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在平淡叙述中直抵人心
田耳，本名田永，湖南凤凰人，1976年生。1999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在《收获》《人民文学》《花城》《钟山》《芙蓉》《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七十余篇，计两百余万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二十部。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年选和排行榜。结集出版作品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郁达夫文学奖、金短篇小说奖、联合文学新人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十余次。现供职于广西大学君武文化研究院。主要著作有：《被猜死的人》《长寿碑》《环线车》《风蚀地带》《一个人张灯结彩》《夏天糖》《一天》《姓田的树们》《金刚四拿》等。
记者：你的写作之路似乎很顺利，1999年开始写作，写完了作品就发表了，2007年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是你写作的第八个年头，而大多数作家在这样的写作时间里，还处在四处投稿的尴尬阶段。写作之路这么顺利是因为你准备充分了才动手，还是你的才华？
田耳：真要追溯的话，我最初的写作还要早一些，十岁写的童话作文，十一岁得到发表。我小学时有幸就读一个“童话引路”实验班，具体说就是作文课上写童话。当年这个实验由我小学班主任滕召蓉老师首创，短短几年内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我的小学同班同学45人，大概有30余人小学时期就已发表作文和童话，我在班上并不算突出。我这些年回顾，才感觉写童话与写作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讲故事，等于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得到系统的故事编撰训练。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再到2007年获得鲁迅文学奖，整整二十年时间，也是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我想，从事写作，才华多少都会有一些，但我骨子里的执着，才让自己一直写到了今天。
记者：《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你31岁，获奖对你的写作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田耳：我此前是无业青年，居家写作，2008年经当时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指示，我们县里直接给我解决工作问题，安排在县文联下属的书画院里，从事创作员工作。在一个小县城，解决编制问题，在父母看来肯定是比得奖更具体的成功。当时县委书记也明确表态，解决工作并非要我上班，而是保证我继续从事小说创作。所以当时我最大的感触，是这下可以一直写下去了。
记者：你是从县城里走出来的作家，在今天的文学生态下地方作家很难冒头，你当年辞职在家写作，最大的压力是哪些？
田耳：当年也无所谓辞职回家，我进入社会比较早，就读大专期间就跟亲戚干些活，毕业以后依然是跟着这位亲戚跑生意，那几年时间里，亲戚干什么我跟着干，先后从事多份职业，也借此得以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这对我后来从事小说创作非常有帮助。后面也不算辞职，就是跟亲戚打个招呼，此后待在家里写作。生活压力几乎没有，一直以来，直到现在，身边人都知道，我生活过于简单，甚至有些不讲究，唯一爱好就是阅读和写作还有淘书。回家写作，母亲支持，在她看来这起码不是坏事，无非吃饭时候添一双碗筷。当时母亲包容我在家里写作，亲戚朋友们反倒有些不可思议，小县城的事实也是二十多岁年轻人必须要找一份工作。好在母亲的坚持，让我可以安稳地写作。这几年，许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许多父母就让孩子在家躺平，不急着上班。我看到这样的消息，忽然觉得母亲的做法其实蛮超前的。
记者：辞职在家写作那个阶段持续了多久？那个阶段有哪些人帮助过你或者影响过你？
