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5年第5期｜吴佳骏：石上般若
吴佳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红岩》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在《芙蓉》《山花》《大家》《作家》《花城》《天涯》《当代》《散文》《美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散文作品逾两百万字，入选各类年度文学选本数十种，主编有年选《散文随笔选粹》（北岳文艺出版社）。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小魂灵》《小街景》《小卜辞》《我的乡村我的城》《行者孤旅》《舍斯托夫的往事》等十余部。曾获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丝路散文奖、长安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三毛散文奖、重庆文学奖等。
一切恰似与生俱来。
如今回想起来，在四十年前的某个春天或夏天，也可能是秋天或冬天，当我站在宝顶山大佛湾上面的崖壁边，俯视着湾内巨大的卧佛、生动的九龙浴太子和威严的孔雀明王造像时，心灵一定是深受震撼的。那时，我还只是个不谙世事的乡村孩童，环境的闭塞和知识的贫乏，限制和阻碍了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我根本不清楚外面的天有多大，地有多广。我活着的唯一体验，就是跟随父母默默地承受生存的重压和困厄。父母也不会主动关心我，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搞得疲惫不堪，哪儿还有精力去关注别的事情呢。
所幸，母亲每次去宝顶赶集都会带上我，那也是我最期盼的日子。赶集不但可以让我感受到热闹的人间烟火气，还能让我看到大佛湾那一龛龛壮观的摩崖造像——我将之视作人生最早的审美熏陶和智识启蒙。母亲没有文化，她每次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佛像看，都会示意我给菩萨作揖，以求保佑我健康成长。我照着母亲的要求做，每作一个揖，她僵硬的脸上都会露出笑容。我渴望看到母亲的笑容，故作揖时总是分外虔诚。我以这种方式来呵护亲情和祈祷命运。
赶集回家后，我好似浑身都充满了力量。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多了一个疑问：大佛湾的佛像是谁雕凿的呢？这个疑问困扰着我，一如生存本身带给我的疑问。由于我居住的村子离宝顶很近，清晨和傍晚，只要站在屋后的山坡上，准能听到从大佛湾右后侧的圣寿寺传出来的晨钟暮鼓声。无数次，我在这声音的包裹中陷入沉思，一个乡野孩子的烦恼和忧伤瞬间就被过滤掉了。我怀着喜悦之情，朝宝顶山的方向眺望，那一尊尊庄严的佛像，立刻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于是，我又忍不住猜想，那些规模宏大的佛像群，究竟出自谁的手呢？难道雕凿佛像的人，也有跟我一样的苦恼和彷徨，才要去重塑一个迥异于现实的世界，给人以温暖、抚慰和希望吗？
缘分竟是如此神奇。我在疑问中成长到二十几岁时，解疑的机会终于来了。在做过几年中学语文教师之后，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去大足石刻艺术研究院工作。宝顶山石刻作为大足石刻的主要组成部分，自是在研究院的管辖和保护范围之列。我的心情激动了。上班没几天，我就跑去宝顶山大佛湾考察。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参观大佛湾，我的心灵再次受到震撼，童年记忆瞬间被激活。我在依序参观完“牧牛图”“圆觉洞”“华严三圣”“六道轮回”和“千手观音”造像，来到“释迦涅槃圣迹图”雕像前时，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知道为什么落泪，是因我的迟来，还是因我听到了莲花盛开的声音。
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搞清楚了宝顶山石刻的开创者，名叫赵智凤。赵智凤，赵智凤，我轻唤着这个名字，时间开始在我的身上做梦。我在梦里梦外穿行，似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倏忽之间，时间又过了二十年，我也早已离开大足石刻艺术研究院，去了一家文学杂志社，靠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为生。我原本以为，人一旦远离故土，就会忘掉许多事，忘掉生养自己的土壤和湖水，忘掉记忆之藤和文化之根；可哪承想，年龄越长越发觉，那些融入血液里的东西，其实一直存活在我的文字中，想忘都忘不掉。每当在我意识到自己所写文字的苍白无力时，我往往都会想起童年经验，以及由这经验所带给我的挣扎、思索和辨析，包括大足石刻对我文学观念的塑造和影响。这时候，我又想说话。可说给谁听呢？我没有知音。说给大佛湾石崖上的那些佛像听吗？不，佛像早已听够了众生的倾诉。我思来想去，索性说给赵智凤听好了。几百年前，赵智凤借宝顶山石刻说出的话，早已被我听见。我相信，现在我借文字说出的话，也能被几百年前出生的赵智凤听见。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东西，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全都是说给你听的——智凤居士。
