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宇飞：岁岁相守《人民文学》 一生笃爱笔墨书香
今年88岁的马宇飞老先生家住陕西咸阳彬州市北极镇，他毕生耕耘教育行业，多年来始终保持阅读习惯，常年订阅各类文学刊物，纸页泛黄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读书心得。从1964年开始订阅《人民文学》杂志以来，六十余年来一期未落。
在筹备《人民文学》咸阳读友会期间，青年作家、微风读书会发起人魏锋专程在读友会阅读空间专访了马宇飞老师。
记者：您从1964年开始订阅《人民文学》，至今62年，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您还记得当年第一次买到或看到《人民文学》时的情景吗？是什么促使您订阅这本杂志？是课文里的某篇文章，还是当时的社会氛围？
马宇飞： 1962年，我高考失利，回村当了小学老师。1964年社教运动中，在一位来自西北大学、喜爱宋词的韩姓学生影响下，我便也写写忆苦思甜稿，写板报稿。写着写着，对文学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于是想，好些知名作家没上过大学，照样写出了书，比如“战士作家”高玉宝。我何不向他们看齐呢？当即就去订了《人民文学》《延河》《萌芽》等文学杂志。经过一段阅读，最终选定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是与新中国同龄的文学大刊，毛主席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其水平和权威性可想而知。我便以《人民文学》为良师益友，自修文学，利用能与农民父老在一起的机会，体验生活，练习写作。
在近四十年的教龄中，我走了大半个县域，每到一个中学，《人民文学》都伴在我身边。它给了我希望，引导我在“文学”园地耕耘，我万分感恩它与我伴读60余年。
记者：您觉得杂志刊登的作品是如何记录这60多年来百姓生活变化的？有没有哪一篇小说或诗歌，让您觉得“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的故事”？
马宇飞：关于《人民文学》记录老百姓生活变化，读者们都会结合自己亲身感受作出回答。要举与时俱进的作品，太多了。比如，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卖烟叶》，正能折射“我们那代人”的故事。小说内容涉及年青一代面对当下社会的生存态度，“玉兰”和“贾鸿年”是高中同学，玉兰一心为公，替集体、他人打算；而贾鸿年与其性格、人品截然不同，不积极参加劳动。同是“卖烟叶”，玉兰为集体利益，而贾却“投机倒把”……小说生动刻画了贾鸿年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醒的社会问题：年轻人如何接受党的教育，严格要求自己，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人才。
记者：马老师，从您身上能感知到“阅读是一种习惯”。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您是怎么把“阅读”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的？有没有难忘的阅读故事？
马宇飞：“阅读是一种习惯”。因为读书上瘾的人，总把阅读视为人生必须每天补充的能量，和人得吃饭是一个道理。我一辈子是从事教育的，从未见异思迁，想过跳槽。职业要求，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必有一桶水，不读书就无格为人师。主观上，我是把阅读当作生命的一部分。我喜欢买书，各类书都买，而文艺类居首。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等，获茅奖的文学作品，基本都在我的书架上。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精神追求，习惯成自然，一旦成为“习惯”就改不了。
我读过的书，从古典到白话，各种版本基本都是自己购买的，可随意在上面画杠杠，作批评，贴图书卡，到必用时，顺手拿来参考。买书花不了多少钱，就说订《人民文学》吧，起初每期不到三毛，后来到2013年每期15元，再到25元。有同事问我为啥还订，我以笑应之。远离“尼古丁”，充实精神食粮，何乐不为！
记者：如果把这60年订阅的《人民文学》比作您的一位老友，您觉得这位“老友”对您“热爱文学”这颗心，最大的滋养是什么？
马宇飞：六十余年的订阅史，正如一条河，伴我走过了漫长的时光。这个期间，《人民文学》始终坚定地为人民鼓与呼，为共和国歌唱，主旋律一直是嘹亮的、有震撼力的！半个多世纪里，《人民文学》给我的是鼓励，是支持，用作品浸润我的心田，用精神的照亮我的前途。每期的“卷首语”推介优秀作品，传递文艺动态，像教科书；“非虚构”和“新人新作”栏目，我把它们视为榜样，虚心学习；更重要的是，那些作品提示我，要作好文，必先学做人，尤是有志创作者。
你提到“陪伴”一词。我认为一个热心的写作者，必定是个孜孜不倦的、虚心的阅读者。我每看一文，都下意识自问：我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向他们看齐？于是灵感点燃，便开始动笔。几十年间，我深感身边只要有《人民文学》“陪伴”，就不孤寂。
记者：几十年的《人民文学》阅读，有哪些您印象深刻的社会反响最大的作品？
