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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铮:写下去,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

2026-11-16 1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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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铮,北京作协理事,著有《三叉戟》《双刃剑》《藏锋》《打击队》《名提》《猎狐行动》等

故事和案件对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我更看重的是与众不同的故事火种

记者:你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小说被改编成很受欢迎的电视剧,你有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吗?你的文学作品为何如此受影视圈关注?

吕铮: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作品并不被看见,也不被看好。我第一部小说写于2003年,2004年出版,当年由于涉案剧内容泛滥,广电总局加强对此类题材审查和播出管理,而我的文学创作写的正是相关题材的。所以从创作之初,我就没那么功利,写作的初心是发自内心蓬勃的表达欲,想要和他人分享。写作的底线,是能给自己的人生留下痕迹。创作前十年,都处在训练、蛰伏的阶段。

转机出现在2011年。写作七年后,我从鲁院结业,写出了《赎罪无门》,讲述一名只剩六个月生命的老警察,用尽余生追捕嫌疑人的故事。这部作品被影视公司看中,2016年改编成电视剧《爱的追踪》播出。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以影视长剧形式落地,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厚积薄发吧。

之后我参与公安部“猎狐行动”。我主动请缨,在两年多时间,每周完成五千字,一共写了四五十个故事,属于带着“任务”的创作,但这也间接让我完成了写作训练。结束“猎狐”工作之后,我想要回归自我表达,写一部真正遵从内心的作品,于是就有了《三叉戟》。

2016年,市场流行仙侠玄幻、盗墓网剧,我写了三个临近退休的老警察,很多人并不看好,断言没有影视改编的可能。对于别人的判断,我并不在意。确实,从图书出版开始,一直到影视化,《三叉戟》都不被看好。而在2020年播出之后,却成为当年的一匹“黑马”,我觉得之所以成功,原因有三:一是立住了人物,“老三位”的形象突破了传统警察形象的描摹和塑造;第二是故事接地气、不悬浮,能让观众共情;第三是没有人云亦云的趋同,在播出之后显得与众不同,因此恰逢其时。

这之后,我创作了《三叉戟》的升级版《双刃剑》,探讨警察面对自身“刀刃向内”的故事。今年还出版了一个科幻涉案混合类型的《梦探》,写的是2040年沉浸式梦境游戏风靡,无数人遁入由记忆构筑的虚拟梦境中逃避现实。为守护梦境的安宁,公安机关设立了梦境支队,三个不同身份的人物,带着不同的目的进入梦境,对旧案进行调查。有评论家说这是科幻现实题材,但我真正的目的是突破自己以往创作的瓶颈,与时俱进、与众不同。

记者:上次我们的对谈,提到了你永不消退的创作热情,这次我在你最新的采访中看到,你说随着写作经验的累积,虽然体力无法与年轻时相提并论,但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书写上,自己迎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过去写完一部小说,就要为下一部找素材,如今最大的困境已然转变为“时间不够用”,目前已经“攒了5个故事大纲”,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灵感喷发的状态呢?

吕铮:我觉得这种变化一部分来自于阅历的增长,一部分因为我掌握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方法论。故事和案件对我而言一直不是最重要的,我更看重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火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写作会带有揭秘的冲动。很多写作者会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之后陷入中年疲惫。警察职业和我的写作是同步成长的。刚入行,我写偏向纪实的内容,但我没有停留在这一层,在两部小说之后就换了路子。小说需要虚构,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当我完成第三部《警校风云》之后,也完成了第一次创作转型。写《巴士警探》,是警察版的“向左走向右走”,是一个打扒警察的爱情故事,之后创作了《狂探》,才算真正进入文学创作状态。

我的写作确实与警察工作结伴而行,生活和阅历是创作的推动力,也是滋养文学的养分。总结下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看自己”,审视自己在警察生涯中的成败得失,记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人生百味都能随时记录。当然,写作不是对生活的照搬,但那种只属于当时年龄的真挚情绪和朴素思考,确实之后无法复制。第二个就是“看别人”,看身边的芸芸众生,用一个旁观者的眼神观察和汲取,克制地在小说中描摹细节,也就是我之前聊过的既要有“天马行空”的创意,也要有“贴地飞行”的细节。第三个是“看社会、看世界”,用一个故事中警察的视角、办案的逻辑,去记录时代大潮、科技发展。也正是通过这三个“看”,让我摆脱了“以案写案”的束缚,能放开手脚投身到更广阔的创作领域。这个社会之所以有案件发生,其实就是在人性极端冲突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所以写警察故事,案件是“表”,写人性才是“里”。这两年,我的创作速度虽然降下来了,但质量提升了,就像刚出版的《梦探》,探讨的就不只是警察的故事。这是艰难却有价值的尝试,也是我在找一条新的创作之路。

书写警察与人性、时代、社会的关系,才能让这个题材拥有更广阔的书写空间

记者:作家张策曾经说过,“写作就像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我很想和你讨论,你为什么会开始写作?一个警察开始写作,会不会也有一种“在没有路的地方要找到一条路”的感觉?