田耳：我是2003年居家写作，到2008年底解决工作，前后有近六年时间。这一段时间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父母。我这一家都是超有安全感，只要不饿死就不发愁，居家写作，母亲还比较高兴，因为家中四位老人，有我待在家里，他们感觉更踏实。事实上我几乎不干家务，就是给老人当“定心丸”，每天白天写作，晚上跟外公和父亲喝酒，很快有了些酒瘾。那一段时日，回头一想反倒是最简单、最开心的时光。后因要阅读文学杂志，跟当时吉首大学文学社一帮朋友交流较多，社长刘永涛将我写的小说推荐给作家刘恪先生，刘恪将我列入当时正在组建的“文学湘军五少将”。几乎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的杨泥老师和《收获》的王继军老师都给我写信联系，次年开始在《人民文学》《收获》和《芙蓉》发表作品。
记者：获得鲁奖后，在家乡的小城，有没有成为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
田耳：这我真不知道，也许是有，只是怀疑现在写作的影响力。即使有些父母拿我的事例激励他们小孩，小孩又能够接受？作家还是现在年轻人的职业理想么？也许有，微乎其微。我现在在教大学生写作，知道文学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不管怎么样，文学的影响力已经式微了，别说写作，看文学书籍都妥妥地成为小众选择。
记者：弋舟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你是同辈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人，怕引起误解，他特意做了分辨，把你和专门讲故事的作家加以区别。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故事忽然变得有了分量，地位显赫，很多大刊编辑也反复强调要写好故事，你是如何理解故事对于小说的意义的？
田耳：在八九十年代文学最繁盛的时期，小说是可以不讲故事的，当时纯文学拥有更为众多的读者。但这本身，似乎违背文学自身的规律，纯文学尤其先锋小说，本身就是小众的东西，本不会拥有如此庞大的受众。后面一路回归正常，为稳固读者，故事的分量得以持续加重。不讲故事或者纯粹依赖想象的小说依然有，目前看来真只是几位作家作为样本一般存在，就像保证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得以持续。大多数写作者没法逃离故事的威权，没法摆脱故事的检验。在我写作和阅读中真实的体会，纯粹靠想象力推动的写作，反倒是大同小异，彼此混淆的；只有生活，原汁原味的生活，才蕴念无尽想象力。再说，语言也好结构也罢，写作者难以从中获取持续的写作动力，或者说，放弃故事的写作难度太高，罕有写作者能够达到。唯有故事的讲述，事实上成为写作最可依赖的路径。
记者：在一篇创作谈中，你提到“把中短篇的写作技巧摸得比较透”，“长篇如教科书，好的短篇集如武功秘笈，教科书宜乎众矣，秘笈则深藏门道”。具体说来，你摸索出的技巧是什么样的？
田耳：当时年轻，敢这么说。现在回头一看，我只是对中篇写作较有把握，逐渐得心应手。我多年的写作，往往是中篇写得较为松弛，基本不用打框架编梗概，一篇一篇，信马由缰发挥开去，也能够一次次有效收拢并顺然结尾。回头一看，整体结构也不会出大问题。写作至今，一共写了有三十来部中篇吧，同代作家里面这个量应是不少。短篇的写作，回头一想，我一直过于遵从“起承转合”的结构定式，故事总是写得较为完整，所以会显得丰腴。我以前写的短篇，字数都不少，基本没有低于一万三的，这在短篇当中，应该算是胖子。或者说，丰腴这一品性，放在短篇里面，几乎等同于臃肿；中篇才有容纳丰腴的空间，才允许我在起承转合的封闭结构当中闪转腾挪。后面见到双雪涛敢于将小说写得成分残缺，文字冷峻峭拔，意境奇突诡谲；弋舟甚至是用意象替代故事，一篇一篇不可思议地塑型，无疑拓展了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路径和可以抵达的限度……与他们比较，我感觉自己遵从的“起承转合”那一套已显笨拙，所以近十来年，短篇写作量大大降低，几乎每年就一篇的样子。
记者：你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领域都颇有建树，你是如何看待短篇小说这种文体？这种文体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创作时有何差异？