日月如秋千的影子晃过。我知道，数百年来，历代的专家、学者都在考证你的生卒年月。我也考证过，但我没有得出比那些专家和学者更为精准的结论。据明代洪熙元年和宣德元年留下的两块镏畋人《重开宝顶石碑记》记载：“传自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七月十有四日，有曰赵智凤者，始生于米粮里沙溪。”又据乾隆《大足县志·隐逸仙释》记载：“赵本尊名智凤，绍兴庚辰年生于米粮乡之沙溪。”再据弘治十七年（1504年）曹琼撰《恩荣圣寿寺记》记载，你的父亲名叫赵延富。这是目前仅能找到的关于你的史料，后经学术界反复推论，你应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七月十四日。至于你卒于何年，委实无证可考，唯有山河和佛像知晓。
人生于世，似天地沙鸥，微如芥子，本来就是偶然的存在。何况像你这样弘道传法的大师，又怎么可能没有参透生死，还要去效仿帝王将相，替自己修筑一座陵墓，或立一块墓志，给后人留下一个执念呢。若是那样，你又何必历尽艰辛，去开山造像，普度众生。在我心中，你已成“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然而，我还是想探究你主持开凿宝顶山石刻的因缘和愿力。作为一个文学人，我素来钦佩那些有坚定信仰的人。这样的人是一盏灯，他所发散出的光，能破千年暗，为迷途之人引路。我此刻就是沿着你的光照之路在回溯与探寻。
我不知道你父亲赵延富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是石匠，有人说是篾匠，有人说是铁匠。但这些都是揣测，无法实证。只有一点确凿无疑，他很爱你的母亲。你母亲分娩后，疾病缠身，日趋憔悴。你父亲忧心如焚，四处延医抓药，仍是无法治愈妻子的病。转眼间，你已五岁。早慧的你，见母亲生命垂危，一日上午，竟偷偷跑去附近的古佛岩，拜求寺内僧人救治母亲。你还跪在佛前发愿，倘若母亲病愈，你将舍身佛门，以作报答。果不其然，数月之后，你的母亲康复，你也在古佛岩落发剪爪，成了一个小沙弥。你的事迹感动了乡邻，人们口口相传，成为大家教育儿孙的楷模。
与佛结缘后，你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下，孤守青灯，手不释卷，潜心参悟佛法。淳熙二年，年满十六岁的你，受到佛法的感召，沿着川西小道，到达了当时的汉州弥牟地区（今成都青白江），进入“圣寿本尊院”，精研柳本尊所传授的瑜伽密宗大法。
印度密教，起自公元七世纪以后，唐开元年间传入中国。经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代代相传，佛脉不辍。唐永贞元年，惠果将衣钵传予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归东瀛后，创立真言宗，世称东密。而当时的中国，因周武宗和周世宗两度灭佛，致使中原佛教一蹶不振，密宗几近绝响。柳本尊生于唐宣宗大中九年，嘉州（今四川乐山）人，面对佛教式微的局面，他力挽狂澜，自立本尊，开设道场，以隐蔽状态在民间传教，行化四方，被世人尊称为“唐瑜伽部主总持王”。
你对柳本尊顶礼膜拜，以能够传承其密宗大法为荣。但令你意外的是，你眼前的“圣寿本尊院”残破凋零，香火稀落。你伫立在油漆斑驳的院门前，沉思良久，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振兴密宗，传柳本尊法旨。
光阴流转，白驹过隙。不觉间，你已在“圣寿本尊院”修行满三年。淳熙五年，你返回乡梓，决意要干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天伟业——开凿密宗道场。你经过精心选址、反复测绘和周密布局，最后将宝顶山的马蹄形大湾确定为道场开凿地。我真是难以想象，在你生活的时代，要将一湾五百余米长度的天然石崖，从荒草丛生，藤蔓缠绕的密林中刨出来，再精雕细刻上近万尊大小不等的佛像，将是何等的艰难。好在，你道心惟微，允执厥中，纵使耗费毕生年华，也要将理想蓝图变为人间现实。
须臾间，方圆数十里的人都沸腾了。你成了官方和民众谈论的焦点。有人奚落你，有人挖苦你，认为你在痴人说梦，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将外界的各种传言悉数屏蔽，根本不想理睬时人的短见。他们越对你议论纷纷，你开凿道场的意志力越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你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宏愿，普施法水，御灾捍患，建无量功德。
