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条路
记者：您对古典文学研究颇深，曾出版了《岭南三家诗选》《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著作，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始自什么？
刘斯奋：我出生于一个文化家庭，受父母的熏陶影响，从幼年起就大量诵习古典诗词，不仅背诵而且创作。十六七岁就掌握了各种诗词格律，而且能写得很像样了。例如有一首《观沼气发电有感》，是我十六岁的作品：“江湖浪迹任消磨，一旦逢春意气多。愿化明珠三万斛，直教流影乱星河。”即使在“文革”那样严酷的岁月里，我与一班密友私下仍旧坚持阅读、创作和交流。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又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注释，先后出版了《岭南三家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黄节诗选》《梁启超诗文选》《唐宋诗词彩图辞典》《白话诗译宋四家词选》等七八种本子。这样一种研读经历，当然还加上后来对传统典籍的全面的涉猎，使我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比较深入的理解，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您的求学情况？
刘斯奋：就我而言，主要是集中从三个方面下工夫：一是通过古典诗词入手，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来有诗国之称。从古至今两千多年间，由于民众的喜好，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甚至一度实行“以诗取士”，诗歌的作者之众，留下的作品数量之多，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光是成书于清代的《全唐诗》，就收入了49000多首，作者2200余人，而且还远不是全部。上世纪中叶成书的《全宋词》则共计辑两宋词人1300余家，词作约两万首。如果把其他朝代的都算到一起，那真是不得了。
这多如恒河沙数的诗词作品，就作者身份而言，上至帝王，下及各级官吏、文人墨客、和尚道士、市井游民，甚至青楼歌妓，各个阶层都有；而就内容而言，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地理、交通、风土人情、天灾人祸、艺术、爱情、劳动等等，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备。就表现方式而言，记事、抒情、述志、议论都有。特别是：这些诗歌作者的主体，属于当时的知识阶层。他们饱读诗书，四书五经一类的典籍，对他们来说是烂熟于胸。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思想方法、审美观念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并随时随地渗透溶化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后人通过阅读，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感受到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价值取舍。可以说，这些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部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加上它是文学作品，是靠艺术形象和情感抒发来进入人的心灵的。音韵铿锵，朗朗上口，易诵易记。也更易于接受。
记者：从古典诗歌入手，应当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捷径。那么另两方面呢？
刘斯奋：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历史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也是古代诗人们的生活依托。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使我对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是把古代的史籍和当代的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读的。年轻时印象最深的当属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因为著者运用史论结合的写法，不仅介绍了史实，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加入了自己的评判，显示出一种思想的高度，每每给人以意外的启发。很大程度增加了此书的趣味。当然，随着年事日长，我也读得更多，直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毫无疑问，所谓历史，是人类为了求得生存与繁殖的权利，与大自然、与人类自身进行不断斗争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录，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无数的经验和智慧。这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人生，乃至从事各种工作，都是必不可少、极其宝贵的。
第三，是思想方法的确立。一个人的思想洞察力固然有天赋的因素，但后天思想方法的训练和确立更加重要。只有掌握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才能摒除纷繁复杂的表象干扰，进行层层剖析和严密的论证，形成坚实的结论。就我个人来说，我信服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入门的引导，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十分认真地钻研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刘斯奋：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中，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其与《周易》对于宇宙的变易认知，与中国传统的“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的唯物主张，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民众诉求是相通的。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几经求索，马克思主义最终被共产党人接受，并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其思想指导地位也由此确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世界事物就无法透彻认识，只能流于就事论事，就现象谈现象。尽管旁征博引，看似高深莫测，却始终是钝刀子割肉，割不出血来的。相反，根据我数十年的经验，有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就能够在海量的、哪怕碎片化的阅读过程中，把有用的部分鉴别出来，提取出来，重新组合成新的认知和结论；同时也就能在十页八页之内，分辨出哪些书值得读，哪些书不值得读，不再为之浪费时间。
古典诗词、史学修养和思想方法，是我几十年来为文问学的三根支柱，如果说，还取得一些成绩的话，这三根支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白门柳》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写作时是否经常从书中或者您刚才提到的“支柱”中寻找力量？
刘斯奋：在我创作长篇小说《白门柳》时，能够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求做到为历史传真。在进行艺术创造的同时，做到从历史事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人物言行，都经过考证，有其出处和依据。尤其重要的是，它引导我致力于历史本质的进步，把揭示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历程，作为小说的思想制高点。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朝代兴亡观、传统的小人君子观和被美化的传统才子佳人观的全面突破。与此同时，《白门柳》在审美方面，还凭借我对古典诗词的修养，使作品从有场景气氛的营造到文字的表达，都始终洋溢着传统文化之美，充盈着含蓄内敛，温厚沉着的中国传统审美气息。
记者：能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参与的关于陈寅恪晚年诗文论战吗？
刘斯奋：我在论战中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始终抓住主要矛盾，直指对方的要害是学术其表，政治其里；并凭借对诗词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对陈先生晚年诗文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使对方无从辩解而最终高挂免战牌。这场论战也因此被学界认为是新时期具有标识意义的典型案例。
也是基于同样的能力，使我得以对“墓门深更阻侯门”这件纠缠百年的文化公案，做出令人信服的析证。
甚至我从事书画创作，综合的文化素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使我的作品尽管不师古人，自成面目，但仍旧散发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被誉为当代文人画代表。
记者：您和林岗出版了《走出鸦片战争阴影：文化自信对话录》（花城出版社），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对话录？
刘斯奋：今年，我与林岗先生合作出版了《走出鸦片战争阴影：文化自信对话录》。这场对话的缘起是我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从三教合流到四学融通——文化自信的一点思考》，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也引起一些关注。但仍意犹未尽。有一次与林岗谈起，觉得不妨就为这个话题做一场对谈，谈得宽一些、丰富多样一些。难得林岗当即表示有兴趣。于是就谈起来。当时疫情还未结束，开始时是面对面谈，后来改为通过电脑在线上谈。谈完一个题目再想下一个。最后把录音整理成文。我们的宗旨是：彻底打破目前通行的论文写作程式，坚持“大道至简”，要言不烦。尽量用日常口语来解说学术问题，同时抓住要点，突出新意和创见。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普通人都能看得明白。此书出版两个月后即增印，“豆瓣”评分是9.3分。从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的反应来看达到了这一目的。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刘斯奋：很抱歉，我无法回答。事实上古今中外，无论是谁，只要有出色成就，能给我以陶冶、启发和帮助的，我都想见面求教。当然，古人已矣，想见也不可能，至于来者，有幸生于太平盛世，正是高才辈出之时，肯定随时随地都有握手言欢，尊酒论文的机会，不至于像当年陈子昂登上幽州台那样，“独怆然而涕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