田耳：现在看来，短篇小说才是真正自带先锋和探索品质的文体，它有限的篇幅可以承载，也用以检验写作者对小说各种体认，短、平、快，同时也稳、准、狠。它跟中篇长篇的差异自然非常大，同时也是一种发展最为快捷的文体，既有隽永的经典篇目，也有当下通行的体例。它与中篇、长篇的重要差异，上面一问已经提到。我感觉，眼下短篇的创作，已容不得故事在其中过于完整，一旦有了严格的起承转合，往往会胀破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成为中篇。不客气地说，我有些中篇，起初都是打算写成短篇，胀破了篇幅不得已写成中篇。不知道写小说的朋友是否也有同样的体验。
记者：你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批评家李敬泽说你的短篇小说写得最好，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田耳：李敬泽老师说这话，是在2008年初，为我第一部小说集作的序《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里这样提过。这个判断应该是有时效性，说得更直接点，他提到的短篇主要是指《衣钵》。这是我1999年写出的第二个短篇小说，次年发表在湖南湘西州文联的内刊《神地》，经过多年投稿，终于在2005年发表于《收获》杂志第三期。当时被李敬泽老师看到，并推荐这一篇进入当年《文艺报》排行榜，位列第一。从那以后，我开始接到杂志的约稿，写作也变得顺畅起来，《衣钵》无疑就是我进入文坛的一块敲门砖。后面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这一篇也进入前十。现在看来，《衣钵》是我短篇创作的一个另类，此后我的短篇与《衣钵》的气息相距较远。我重读这一篇，其中蕴蓄的青涩气息，以及对于社会现实平和从容的体认，是特定时期个人心境的写照。而这份心境，我再也回不去了。如果现在才写这一篇小说，经验也许更足，但我写不出这个味道，《衣钵》会是另一个作品。所以，我认为，相对于写作经验，起笔写小说时候的青涩和无知，其实弥足珍贵，它让写作更具可能性。一晃这么多年过去，《衣钵》仍是被我的作家朋友们一直称道的作品，也是我最好的短篇小说，尽管我总想在其后头加上“之一”。所以，我也不无凡尔赛地说一句，有时候出手较高，反倒会后继乏力，这也是我现在很少写短篇的重要原因。
记者：短篇小说高手不多，业内普遍认可的短篇大家有刘庆邦、王祥夫等等。在你看来，你的短篇小说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田耳：当然没有太多可比性，短篇小说能称为高手固然不多（任何一行的高手都不太多），但好的短篇小说家还是不少。上面提到的两位我也读了不少，他们行笔较偏散文化，同时故事营造也相对完整，这是非常见功力的写法，等于能让冰炭同炉。在我看来，好的短篇小说家大致分两类，一类作家稳定出手，成功的篇目可以罗列一长串；一类作家出手不一定稳健，但多年耕耘也写出质量非常高的作品。总体来说，必须承认，短篇小说成功的范例还是为数不少。业内普遍认可，便是宜乎众矣，我总感觉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不一样。个人私爱的短篇高手，跟普遍的认可不一定重合。喜欢的作家很多，这里想稍稍提一提其中两位。宁夏的石舒清先生的短篇并不多，几乎都是精品。他的短篇具有一种非常坚硬，且弥漫着信仰光泽的品质，但也形成一定的阅读门槛，大多数读者可能觉得不太好读，难以进入其中。还有前几年去世的山东作家尤凤伟先生，在我看来，他的许多中短篇都是教科书级别的，技术和内容层面都已无可挑剔。他的名篇非常之多，也改编成非常著名的电影，但在读者当中影响力一直不大。我经常推荐学生阅读尤凤伟的作品，自己也定期阅读，从中受益颇多。所以也特别遗憾，以前参加过一些笔会和文学活动，竟从未见到尤凤伟先生。也许，这就是他一直写得这么好的重要原因。
记者：早先谈到写作理想时，你说就是当短篇小说家，写作多年后，你也写了几部长篇小说。我做访谈时，有好几位作家说过，他们写长篇都是抵御不了诱惑被迫的，有的写了好几部都不成功，后来索性就不再写。你对自己的几部长篇满意吗？
田耳：迄今我已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在同代作家里面这个量不大不小。要说质量，我个人看重的是十年前发表的《天体悬浮》，也有几个评论家朋友认为这一部才是我个人最好的作品。长篇创作难度大，难以成功，也难以对自己的创作感到满意。任何一部能够真正闹响，几乎都将成为一种现象，但这难度同时也构成写作的乐趣。对于写作，谁又不想对自己有个总结？在小说写作这一领域，总结往往是要用长篇来完成。事实也如此，中短篇的写作佳作层出不穷，长篇若干见也难见着一部深孚众望的作品，但长篇创作并未门可罗雀，相反来得最为热闹。我现在专注于写长篇，也跟年龄和状态有关。有写作经验的都知道，小说最难就是开头，短篇得有一个开头，长篇也是一个开头；以往写短篇，一篇完成，马上又要开头，连续写几篇，不断地写小说开头，人就变得焦头烂额。而长篇写作，花费力气将开头写好，定下基调，此后较长一段时间，让文字顺然铺展，每天写够特定的篇幅段落就打住。生活会因此变得正常，变得规律。主要精力用于写长篇，既是写作的选择，也已然成为我的一种生活策略。
