用文字清理内在的秩序，也用文字建构心灵的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