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茹：未来每个城市都在地球自由漂移
走过几座城，遇见许多人。丰富的阅历无疑会给一个作家带来创作上的更多灵感。在每一次行走与迁徙中，他们都会张开身上所有的毛孔去感知，去聆听，去体味人世间的每一场悲欢离合。资深作家周洁茹老师这些年里的自由行走与认真生活，就给她的创作带来了许多滋养。此次的访谈，我们就先从东方之珠香港谈起。
记者：周老师，我读初中那三年，每天中午从学校回家，吃过午饭后会通过莺歌牌黑白电视机看一部香港的“单本剧”。可以说，我对香港的了解，是从看这些“单本剧”开始的。此外，我对香港的了解，还来自香港的歌曲，许多香港金曲占据着我的少年时期。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很“香港”。今天遇见家在香港的您，能请您谈谈您眼中的香港吗？
周洁茹：多谢昌鹏。香港我谈得太多太多了，毕竟我在香港生活了十二年，连续的十二年，在美国是十年，加上请辞《香港文学》主编后又回洛杉矶陪读的一年，十一年。但要按照年数来计算，还是家乡常州的时间最久，二十四年。而且我也再次回到了故乡常州，在过完我的四十八（虚）岁生日以后。比较神奇的是，我今年来到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驻校，文学院的校区在桐乡，我到了学校才知道，桐乡是在嘉兴，而嘉兴正是我的祖籍。
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还专门回过一次嘉兴，去寻找家族的祠堂，但我就从来没有去过嘉兴，一直没有机会，所以现在我来到祖籍地的学校驻校，这感觉真的太奇妙了。我看过你与张怡微的那个对谈，她提到的我们在“光的空间”常州店的那个活动，主题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她们如何在他乡写作》，我也很有印象，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张怡微的祖籍是常州武进，但我也不觉得她是一个“武进籍”的作家。主办方《小说界》让我们在现场描述一下心中他乡与故乡的区别，然后用一句话来总结。那一次回常州，我是乘飞机从香港到上海，然后再搭火车到常州。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我看了一眼窗外，那种感觉，好陌生，又好熟悉，就好像我一直一直都在，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些年我都是从南京或者无锡往来香港，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到上海。我就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十年没见的虹桥机场，一点没变。去到机场里面，还是变了，一切都好陌生，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虹桥机场于我的意义很重要，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离开家去美国，就是从虹桥机场出发的。那天，父母送我去的机场，我没哭，也没有回头，就是在飞机上我都没哭。我母亲后来写信给我说，她和我父亲从上海回常州，一路都没有说话，回到家看到我住过的空空荡荡的房间，两个人都流了眼泪。后来，我父母来美国探亲后再回中国，我先生送他们去机场走后，我一回头看到父亲留在家门口的那双拖鞋，这才放声痛哭了起来。我的知觉似乎总要慢上几拍，有时候甚至是好几年。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他乡”与“故乡”的区别，我首先想到了这句“于熟悉与陌生中打转”，这句话出自我写过的一篇纪念《香港文学》创刊总编辑刘以鬯先生的文章。“导演王家卫说过，刘以鬯的离去象征了战后南来作家在香港异地开花之时代的终结。这样的评述站在历史的角度是合适的，但是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样的异地开花才是最璀璨的花。每一个写作的人都在陌生与熟悉中打转，刘以鬯先生的一生，在其中找到了优美的平衡。”
你说香港金曲占据了你的少年时期，让你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很“香港”，而对我来说，香港很“奇妙”。我一直都是非常感谢香港的，因为我是在香港重新开始写作的，而我之前的中断是十五年，整整十五年，我能够回来，我无法解释这其中的缘由。我解释过无数次中断写作的原因，无法解释回来。能够回来，我归结于命运的安排，以及香港。我眼中的香港，就是一个“奇妙之都”吧。希望我以后回望我在香港的生活与写作，也能够达得上这一句——“优美的平衡”。