记者：相比短篇，你的中篇小说影响更大一些，像《一个人张灯结彩》《开屏术》等等，《开屏术》写了生意人易老板为了讨好一局长，想送其一只能听从人指令可随时开屏的孔雀。这个中篇当年影响比较大，这个故事是你对自己曾经的江湖岁月的回望吗？
田耳：对的，“隆介”以我一位好友为原型写出来，他本人看了这一篇，还有些生气。易老板的原型当然就是我跟过的亲戚。九十年代末我跟着亲戚跑生意，前后好几年时间，现在的写作素材，大都是那几年里迅速积累起来的。当年我二十来岁，进入社会，从事多种职业。年轻人有过的迷惘无助，受欺负，不擅于自我保护，我都有经历，那才是原汁原味的生活，那是刀口舔血地获取写作素材。相反，慢慢地有了人生经验，有了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的体验感立马下降，跟真正的生活总有一层膈膜似的。现在不免是有穿越到过去的想法，要穿越的时间段，必然也是二十来岁，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很想以现在所具有的社会经验，将那一段青涩的日子重过一遍，又会怎样？再一想，这种妄念，不就是跟大多数电视剧一样嘛。男主拥有二十岁的脸孔，同时又具备四五十岁的社会经验，所以才会拥有大家都羡慕的戏剧人生。真正的人生，从不是这样。
记者：《收获》编辑走走说：“你笔下的人物，再卑微，也还是在与生活进行没完没了的肉搏。仿佛真的有天体悬浮在他们头顶，让他们在渴望生存的同时，依然渴望出离自己身处的那个小世界。”你自己也承认你的小说总有一种恶狠狠的态度，这是否和你出生在湘西有关？
田耳：应该是的，这种感觉是我来南宁生活了多年以后，越来越感受到的。湘西人性情刚烈，易怒，而广西人相对性情较为温和，较好沟通，有了这样的对比，我对湘西人的性情才有更充分的发现，要不然，我从没往外走，会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脾性。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总是充满暴戾的东西，尤其1990年前后，我读初中那一段时间，经常被同班同学欺负，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有人打架。下晚自习回家，一个人独自上路大概率会被人挑衅甚至挨打。那时候，每天过得惊心动魄，久而久之，形成我一些暗黑的记忆，也成为我性格里不好的成分。当然，随着年龄，许多东西大为改观。许多人都像是忘记曾经有的压抑、痛苦还有各种不体面，忘记我们曾经这样长大的，但我记得真切，所以小说里时常还能蹦出这种恶狠狠的态度。
记者：《秘要》这本书是以普通人为切入点讲述的一个江湖，你说《秘要》仅仅是为了怀念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田耳：武侠肯定是一段时间里面读得最多的东西，大概小学高年级一直到高中吧，看得极多，金庸全看，古龙作品能借到的也都看，所以初中时候，我憋不住写起了武侠小说。写完父亲帮我寄出去，他刚好认识一位杂志主编。后来那位主编告诫，现在写这样的东西发表不了，那以后才意识到必须改弦更张，也认真看起文学杂志来，杂志里哪还找得着武侠的影子。再往后，看武侠小说渐渐失去了兴趣，阅读范围也得以扩展。家中藏的武侠小说不少，现在偶尔也想重拾其中一些经典作品，再读一读，发现完全读不了。就连金庸，也完全难以重读，武侠毕竟只是特定时间阶段的读物。
记者：你出生、生活在县城，却写了像《韩先让的村庄》等不少乡村题材的小说，你的乡村经验来自哪里？
田耳：我爷爷奶奶一直生活在乡村，名为都罗寨，距离凤凰县城二十里地。小时候也没有旅游一说，暑假寒假父亲就把我送到乡下，跟爷爷奶奶过，起初还是步行去那里。我大概五六岁，放假就被父亲送去老家，跋山涉水，单趟要走一整天。我在乡下待的时间不短，经常是整个暑假，所以放牛，还有一些农活，我都接触过。我居家写作那一阵，也就是二零零几年吧，凤凰县搞起旅游，我的一些堂兄弟在都罗寨因陋就简搞起了乡村旅游，简陋到不可想象，但那几年竟也奇迹般赚着了钱。那一阵我又经常下乡，给他们帮忙，比如撰写旅游文案，甚至创编山歌歌词。只是，乡村旅游只搞了几年，不光都罗寨，周围很多项目到2010年左右基本都停滞或者倒闭了，而乡村则更显凋敝。
记者：到广西大学做驻校作家，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有没有教学任务？
田耳：起初是说来这里做驻校作家，来了以后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岗。我刚来时候，是到新闻传播学院做一个杂志的编辑，后又调到艺术学院戏影系充当老师，教学生怎么编故事。我每年秋季开学给研一的学生上课，一学期64节，春季开学没课。
