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我的批评志趣是力争专业性、当代性和思想性的融合
沈杏培，男，1980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江苏省首届青年社科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南京师范大学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人选、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出版《私想文学》《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3项。荣获第六届江苏文学评论奖一等奖、第二届江苏紫金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第三、四届江苏文学评论奖二等奖、首届江苏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紫金山文学评论奖、金陵文学大奖、江苏省社科成果优秀奖。
记者：在《正义与及物》一文中，你提到，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正义”与“及物”的内在属性，而在此前的文章中你提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批判性和趣味性。这是四个具有意味的词汇，也代表了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的特质，请谈谈你的理解。
沈杏培：什么是好的文学批评，见仁见智。本雅明对批评家有一个比喻，称之为“炼金术士”，他说不断生长的作品是一个火柴堆，批评家是炼金术士，他将现存无用的素材转化成永恒的真理金丹。我在关于文学批评的两篇文章中具体探讨了好的文学批评的属性，并将正义、及物、批判和趣味视为理想文学批评的品性。比如正义，我欣赏那种爱憎分明、充满正义的文学批评，有时尽管会以某种粗暴的形态出现，但它们是建设性的，是文学的真正有意合作者。及物，是需要不断重申的重要批评属性。文学批评是以问题作为导向，在鉴赏和评价文学中体现着学术理性的心智过程。如果把这种复杂过程简化为一种随兴所至的活动，这种批评一定是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也会成为空洞无物的“不及物”批评。批判性的立场也很重要，没有立场或是缺少价值评判的文学批评一定是糟糕的。趣味的文学批评更是一种美好期待。趣味生动的话语、修辞与文风，是当下文学批评所缺乏的品质。朱光潜认为，大师笔下，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严肃常常化成一片，不但可耐人寻思，还可激动情感。我敬重并钦佩融合了这些特质的文学批评。
记者：由此延伸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批评家是否应该具有一种恒定的批评观，可以个性，也可以不断革新，但它在大的方向或曰价值取向上应当是恒定的，指引着批评家做出真正的批评？
沈杏培：你所说的批评家应该有相对稳定而自洽的批评观，我非常赞同。从个人偏好来看，我比较欣赏别林斯基式的批评风格，诚挚勇猛、凌厉尖锐，而又精准有力，他为后世的文学批评建立了一种崇高的美学标杆和批评人格，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实践具有高度的介入性。这里首先要区分一组概念，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前者介入并干预文化现实，后者则更接近于传统的专业研究。约瑟夫·诺思在近作《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中，将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史视为“批评”与“学术”两种范式的博弈，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个性化、介入性的文学批评逐渐让位于历史主义/语境主义的文学研究。在这种转型中，诺思所看重的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思想话语”（intellectual discourse），蜕变为一种知识话语。我在近几年的学术实践中，总是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做死学问，要注意学术的当代性，体现专业性、现实性和思想性的融合。缘此，我在研究中深入关注疫情时代文学的叙事伦理、当下小说中的善恶书写、当代文学中的青年问题、当代文学批评的求疵传统等极有当代性和现实感的问题。总之，我理想中的批评家，不仅会“寻美”，更敢于以“求疵”立场介入各种文学现象/病象，这种介入看似冒犯显得粗暴甚至略显激愤，但它是善意而真诚的，是充满建设性的。
记者：你于2018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学术影响较大，论文指出当下文学批评和研究实践中存在着在事物与事物、现象与现象之间强行建立关联的征候。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一次指正，甚至它也是与批评理论所结合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它被杂志转载和获得奖项。所好奇的是，它指向了你文学批评事业的一种志趣吗？它对当代文学批评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沈杏培：这篇文章属于我的研究中为数不多的“金刚怒目”式的求疵论文。探讨、追溯文学现象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内在关联、因果关系、影响效果，从而揭示文学的内在本质与历史真相，彰显文学的“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这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意和常见路径。我经常读到一些学术实践在建构这种关系或关联时，显得勉强、松散，甚至虚假、无效。究其因，由于学力不逮、史料储备不够，或是学术方法不当，造成关联弱化或缺失。我将这种学术方法概括为“强行关联”，并将这种病症归纳为松散关联、虚假关联和庸俗关联。通过这种研究，我最后想指出的是，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科学有所不能，因而承认学术的有所“不为”和有所“不能”，是学术人应该有的职业精神。这篇文章体现了我的学术勇气，彰显了一种“不隐恶不虚美”的批评姿态。