记者：说到您的写作，您的作品从《到香港去》到《在香港》，就体现了一种身份认同的转变，是什么让您产生了这种对城市的认同的转变？
周洁茹：《到香港去》是我回归写作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这只是时间与地理上的回归，客观上讲，心态上还没有，我这个人总有点后知后觉。而《在香港》肯定了“在”，是我对我自己的提醒。很多时候我都需要“我”来告诉我，我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往的方向。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乡土文学在中国有着相对稳固而深厚的传统，而城市文学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并没有形成规模性文本和创作上的有序传承，导致作家们对城市的书写缺乏必要的先天准备，也相对缺少可资参考和借鉴的范式。”那么请问您书写城市的方法是什么？
周洁茹：我的写作确实是无意识的、没有企图的，更不用说有什么准备。我只是在近乎本能地写，写日常生活，写有人的、有温度的作品，用最虔诚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谈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法。
记者：那么在写作过程中，您如何面对不同语言切换的问题？
周洁茹：我的英语和粤语都有点常州口音，我自己也知道。当然了，我的常州话就完全没有口音，离家几十年还是一口标准的小东门发音。纯正的常州话还是非常优美的，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凶猛，主要看怎么用词。不同语言（方言）的问题完全没有干扰到我的写作，我一直都是在用常州话写小说，因为我也是用常州话思考的。从开始写作，直到现在，我从未变换过我的语言模式，所以也不存在“切换”这一说。我始终坚持我的写作语言的独特性，这一点很重要。
记者：您有好几年没回家乡了，这次回到故乡常州有何感想？
周洁茹：这一次的感想太多了，太不同了。当年到了美国我都是要一年回一次家的，或者我父母过来美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从来没有与父母真正地分开过。这次是三年，三年还不止，前两年我还抱有希望，一直在看机票，看船票，因为去澳门隔离也是一个办法，第三年我直接回了美国，因为如果一直不通关的话，我在洛杉矶跟在香港是一样的。我父母也不想我回去，往来的风险之大，远远超出了思念，我们后来都习惯了视频通话，习惯了克服思念。
这次回到家乡，我发现大街小巷到处都印着一首歌的名字，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作的词，赵元任谱的曲，常州人都熟悉，我还用常州话念了一遍，发现并不十分通畅，因为“如何”得念成“馕格老”才对，但也不十分对，我一时还找不到更对的对“如何”的表达。我在想，家乡的文旅部门为什么选用了这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没有别的句子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她”字，因为之前的汉字中是没有“她”的，男女共用“他”，这首歌广为流传之后，中国的女性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她”字，这个字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还有就是我的文学工作室在位于青果巷的我外婆家开幕了，在今年的6月12日，这一点对我个人的意义非常大。青果巷是常州最为神奇的一条巷子，许多文学艺术家，都与这个地方产生了关联，如果未来有人定义这种“青果巷文学”的话，我认为这也是最早的最有迹可循的常州城市文学。
记者：您提出的这个有关常州的城市文学的概念挺有意思。那您自己认为，您的写作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吗？常州，美国以及中国香港，是否曾让您的写作发生某种变化？
周洁茹：我的写作的阶段，其实特别好分，按照时间分：2000年前，2015年后；或者按照年纪：少女阶段和中年阶段，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个老年阶段；评论家戴瑶琴老师是按照我的作品分的：《回忆做一个问题少女的时代》阶段，以及《到香港去》后的阶段。
生活地区的变化，一定让我的写作发生了变化，有一种变化就是完全不写作了， 指的就是我在美国的十年，以及回到香港的头五年。如果按照职业变化来分，就会更戏剧一些：常州文联专业作家阶段，美国家庭主妇阶段，《香港文学》主编阶段，浙江传媒学院驻校作家阶段……从作品的数量及表现力上看，家庭主妇阶段是完全没有出文学作品的，可见这一份职业的艰苦以及吃力之处。