吕铮:张策老师是我的前辈,他为公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无悔追踪》是公安文学的经典。他的创作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警察人物放置于宏大的历史洪流之中。如今他刚过七十岁生日,依旧保持旺盛创作力,几篇新作即将刊发,我很敬佩他绵延不绝的创作生命力,也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一样能长久地写下去。

警察故事的创作,其实最怕一上来就“高大全”,如果一上场就是无所不能的精英、战无不胜的英雄,那人物就失去了成长空间。塑造英雄,要写出人物的挣扎、彷徨、困境,写出普通人的一面。这些内容,是文本和读者之间情感连接的通道,我们一直用“桥梁和纽带”去比喻,但我觉得还不够,需要无数个像毛细血管一样的细节与读者和观众相通相连,才能让他们同频共振,产生共情。

有人说,警察故事要想有人看,就要血腥暴力、惊险奇特,我并不认可。要说血腥暴力、惊险奇特,最好看的就是案例集、起诉报告,每起重特大刑事案件的案卷里都有好几万字的犯罪细节,相关供述也都像“罗生门”一样有着先天的戏剧冲突。作为写作者,要么就写得比案卷、起诉报告还精彩,要么就得另辟蹊径,写出属于自己的表达。从张策等前辈身上我学到,警察故事里虽然必须有警察,但绝不意味着只写警察,书写警察与人性、时代、社会的关系,才能让这个题材拥有更广阔的书写空间。同时,要写过“百度百科”,写出AI里没有的细节。比如,我在《打击队》里写过一个20世纪90年代老警察获取犯罪嫌疑人指纹的段落。老警察想探探对方的底,就把他约到了谈话室。一进门,嫌疑人就看见桌子上放了一个鱼缸,里面装满了水。老警察说自己腰疼,让嫌疑人帮着给挪到另一张桌子上。嫌疑人磨不开面儿,一搬鱼缸,十个指纹就落上面了。但这还没完,老警察在桌子上铺了块锃光瓦亮的玻璃,跟嫌疑人聊的时候还故意把身体后仰,结果对方下意识地身体前倾,手扶桌面,这下指纹又印上了,老警察来了个“双保险”。这不就是精彩的细节吗?不光写出了人物的智慧、精彩的手段,而且不可复制。我觉得这就是我找到的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但这些鲜活的素材,有时却还是会在从文学到影视的改编过程中被忽略,有些改编者不看原著,操着所谓的技术搞“起承转合”,这也是我时常要参与到自己作品改编的原因。

记者:有评论家说你是当下公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说你的文本是公安文学的主流创作代表。你怎么看?

吕铮:我算不上公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同时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公安文学的主流创作代表。我更愿意当一个写好自己故事的写作者,对自己负责。无论是《混乱之神》《赎罪无门》,还是《名题》《三叉戟》,其实我故事里的主人公大都是非主流的,甚至被边缘化的。按照老北京的方言说,是“迤逦歪斜”。他们身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并不影响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守护正义。前几天上班过马路,我被一个戴着头盔骑电动车的小伙子给别停了,我吓了一跳,以为“劫道”的呢。结果头盔一摘,是一个读者,说大学时就看《三叉戟》,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作者。我觉得这部作品时隔六年还没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三个主人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英雄。他们没有不高高在上,甚至像街边遛弯的大爷,反而能让读者和观众接受。

但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认为也不能刻意回避光荣、职责、使命这些大词,但写这些大词之前,必须要进行足够好的铺垫。在《三叉戟》的编剧过程中,故事进展到三分之二,需要三个主人公分崩离析,之后才能摒弃前嫌、同仇敌忾。我把那一段放在了公安局的会议室里,搞预审的大喷子先对男一号大背头发难,说:“我搞了一辈子预审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最珍惜的就是咱们之间的信任,现在你都不信我了,咱们还何必在一起办案呢?”他说的关键词是“信任”。之后刑警大棍子随即“暴风骤雨”:“这个世界上有个词叫道义。道义是德行、是品性,人跟人之间没有法律契约的关系,你不懂这个,就寸步难行,还办什么案子?”他说的关键词是“道义”。最后才是大背头开口,也道出这部戏的价值观,他说:“你们说的都没错,信任、道义都对,但警察最应该相信的是什么?是证据,是法律!搞案子要剔除一切人为因素,不能相信任何人,有时连自己都不能信!讲信任、讲道义、讲人情就会动作变形,法律才是黑白之间的一堵墙,警察就是砌墙的人……”最后三个人分崩离析,大背头颓然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会议室墙上的四句话、十六个字“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肃然起敬,慢慢站立起来。写完之后,自己也怕写得有些过于“正”,但在播出之后,弹幕上有了即时反馈,观众都觉得很热血。