所以我每年写作半年，再讲半年课，感觉这样的节奏非常适合自己。再说，跟学生互动，教他们如何编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教育。我总是在下半年完成小说构思，来年上半年着手去写。我似乎越来越适应这样的时间安排，也享受校园生活。广西大学面积较大，至少抵半个凤凰县城，来这里后，我经常感觉像是隐居。
记者：看过你一篇文章《我的大学》，你文字里氤氲的江湖气，也是在“我的大学”里塑型而成，大学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田耳：我当年读的学校纪律弛废，我和几个同学一直在校外租房。一百来块钱租来三间平房，院里有一块菜地，我们在那种菜，还商量着要不要养一头猪。每天晚上，大家喝酒吹牛，我听他们讲各自经历。我最喜欢冬天，烧起炭火，大家围炉夜话。最大的痛苦，就是生活费一直捉襟见肘，花钱必须反复算计，没法依着性情买来好酒好菜。现在每个人只跟自己手机交流，被人请去吃饭都像是一种负担，那种围炉夜话的生活，早已一去不返。所以，我经常怀念老是吃不饱的年纪，也想要穿越到那个时候……最好把现在赚到的钱带到物力维艰的年代，买来好酒菜，邀更多的人围炉夜话，给我讲故事，讲各自经历。
记者：你写过一篇文章《我一家酒鬼》，文章很有趣，你还会勾调属于你自己独特风味的馥郁美酒，似乎湖南的作家都能喝酒，你小说里的人物也好喝酒，喝酒是湘西人的气质吗？
田耳：我其实酒量很小，一喝就醉，给人不好的印象，但这么多年改不了了。只有弋舟兄夸过我，我经常喝得一塌糊涂，但到这把年纪也没出啥事，没掉什么朋友，也算是一种成功。说是夸，分明也是提醒，现在慢慢少喝。我父亲学化学，他认为酒是一种特殊的药剂，既让人兴奋又让人麻木。我感觉，男人正好藉此展示自己的控制力，所以酒量大，久喝不醉是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让旁人直观地产生敬畏。全国人民都有各自不同的喝酒习惯，湘西人未必比别地方的人更能喝。我来广西以后，感觉广西人也是特别能喝，经常从晚七点喝到十二点。至于勾调，那是我们在酒鬼酒厂访问时候做的一个游戏，厂方会讲解白酒的基本勾调技术，然后让我们上手操作。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比专业的技师勾调更好。
记者：你最初的阅读体验是哪些？喜欢文学是从你定义的读“天书”开始的吗？
田耳：我最初的阅读是从童话开始，最先喜欢上的作家是郑渊洁，他的文字有一种魔力，还有一种自由不羁的态度，不古板，不说教，总让人在情节上还有认知上得来意外。因为喜欢上郑渊洁，还有张天翼的两三部童话作品，老师推荐国内别的童话作家，我几乎都没能看进去。小学四年级，从一部《射雕英雄传》开始，迷上了武侠。读金庸的小说，甚至会有快感，往后再也不曾有过了。高中开始看严肃文学，最初接触的大概是张贤亮、王朔、史铁生、阿城、尤凤伟等国内作家，后面是以外国文学为主，阅读的范围得以展开，喜欢的作家也越来越多。
记者：很多作家喜欢藏书，你有藏书的嗜好吗？
田耳：淘书，读书，写书，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是个超级宅，家里办公室都会堆满了书，没有地方了，甚至还想淘一套房子专门装书。我在老家的自建房里有四五间书房，在南宁也有几间屋子装书，总的藏书量应不低于四万册。
记者：作家一般不喜欢推介同行，青年作家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你是不遗余力地推介。双雪涛之外，你也推介过不少同辈作家，你说过“我是一个被命运决定性格的人”，可否说说你自己？
田耳：我觉得一个写作者首先是读者，阅读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也只有高质量的阅读，才能引领自己的写作持续深入。所以，我看到真正喜欢的作品，总是忍不住给朋友推荐，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我们互相推荐，就在去年，张楚写的长篇《云落图》，作家走走就极力推荐给我看。我说的“被命运决定性格”，是只有自己知道，当我获奖，拥有工作，逐渐在生活中安稳，再回顾往昔，对比年轻时候的样子，真的像是变了个人。如果我没获奖，写作不成功，我估计自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人。当然，到底怎样，我是没法设想的，人生只一次，容不得假设。
记者：对青年作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田耳：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