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纵浪》：时代转捩处的经验失序与自我修正

卢卡契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说，“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在《纵浪》第一部的“楔子”里，田耳也为整个故事引入了一个关于人物经验、命运的颇具诘问性的视角：

……想法当然很好，我大半辈子经历，你浓缩成几分钟的短视频。视频里面那个动漫形象，从小孩到少年，再到青年、中年，依稀是有我的过往，但我知道那不是我。我也宁愿那是我，但不是。他比我可爱，比我帅气，比我更多一些阳光和勇毅。再说，我的经历你压缩成三分钟，视频做得再好，生命一旦被高度浓缩，立时悲从中来。现在文生图软件越来越多，相关的视频也看了不少，抖音和微信视频里，许多名人的一生都被用两三分钟概括起来，再慢慢拓展到普通人。但几句话能够概括的人生，又如何抹去那一股吊唁的气味？谁的一生，能在如此有限篇幅里变丰满，成为独特的“自我”？

初读之余，读者不免为这种叙述腔调所疑惑。从字面意思看，俞以琢的这段自述，显然既阐释了写作、记录等行为本身所承载的意义，也构成了这部小说在故事叙述上的合法性起点。然而，就整个故事的叙述而言，这种“悬置”具体对话目标，且将叙述者“对象化”的叙述形式，其功能却更加偏向于一种对关于小说叙述腔调、叙述视角以及叙述方法的基调或节奏调试。换句话说，它既是小说叙事的一部分，也是溢出小说叙事之外的“副文本”。在阅读与观感上，这些超逾故事整体线索，将线索与内容“前置”的叙事，除了作为一种区别性的文本为读者提示出整个故事的骨架之外，更多的却是为我们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感觉。直到小说第四部融入整个叙事线索而成为小说叙事链的一部分后，读者才发现，这些前置的叙述中的喃喃自语式独白，原来出自主人公俞以琢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镜沅”（小说人物路金瑗笔名）对如何记录、整理他个人的生命经验，以及如何叙录其驳杂错乱的个人记忆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而在这个充满辩诘的情节与形式中，那个因脑出血而陷入记忆（经验）混乱的俞以琢，正是借助于他的人形机器人“镜沅”才得以完整向我们讲述了那个独属于他的人生故事。

至此，小说才真正显露出它颇具匠心的语法与结构。

据田耳透露，《纵浪》的构思始于十年前的一个浪漫传闻：“他曾听说有一对情人，会离开各自所居住的城市，定期到另一个陌生城市约会。这些城市处在他们居住地的中间地带，且是火车的一个个站点。”这个道听途说的浪漫情节随即引发了他的猜想，“他俩会否抛骰子决定要去的城市，而骰子上每个数字都对应一个站点、一个城市？”而这个猜想，后来既奠定了《纵浪》的创作起点，也成为小说里一个至关重要的故事情节。

就《纵浪》的主线叙事而言，故事的整体框架主要被放置在俞以琢个人的成长路径及其与路金瑗彼此交织又相互错位的伦理关系之中。少年俞以琢与远在东北的路金媛，因一次偶然的读者来信进入彼此的生活。此后数十年，近八百封书信往来贯穿于他们漫长的成长岁月，逐步改变了二人的生命轨迹。他们相识、相见，各自进入婚姻和家庭，却也在现实生活的交集与牵扯中若即若离。这种断断续续、明明灭灭的情愫，无疑是《纵浪》情感线索的用力点。然而，如果揭开这层关乎人性、伦理乃至欲望的面纱，回到俞以琢个人的成长叙事和小说整体的叙事结构便不难发现，这条情感线索实际上仅仅是沟通故事线索的引子。埋在引子之中并促使整部小说的叙事内涵发生转捩的关节，指向的其实是俞以琢这代人如何在坍塌与破碎的经验失序（俞以琢记忆混乱）中修正自我这一命题。

关于这一点，田耳以“纵浪”二字为其作品命名，本身即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部小说重要切口。不消说，“纵浪”二字，出自于陶渊明那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于陶渊明而言，这是一种通达人生化境的回望式人生观，是他在生命经验累积到一定的厚度与境界后，对自我的回顾与总结。回到这个人机交互的AI时代，当这个古老命题以一种开放的形式进入田耳的小说，并与它所对应的加速变化的信息传递方式、不断调整的社会结构以及反复失准的人生预期发生联系时，它所打开的思想空间，同样辐射出一种关于生命的体认和感悟。这种投射之于田耳本人，未尝不是他的写作在抵达一定阶段、一定累积之后，展开的一种回顾、整理个人经验的“自我观照”。