记者：周老师在美国的那十年，从现实中捕获的写作素材多吗？当然，我可能问得太早了，或许许多年后，您在美国的生活以及在美国捕获的素材才会完成它在心灵中的孕育，您对此如何看待？素材的酝酿过程，可能从某些感性认知开始，然后发酵。过去您应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从一个感性认知，慢慢变成一部作品的起点或者某个写作局部的生长点。
周洁茹：确实，那十年很重要，虽然说是一个家庭主妇的阶段，但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养的阶段，积蓄的阶段，对于写作来说。当然生活方面更为重要，那十年我就是很普通地、很自然地度过，结婚，建立家庭，养育孩子……看到一个朋友说，女性运势走低的时候就应该停掉事业，去结婚，去生孩子，我是不同意的，运势走高才应该去结婚、生孩子，婚姻的质量才会高，养育孩子的质量也会很高，当然了这只是朋友间的说笑。但我肯定是在我最好的时间去完成了我的家庭的这个部分的，所以我一直很感恩命运。包括在做了四年刊物主编以后，我又一次离了职，回到加州陪孩子上学，也许别人很难理解，在一个谁看来都是意气风发、正可以做点事情的大运年，为什么又决然离开了？但我人生中最大的获取其实是来自我的家庭和家人的。今年年初，出于照顾父母的考虑，我又从加州返回了常州，选择了离家最近，也最给到我创作自由的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驻校。这是最好的安排、最合适的安排，也是我最想要的安排。还是要感恩命运。
记者：其实说到驻校作家，我很好奇，也是要讲课的吗？好像内地特别少见。可以谈一谈吗？
周洁茹：驻校作家制在国外特别常见。我最早知道驻校作家是从张爱玲开始的，她在写作营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赖雅，整个人生就此发生了变化。我一直在想，如果她没有去写作营，没有认识赖雅，没有相爱以及之后的拖累……她这一生会不会更幸福一些？直到我看到一张她与赖雅的合影，两个人的侧面，她的那种自在，我第一次看到时就很受触动。
我后来在美国生活，了解到很多大学都有驻校作家制，中国作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很多中国作家都参加过这个计划。但我在美国没有申请任何一个驻校计划。我回到中国后，成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的第一个驻校作家，这对于中国内地的院校来说是挺有开创性的。首先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学校给了我一个创作空间，让我可以没有顾虑地写作，完成自己的一些写作项目。另外我也很愿意去与更年轻的写作者们沟通与交流，把我的写作经验再来做一个传播与扩展，要是能够促进并且实实在在看到同学们在写作方面的成长，那会是一种比自己写出满意的作品更欣喜的欣喜。而学校方面，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希望驻校作家能够丰富学校的文学教育，在网络文学、创意写作以及编剧等方面，为学校建设、培养人才队伍，提升创作水平，非常清晰。驻校作家制本身就是一种很常见的文学与教育沟通互补的方式。人大文学院孙郁院长在一个访问中说过，我们对驻校作家没有规定动作，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主要是因他们的存在而使学生感受到创造性写作的价值。这一句很好，浙江传媒学院也给予了我同样的感受。
记者：关于都市文学，您做过一些设想吗？比如未来还可以怎么写，它或许会变成什么样子？
周洁茹：到了未来，每个城市都可以在地球自由漂移。我曾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水利土木方面的工程师朋友，对方说这是真实可行的。事实上，我们的城市一直在移动，而且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今天城市的位置一定不是未来城市的位置，就如同我一直相信今天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要比遥远过去的二十四小时要少一点，时间也被缩减了，一切的变化都如此缓慢，不被察觉。于是我们的未来，都市与都市之间再无边界，我们的文学也会到达一个更为自由自在的状态。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理想。
记者：您刚刚讲到了在校园里和同学们的沟通与交流，那最后请周老师给我们的青年作家一些阅读以及写作方面的建议吧。
周洁茹：老师不敢当，我给比我年轻的阅读者和写作者的唯一建议就是坚持，坚持写作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