记者:你曾说过,真正高级的快节奏,不是剧情的层层叠加,而是人物心理、人物关系的快速变化和细微拉扯。我非常认同,你能否从写作的角度展开讲讲你的这个创作理念?

吕铮:很多人误以为,特警抓捕、爆炸、打斗就是快节奏,其实漫威大片的遇冷已经说明问题了,观众对堆砌特效动作感到审美疲劳。我带着儿子看电影时,追车的戏份往往令人昏昏欲睡。真正的快节奏,来自人物关系的层层递进。

拿《双刃剑》举例,董刃、江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与《三叉戟》的“老三位”类似,只要人物进行对撞,就能产生化学反应,故事的节奏便能被带起来。《双刃剑》可以看作《三叉戟》的升级,我对人物、故事、人物关系都做了大幅度调整,案件只是给人物对撞铺设的舞台,只要人物立住了,读者就能共情,就愿意读。作为警察故事,我要力保人物不“顺撇”,形象不“陈旧”,每个人的境遇不同,避免千人一面。

再说近期的漫威大片,有一部挽回口碑的《蜘蛛侠:崭新之日》,一上来写的是一个被爱人、朋友遗忘的孤胆英雄,如何从证明自己到完成灵魂蜕变的过程,故事披着科幻的外壳,但内核写的是人物的挣扎和成长,所以才能获得票房的成功。我们一定要明白,读者和观众是懂的,如果人物塑造不好,人物关系搭建潦草,就算动作情节再密集也会显得“慢”,他们也会看不下去。

记者:在写作的道路上,你有没有走过弯路?你到现在已经出版了20多部小说,为什么还要在每本小说中让自己做到不同?

吕铮:我觉得我的每一本小说都是在走弯路,但弯路走完了之后,反倒都成了捷径。这么说可能显得故弄玄虚,或者有点装。但这所谓的弯路其实就是一种迂回,有点像我们搞预审去进行智慧较量,一上来不能拍桌子瞪眼那样。要想问出真话,得政策教育、围城打援,最后关键时刻亮出证据,再随风潜入夜、春风化雨地沟通。我觉得写作是要不断给自己设置困境的,只要觉得写得顺了,写得舒服了,那一定开始“顺撇”,走下坡路了。螺旋式上升,才能在潜移默化中长进。

我给自己定下过原则,每一部小说都要和上一部不一样,如果能做到截然不同就最好了。所以每次开新篇,就会遇到所谓的瓶颈,而一旦通过艰苦的努力突破瓶颈,作品也就会展现出不同。如果在《三叉戟》获得读者认可之后,我继续照方抓药走老路,那也就不会再出现《纵横四海》《藏锋》《打击队》等获奖作品。这可能跟我曾经从事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有关,80多种经济犯罪类型,办案的时候,我最怕接连接手同类型案件,觉得办起来没意思,有时甚至会向领导主动请缨,想办一些新型的犯罪案件。无论是办案还是写作,我都期待新鲜感,每成功突破一个新类型,就像玩游戏时人物解锁了新技能,才能让自己更加心里有底。但只要感觉游刃有余了,就又立刻警醒,寻找求新求变的途径。写作对我而言,是一场20多年既美好又残酷的自我较量。

技术对于灵感而言,是如虎添翼的

记者:有位文学评论家在一篇评论《双刃剑》的文章中提到,你的小说把严肃又天然带神秘感的警察形象还原到日常生活内部。我很认同,最近有两位同事,在读完《双刃剑》之后,都提到了小说中辅导小孩做放水和储水那道数学题的情节,开始读都觉得,为啥要写这么一段,后来却又觉得这道数学题都变得很哲学了。这种对警察生活的精确描述,来自你自己的生活体验吗?