在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的俞以琢，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抗者，他也似乎并非这个时代的英雄。从少年到中年，他的人生轨迹与多数人可谓别无二致，大体都是沿着普通人的人生轨迹运转着。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育，然后再离婚，其中穿插几段未竟的情感关系。早年与路金媛通信时，俞以琢也未曾意料到，他会和一个来自远方的陌生人产生那么多交集。路金媛和他的这段书信往来处在他生活的“暗处”，是俞以琢在现实之外保留的另一个空间。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路金媛其实是他生活的另一面，是俞以琢用来确认另一个自我的对象。换言之，他在书信中进入的那种状态，以及获得的那些理解世界的能力，或可被视为那个只有在路金媛面前才能成立的自己——那是俞以琢超越现实规定的另一种形态。田耳在这段关系中，发现了蕴藏在俞以琢身上的分裂和悖论。一方面，俞以琢没有能力改变自身的处境，另一方面，他却不断试图在这种既定的生活秩序或人生处境中制造一点缝隙。这是他人生悲剧的本源，也是普通人生活世界和精神结构之间存在的一道悖反。这种悖反引出的是生命个体在两个时代的错位中遭遇的人生“失准”。

田耳在谈及《纵浪》时说，“时代的飞速发展令我们都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赶不上它的感觉，与之相匹配的心态，唯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从技术或媒介的角度着眼，《纵浪》实际上蕴含着一种特别的历史意识。面对越来越不可预期的未来，普通人看到自己命运轨迹和来路的方式往往源于一次次挫败、碰撞和“失准”，历经此番种种方开启自我校准。而这种自我校准背后所凝定的，往往是生命个体在时代转捩处的经验失序与自我修正。在《纵浪》中，这种关于日常的历史意识，便是通过两个时代的“器物”和媒介的对照而被传递出来的。田耳在创作谈中说：

我且做自我回顾，不难发现对机器人伴侣的想象是从我对车的依赖，对手机的依赖顺延而来。在机器人之前，机器介入生活已久，我们对它们日渐信任直至须臾不能离开。再一想，现在我所居的住处，何尝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它被各种机器填满，机器的质量、档次和智能化程度，直接对应着生活品质。这个“家”有点像是为我定制、生产日常生活的“工厂”。想想二三十年前的生活场景，恍如隔世。那时我们憧憬的未来什么样，我们也搞不清如何就来到此时此地。往深里想，这穿越又如呼吸一般真实可感。

——《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谈长篇新作〈纵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7月16日第7版）

于日常生活中看到它的历时性，于历史性中又能看到它的日常，出色的叙事或书写能达到的逻辑高点即在这里。而田耳的关注点，则显然在这些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日常性之中。在《纵浪》中，田耳试图将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内心之中叠加的“器物”与媒介经验，写进小说的人物关系和叙述过程。在具体的叙述中，田耳则将这些经验转化为主人公俞以琢受伤养病期间与护理机器人互动交流的故事情节，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小说在技术层面所展开的人称、视角乃至虚构性的艺术切换。这一切都让小说的交流结构有了双向性。一方面，俞以琢为了开启机器人心智，向它讲述自己的人生往事；另一方面，俞以琢在向机器人讲述往事的过程中，又促使他本人重新触及那些已经发生、却未必真正理解的经验。如此一来，对一度陷入记忆混乱的俞以琢而言，他渐次展开的记忆长卷实际上也就带上了两个时间方向的辩证。就关于个人经验与“过往”的叙述而言，俞以琢的叙述虽然解释了他何以成为今天的自己，但当下出现的新关系事实上又改变了他解释过去的方式。换言之，在俞以琢身上，所谓的“过去”其实并没有封闭完成，它仍在那些带着情感对话的“信件”以及那些关于自我的叙述中被一再追问。与此同时，“当下”也已通过机器人的转述和叙录，参与了他对过往的理解。田耳在创作谈中提及的两个“交汇点”对小说叙事的意义或许即在于此。

如果说处理人与“器物”的关系是《纵浪》凸显历史意识的重要线索，那么小说涉及的和技术发展相对应的媒介变革，则是彰显时代转变的另一条线索。事实上，就媒介自身的属性而言，每一种媒介背后其实都对应着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对应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相处的方法，也对应着一代人得以“存在”的时代痕迹。从书信到电报、手机，再到AI时代的人形机器人，信息的传递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人的感知经验和思维方式也随之获得新的维度。在此意义上，媒介的嬗变无疑构成了留存、记录俞以琢这代人人生踪迹的精神考古层。而田耳正是在种渐次呈现的媒介对照中，写出了俞以琢们面临的精神困境与时代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田耳并没有将这些关于精神与时代变迁的思考简单停留在小说的主题或故事层面，而是以一种类似于科幻小说的寓言形式，成功地将叙事主题升华为关于语言、叙事和人机互动关系的伦理命题。对俞以琢们而言，这个问题的核心即是他们这一代人在目睹自己的坍塌与溃败后，如何以一种贴切自洽的形式重新整理、叙述自己，而技术与个体生命之间彼此延伸的复杂关联，无疑为这种整理与叙述提供了新的可能。由此观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那个经过“语言习得”和“叙事调试”的人形机器人，如何通过对俞以琢口述内容和书信故事的整理，将《纵浪》内部那些充斥着“叙述协商”的副文本融进整饬的故事叙述中，又如何通过对陷入错乱记忆的俞以琢的人生经验的叙录和整理，完整呈现出俞以琢这一代人遭遇的人生“失准”及其自我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