正值弱冠之年的你，废寝忘食，焚膏继晷，一边广开善缘，筹措资金；一边召集当时技艺精湛的文氏、伏氏良工，先在旁侧的小山湾雕凿出一个内院（也称事相坛场），作为其后雕凿宝顶大山湾（也称教相坛场）的蓝本，这足见你做事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其时，大足遭受旱灾，赤地千里，人心惶惶。急需精神寄托的百姓，看到小山湾造像的初具规模，确证你开凿道场的真实不虚，不仅止息了对你的中伤，还相继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持你创建伟业，祈福消灾。紧接着，官府的人来了，豪绅来了，寨主来了，商贾来了，信众来了……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凝聚成一股信仰之力，推动着宝顶山密宗道场这项浩大工程的有序实施。你终于不再孤单和寂寞，你将一己的愿望，变成了众人的愿望。
每天黎明，当晨曦从宝顶的山坳上升起，鸟雀从葳蕤的林木中飞出，阵容强大的能工巧匠们就开始在大山湾的崖壁前忙碌开了。铁锤此起彼落的叮当声响彻云霄，抬工清脆悦耳的号子声在山谷里回荡。整个大山湾，呈现出一片热闹景象。若是夏夜，溽热退去，月挂疏桐，你还会陪着工匠们追星逐月地干活，像一批追赶时间的人，个个都将自己雕进了佛像。
我不得不说，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了不起，不只体现在你开山造像的魄力上，还体现在你那包容、开明的思想上。你在主持开凿密宗道场之际，正是程朱理学发展的鼎盛期。很明显，你受到过程朱理学的影响。不然，你也不会让大山湾的摩崖造像绽放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光辉。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以“理”为核心思想，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倡导从自然和社会中探寻道德和真理。朱熹认为，佛教的出世观实不可取，会导致信徒不顾三纲五常，逃避现实服务。他尤其对佛家看似不孝敬父母，只图自我修炼以获得解脱的现象进行严厉批评。你大概是担心儒教会对佛教产生深度误解，还担心柳本尊以自残修行的“十炼法”，会遭到官府的禁止，才略施变通之策，宣扬孝道，特意雕凿“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父母恩重经变”等造像，既为佛教的所谓不孝正名，也为获准官府的许可和民众的信服创设条件。与此同时，你还兼收并蓄，雕凿有“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锁六耗图”“地狱变”等禅宗、净土宗及儒教、道教造像，实属开创之举。
非但如此，你的美学眼光极高。只要走入宝顶山大佛湾，抬头所见的每尊佛像，无不栩栩如生，美轮美奂，神形兼备。你充分利用崖壁的自然特征，结合巧妙的力学、光学和造型学原理，将冰冷的石像变得楚楚动人，温情款款，处处彰显出你这位总设计师的艺术秉赋和高超智慧。以至于，我曾撰写过一本拙著《莲花的盛宴》，来分析和阐释宝顶山石刻的人文价值、思想内涵和美学特色。
你深知，佛教必须要走向民间，方才具有生命力。故在开凿宝顶山佛像群时，你将外来宗教艺术进行了高度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和通俗化。宝顶山石刻的佛像，没有一尊是面带梵相的。不少佛像造型，都取材于宋代社会各阶层中的饮食男女，如衙役、侍卫、书吏、养鸡女、乳母、乐伎、牧人、吹笛女、道士等等。这些佛像的衣着佩饰，也多是宫廷贵妇或黎民百姓的装扮。它们好似自建了一个社会，吃住于同一幅画卷上，耕耘稼穑，放牧渔猎，徜徉于山水之畔，漫步于绿阴之丛。俨然桃源中人，牧歌短笛，怡然自得，无论魏晋，不知有汉。
这是你的大同理想吗？如若不是，那这些造像也充分反映出了你的“平民思想”。在你心中，士农工商，人人平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皆具佛性。而且，你还在“柳本尊十炼图”上，将柳本尊居士塑造成大日如来，即毗卢遮那佛形象。众所周知，毗卢遮那佛乃释迦牟尼佛法身，也是密宗的无上本尊，主宰密宗信仰体系，代表宇宙实相本质和规律，是修行者终极追求的目标。在“释迦涅槃圣迹图”前，你还安放了两位俗世人像。据学界推测，这两人极有可能就是柳本尊和你。要知道，在佛陀涅槃像前置放俗世人像，是与当时崇尚绝对权威的主流价值观相悖的。柬埔寨的吴哥窟，也有反映烹饪、工艺和农业生产等世俗题材的宗教造像，但那仍属帝王的世俗故事，终未脱离强权意识。只有你，也唯有你，通过宝顶山石刻喻示居士也可以成佛的信念，演绎出佛与人无异的大化境界。
说话间，我感觉自己也跟随你的修行历程，从南宋淳熙年走到了淳祐年。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七十年峥嵘岁月，将你从一个青年催成了耄耋之人。你仰望着即将竣工的密宗道场，内心悲欣交集。良工们正在你的指导下，雕凿最后的“十大降魔明王像”。兴许是你意识到大功告成，心中再无挂碍，还没等“十大降魔明王像”雕凿完工，你已在自己开设的密宗道场内溘然长逝。你的弟子、信众和良工们怀着无比沉痛、惋惜和崇敬的心情，合力举行安葬仪式，将你送入不生不灭之境。