马宇飞：《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推出的徐迟《哥德巴赫猜想》震醒全国科技界，举国熟知了“又红又专”的数学家陈景润的大名；1987年第9期又推出震撼杏坛、令我刻骨铭心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那年，我拿到还散发着新墨香的《人民文学》，习惯地看过目录，一眼就锁定了《神圣忧思录》，读着读着就流出了泪。文章写得太好太好了！代教师说了积郁心头多年，想说不敢说的话。《神圣忧思录》是北京广播学院年轻老师苏晓康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女记者张敏二位的合作，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中小学教育面临危机的现状。老作家冰心读后，专给《人民日报》写了读后感《我请求》来呼吁关注教育危机。香港《大公报》转发了冰心的文章。《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新社都陆续转发了《神圣忧思录》。该文在全社会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教师报》特别报道有关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采访了作者，报道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界组织座谈会的新闻。这就是报告文学、也是《人民文学》的力量，可见她的民族和社会的担当！
记者：现在您每天的阅读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如今还是坚持读纸质书吗？对于现在流行的手机阅读、听书，您会去尝试吗？您怎么看待这种“新”与“旧”阅读方式的差异？
马宇飞：每个人阅读时间的分配是不同的。在岗时是见缝插针，退休后多为早上散步后和午休后，每天大概至少阅读三个小时。
我读书读报，都是读纸质印刷品。你提到的“新”的阅读方式，我的理解那是适应现代年轻人的“快餐”。我脑筋落伍，总认为读纸质的书才舒服。我读书必备三样东西：笔记本、卡片、红铅笔，边读边画边记。我不图快，更不愿一知半解，只求“悟道”。
记者：您退休后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从一名“读者”变成“作者”。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从“输入”转向“输出”的？
马宇飞：退休近30年了，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作者”的动力，主要来自文化自信、社会责任和担当。自小农村沃土里长大，吃父老的粮食壮实，我有责任为他们立言、立传、反映他们的心声，为他们好日子的到来而庆而贺。有这样的想法，自然就产生了创作的动因。
我的处女拙作《白墨绘》的创作，源于我长期在农村的生活经历。退休后，脑子总萦绕着创作一部关于农民的书的念头。2012年，参加“古豳历史研究会”黄金来老师主编的《豳诗辑注》诗作注译工作，黄老师问我：“宇飞，你有没有正式写部书的打算？”黄老师是高级教师、文化学者，我很尊敬他，于是就交底说了自己的夙愿。当时有部叫《老农民》的热播电影，看完受到启发，于是虚拟了一个村子“白墨村”，开始构思，编排情节、搭建框架、“典型”人物、优选细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写了一稿。到2015年，又写了二稿，主题是反映一个村子领导干部人选的重要性，通过两位村支书的一下一上，我想反映一个村子的前途命运与带头人息息相关这样的现实。
近几年又写了两部小说，仍是农村题材的。一部是“脱贫攻坚”题材的《暖流》；还有一部名《向往》，是响应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而创作的，从1949年解放写至脱贫攻坚战之际，可以说和《白墨绘》《暖流》是系列篇。
记者：马老师，您关注到最近的新闻了吗？2026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普通人、退休职工也能成为创作者。您如何看待这几十年坚持创作的历程和这一文艺发展趋势？像您这样的“银发创作者”，在当下文艺百花园中能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
马宇飞：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是科技与人文、大众与媒体等多种力量驱动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创作形式，标志着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广泛性。大力开展这种活动，对提高国民素质，增强信仰，充实正能量都大有益处。我几十年锲而不舍，坚持笔耕，用心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正好也印证了“新大众文艺”深入人心、人人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及提倡“新大众文艺”给予创作者的鼓励、支持。我们当珍惜，积极参与、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讲好新时代的农村故事。
记者：马老师，您60余年来订阅的《人民文学》都保存完整吗？您曾经表达过找可靠机构捐赠《人民文学》意愿。经我们读友会对接，《人民文学》杂志社愿意接受您的捐赠。您现在是什么想法呢？
马宇飞：前段时间我又进行了清点，60余年间征订收藏的《人民文学》杂志几乎全部保存！这些年，为了保护好杂志，我把结婚时的纪念物“老柴柜”也拆了，专门收纳陪伴我半生的文学刊物。每每抬眼望见满架刊物，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相见，心底总时时牵挂这些纸页能否长久安好存放。
谢谢你愿意为我这收藏60余年的《人民文学》杂志找出路，也非常感谢你愿意花费时间听我唠叨。如果能捐给《人民文学》杂志社，那就是最好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