记者：事实上，文学批评不应当是凌空虚蹈的，它必然应该与当下的文学现场相结合。在你的文学批评中，对于史料和当下批评的有效结合，在历史感与文学现场之间穿行，这应该是你学术研究的一种特质，既显示了你的个人才情，也显示了你的学科视野。
沈杏培：在这一方面我有着比较自觉的认知和实践。我的研究起步于中国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的阐释，研究之初，对史料的介入和历史语境的关注并不太多，后来慢慢发现无论是作家与作品的解读，还是文学现象的分析，都离不开对研究对象所处语境的了解甚至勘探。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也成为我常常用以自励的学术方法。我在学术研究中，自觉把“历史化”和“整体观”作为两种基本研究方法，也即，无论是研究具体作家、文本，还是思潮、现象，都尽可能地进入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以论从史出的学术方法，在相对完整的历史线索中还原、解释事物的既有逻辑；另一方面，我非常注重以整体视野来观照研究对象，通过读全集、知全人、还全境的方法，对学术问题与研究对象进行理性阐释。近几年，我在毕飞宇、王蒙，文学资源与新世纪作家等研究方面，体现了这样的学术自觉。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来说，当下性和历史现场也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维度。诺思认为提倡文学研究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可以促使学术范式突破已有瓶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诺思强调的实际上是萨义德所说的突破专业主义，关注当下，积极干预文化现实这一主张。我的很多同行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也在努力向他们学习，通过会议、专题争鸣、工作坊、学术访谈等方式积极介入到学术现场，见证、参与当下文学生产。
记者：你研究中的一大关注点，是“青年”，既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文学中的青年问题，又将思考的触角延伸到当下社会。为何关注“青年”，青年话题有怎样的现实价值？
沈杏培：青年问题作为一种问题域，从社会学意义上，和儿童问题、老年问题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只不过，当我和我的同行们将青年问题作为一种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更为关注的是青年叙事中体现了文学知识分子怎样的青年建构和现实反思。自现代以来，青年问题一直是一个核心命题。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文化塑造了不同的青年角色与青年主体性。青年在近一百年的历程中，经历了角色和姿态的巨大变化，到了新时期语境下，从城市“边缘人”高加林，到都市“新穷人”陈金芳、涂自强、汪长尺，再到当下更年轻一代的青年，我通过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个不同阶段的青年叙事，试图追问的正是青年主体性建构和消失的问题。这些论文都不是简单地描述青年的现实处境，同时更包含了我的价值评判。关注文学中的青年问题，其实是在专业视角下具体考察作家群体关于青年的文学建构和文学想象，也是在社会、伦理、政治维度考察青年治理和青年秩序问题。
记者：你的个人经历相对而言是丰富的，最后选择了治学。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2013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学术荣誉，是否也坚定了这种选择？我认为，是文学和学术研究，在某个层面上吸引你将其作为一种终生事业，是否如此？如果确乎如此，是在哪一种层面？
沈杏培：我的个人经历谈不上有多丰富，但确实经历了对几个职业的体验、甄别与选择。几种职业经历丰盈了我的人生，同时我也欣喜地觉得大学教师是我最理想的归宿。这种职业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受到家族因素的影响，根本上还是大学的那种优雅和自由的氛围吸引我。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学时期我在这个方向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兴趣，硕博期间师从朱晓进先生并接受了比较严格的专业训练。2013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但确实提振了自己的学术信心。这部论文这些年经过多轮修改和完善，前段时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也算对学术起步阶段的一个小小总结。
你所说的职业吸引和将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终身事业的动力问题，确实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对于职业的意义问题，我们需要在自己内心完成其意义赋予和动力来源，否则我们很容易会产生职业倦怠。马克斯·韦伯将学术生活称为“一种疯狂的冒险活动”，他认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没有一种对这个职业的“热情”，即便知识渊博和内心虔敬，也不能获得很大成就。对于我来说，对学术研究的这种浓郁的兴趣和持久的“热情”，是我至今仍具有的一种状态。回想这些年的研究实践，我似乎从没有感到过痛苦，即使写博士论文我也没有失眠过，也没有大把掉过头发，写论文做研究作为一种智识活动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快乐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