你逝世后，良工们本想善始善终，将“十大降魔明王像”雕凿完毕，怎奈窝阔台发动大规模侵宋战争，元朝铁蹄攻陷四川，殃及大足。元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造成社会动荡，局势危如累卵。工匠们被迫弃锤抛錾，仓皇逃难，只给后世凿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天地悠悠，腥风血雨，历史哪堪回眸。在你劈山造像的七十年中，外面的世界都在发生什么大事呢？想必不说大家也心知肚明，无非是朝代更迭，江山易主；也无非是命运流转，生死轮回。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中，个体生命宛如蝼蚁。无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志士贤达，山野村夫，终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对芸芸众生而言，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给后来者留下些什么。真是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这不能不说是生而为人的悲哀。
但你不一样，你虽然消逝了，却开创了宝顶山石刻。你择一事终一生，做了一件太多人都难以做到的事。你没有辜负自己的生命，也没有虚掷光阴，你是不朽的。
以上便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智凤居士。我之所以称呼你为居士，是因你虽在五岁时就已出家，但直至暮年，也未获得宋王朝颁发的度牒。所谓度牒，不过是官府控制僧尼数量的一种手段。此制度始于唐代，持有度牒者，依规可以享受免税等特权。不少人为逃避税收和徭役，都朝寺庙或尼庵跑。唐中宗景龙二年，居然出现了纳贿卖度的现象。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政吃紧，玄宗皇帝接受宰相裴冕计策，将卖度买度合法化，大肆设置戒坛度僧，广收“香水钱”，以充作军费。洎乎唐肃宗乾元元年，则推行僧尼考试与度牒发售并行制，要求僧尼必须达到规定的诵经数量和缴费金额，才可获得度牒。在你生活的宋代，四川地区官方度牒价格已涨到一千贯，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数十万至一百万元。如此天价，岂是你能购买得起的。纵使你确有这笔巨款，你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之用于开凿密宗道场，而不会为了一张虚头巴脑的纸绢殚精竭虑。
你的使命全在弘法。古往今来，那些拿到度牒的僧尼，有几人建立过你这样的千秋功德呢？这便是人世间的荒诞。我现在说出这些肺腑之言，你该不会在佛国笑我吧。你是先辈大德，以佛法度人；我是后辈晚生，只能以自省度己。
我不知有多久没去宝顶山石刻了，三年、五年，抑或七年？人到中年，马齿徒增，心越来越趋静，早已不爱到处去凑热闹。特别是旅游景区，更是提不起前往的兴致。我清楚自己对喧嚣尘世格格不入。许多时候，哪怕观看再多的风景，认识再多的人，也无法安顿自己的心。不但不能安顿，反而会搅动起内心的潮水，使心愈加躁动不已。与其如此，我还不如安静地待在陋室，品一杯茶，看一本书，听一首歌来得逍遥自在。
但对宝顶山石刻，我还是时常关注的。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素回乡村，我都会从宝顶山景区游客接待中心路过。远远地望着那栋富丽堂皇的建筑，以及建筑门前的广场上摩肩接踵的游客，我都有种压迫感和惶恐感。我在想，这些来自东西南北，或从世界各国飞来的游客，他们真的是来参观石刻的吗？在宝顶山景区每天接待的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中，有几个人记住了赵智凤，又有几个人记住了赵智凤凿刻在大佛湾的那两句求法偈语：“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
诚然，我这样的要求，实在是有些过分了。出门旅游，不就是图个乐儿吗，为何非要搞得跟去朝拜或接受洗礼似的。况且，对拉动地方经济而言，难道不是游客越多越好吗？
没错，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只是，作为一个从小就受到宝顶山石刻启悟，如今还傻乎乎地尚存几分理想主义的我，心中多少还是希望前来参观石刻的人，回去后能有所思、有所悟。低下头来，思考生命的意义，学会对亲人、朋友、社会，乃至世间万物心存善念，而不只是去拍几张照片，发个微信朋友圈显摆。
前不久，我跟一位曾同在大足石刻艺术研究院工作过的朋友聊天，无意中脱口而出：“凡是借大足石刻讨饭吃的人，都是为菩萨服务的人。既然为菩萨服务过，就理应将自己活成‘菩萨相’。”我这话，纯粹是说给自己听的，不料朋友听后，先是愕然，继而沉默，接着眼眶有些湿润。我不确定，此话是否伤到了我的朋友，但自那以后，我发觉她的确越活越有“菩萨相”。
写到这里，已经夜深。凝视着书房墙壁上悬挂的“千手观音像”，我突然有种想去宝顶山石刻净心的冲动。最好是一个人，最好是一个良辰。大佛湾一个游客也没有，唯有我在阳光下礼佛。当我双手合十的刹那，我不但能见诸相非相，还能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