吕铮:这主要是一种写作技术的运用。为了掌握技术,我近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去中戏、北电进修,我觉得技术对于灵感而言,是如虎添翼的关系。之前我跟一些朋友说,写作要以技术为缰,以灵魂为马,就是这个意思。说回到辅导小孩做放水和储水那道数学题的情节,其实是借助这个情节去铺陈整个故事的意象,把读者能看到的生活日常融入起承转合的故事逻辑中,最后在关键时刻稍微“给那么一下”,让读者感受到一丝哲理的意味。整个过程是不能让读者“醒”的,也不能写得“嗨”了去主动下场咄咄逼人,有留白、能余音绕梁,让读者看完一遍才恍然大悟,或者能重新翻看寻找前面铺陈的蛛丝马迹,这才是有意思的故事。

记者:看了你的小说之后,才发觉警察也是普通人,褪去警服之后,同样会有困惑迷茫,也会遭遇中年危机。你笔下的警察,都是穿着制服的普通人。之前我们探讨过,枯燥的现实生活会给小说创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么普通人的生活是否就等同于枯燥乏味?一名写作者,该怎样身处平淡现实之中,却能创作出精彩动人的故事?

吕铮:警察当然也是普通人,要重复日复一日、高强度的工作,也要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一地鸡毛,但我想写的,也正是这些普通的芸芸众生。我没觉得普通人的生活等同于枯燥乏味,反而,细节来源于平凡,实践出真知。就像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王计兵老师,送外卖的日子也能写成诗歌,关键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视角去观察生活、去体味平凡。

在我从警十年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疲惫,那时当了探长,生活被工作填满。于是,我写了自己“探”字系列的第一部《狂探》,用写小说的方式独面自己的内心,在小说结尾处,故事中的人物和我自己,都找到了答案。而到了40岁的时候,面对中年危机,我又写了第二部《谜探》,同样是以文学的手段解开自己的心结。

文学令人自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写作也帮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让我拥有了另一重人生,天马行空的创作灵感甚至一度让我在办案手段上也能推陈出新;而警察的职业素养,也让我的写作自带一份长久坚持的计划性和任务感。比如,我每天早晨都会步行七公里上班,路上需要一个半小时,我会在睡前列出一些需要解决的情节或者需要改善的对白,在步行的路上,拿手机把想法、思路和台词录下来,“唱双簧”似地自说自话,等有空了再转成文字。我的写作其实就来源于这些缝隙中的时间,许多灵光一现的细节,也都是这么诞生的。

所以说,精彩动人的故事,恰恰来源于平淡的日常,关键就看你会不会挖掘、会不会利用。

记者:如今人工智能深度渗透日常生活,你觉得人工智能会对你个人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人工智能持续迭代快速发展,未来我们该如何进行写作?

吕铮:有人说过,未来的世界有两种人,用AI的和不用AI的,现在连我爸都已经开始使用AI了,比如让豆包规划旅行路线,或者生成朋友圈的文字。当然,那些文字一看就有AI味,比如大量重复的“一边……一边……”“不是……而是……”,而AI给出的文字越是圆润、无懈可击,就越显得乏味。我想读者之所以花时间阅读,绝不是要看千篇一律的东西。

两年前写《双刃剑》的时候,受某个平台邀请,我参加了一个AI写作的讨论会,平台朋友信誓旦旦地宣称,大部分写作者在未来会被AI替代,当下已有部分写作者开始了“本地部署”,只要用自己以往的作品进行投喂,便可生成新的作品。这令我思考,当文本生成不再是门槛的时候,写作的核心价值该是什么。在我也尝试了“本地部署”后,会心一笑,觉得真正能让写作者安身立命的,绝不是经过“投喂”依靠自己以往作品重新生成的“新作”,而是要推陈出新、与众不同。更精妙的构思、更辽阔的视野、更独特的生命体验、更丰沛的信息密度,这些才是写作者安身立命、打动读者的法宝。而那些重复的、陈旧的、教条的、信息量低下的作品则会大概率被AI取代。所以要想区别于AI,就得写出独特之处,写出AI所不能的东西。

记者:你现在在写什么呢?对于未来的写作如何规划?

吕铮:新作《梦探》已于11月初上市,这部科幻、悬疑融合的小说我写了近十年,是十分期待读者反馈的。现在手里在磨一部初定名为《小人物》的长篇,写的是一个生意失败、跌入谷底的“小人物”,被人诱惑成为傀儡,但最终幡然悔悟的故事。故事的结构是AB两端,第一段误入歧途、为虎作伥,是“恶”;第二段是迷途知返、挺身追凶,是“善”。这部小说写得特别“嗨”,信息量很大,初稿几乎是一气呵成。我会继续打磨修改,力争在面世时,让读者看到我新的改变。

对于未来,我还是充满期待的:降速提质,写下去,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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