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芳：让民族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
在中华文化的璀璨星空中，各民族共同孕育了绚烂多姿的文学艺术形式。子弟书、八角鼓等艺术形式起源于民间说唱，其中子弟书源自清代八旗子弟的娱乐活动，以文辞优雅、情感深沉、韵律铿锵为主要特点。如何让这份厚重的民族文艺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其严谨的格律与深邃的情感对当代文艺创作又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作者采访了与子弟书、东北大鼓有着深厚渊源的艺术家刘兰芳。
烙印在骨子里的家乡艺术
记者：刘老师好！我了解到，您的艺术生涯起步于东北大鼓，而东北大鼓与子弟书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子弟书的？它对您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刘兰芳：谈及此事，确实离不开我的家乡辽阳，也离不开我的家庭。我出生于1944年，是土生土长的辽阳人。先有辽阳，后有沈阳。清代辽阳堪称子弟书创作的重镇，涌现出众多文人雅士。比如著名的子弟书《忆真妃》，经考证，其作者正是辽阳的文人春澍斋。我的艺术启蒙之作，正是这部《忆真妃》。你说这巧不巧？仿佛有一种血脉相连的缘分。
我家可谓东北大鼓的世家。我母亲她们共有姐妹四人，母亲是最小的，大姨去世较早，剩下的三姐妹都擅长演唱东北大鼓。我二姨刘茹卿师从辽阳著名艺人窦贵山，窦先生虽为半盲，但艺术造诣极高。二姨学成后，传授给三姨刘茹静，三姨再教给我母亲刘茹莲。我母亲从12岁起便登台演唱东北大鼓，持续了20年，她年轻时演唱的很多曲目都是子弟书段子。记得当年，我四五岁，我姨家的两个姐姐比我大，都十四五岁，和我妈一起到沈阳唱大鼓，唱子弟书段子，我坐在黄包车上，随她们辗转于各个演出场所。她们在前台演唱，我则在后台聆听。那些雅致的词句、优美的旋律，如同乳汁般，一点一滴浸润我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子功，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技艺。子弟书那种描绘景物如临其境、抒发情感扣人心弦的魅力，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骨子里。
记者：您提到《忆真妃》，它作为子弟书的经典，其文学性和音乐性有什么特别之处？
刘兰芳：子弟书的词句尤为典雅工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将传统文学的精华与民间说唱艺术完美融合。以《忆真妃》中的句子为例，比如那段“莫不是”：“莫不是弓鞋儿懒踏三更月，莫不是衫袖儿难禁午夜风。莫不是旅馆萧条卿厌恶，莫不是兵马奔驰你怕惊……”还有那“再不能”：“再不能太液池观莲并蒂，再不能沉香亭谱调清平。再不能玩月楼头同玩月，再不能长生殿里祝长生。”这些文字，美不胜收，对仗工整，意境深远，情感层层递进，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悔恨、悲痛表达得淋漓尽致。子弟书的结构讲究，通常以景色描绘开篇，继而进入叙事抒情，最后以十句八句收尾点题。这种严谨的格式，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的艺术提炼。东北大鼓吸收了大量子弟书的段子，像《忆真妃》在沈阳最为流行，完全是原词演唱，80句，全唱下来需15分钟。后来，天津的骆玉笙老师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便是根据东北大鼓的《忆真妃》改编的，她那个版本比我们少了四句。
优秀的改编旨在让经典重焕活力
记者：也就是说，子弟书为东北大鼓提供了大量文学底蕴深厚的脚本。您正式登台后，演唱过哪些子弟书题材的节目？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兰芳：我15岁那年，即1959年，正式加入鞍山曲艺团，起初主要演唱东北大鼓。东北大鼓因常演唱子弟书段子，被分为三类：子弟书段、三国段和草段（泛指其他题材）。我演唱过的子弟书段子颇多，包括《忆真妃》《宝玉探病》《襄阳会》《杜十娘》《西厢记》等。《宝玉探病》的开头是“九月重阳菊花红，金风飒飒透帘栊”，属于《红楼梦》题材。曹雪芹的高祖在辽阳管理过红衣大炮，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辽阳曹雪芹故居举办演出时，我演唱了子弟书《宝玉探病》。为压缩时间，当时我演唱的是耿瑛老师改编的压缩版，仅有40句。
东北大鼓我唱了37年，它是我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基石。演唱子弟书需要深刻理解其情感和韵味，站在台上，不仅要做到字正腔圆，更要通过唱腔和表演，将词中的意境和情感淋漓尽致地传递给观众，带给他们美的享受。那时，讲究的是“词雅、曲美、人漂亮”。这种严格的训练，对我后来转行说评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没有东北大鼓的扎实基础，我的说书发声技巧不可能达到如今的水准，气息、节奏、韵律感，都是在唱大鼓的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可以说，子弟书和东北大鼓赋予了我艺术的根与魂，使得我的嗓子至今仍能保持不衰。
记者：您提到了改编，像《宝玉探病》就是耿瑛老师从子弟书改编而来。在您看来，将古老的子弟书文本进行适应当代的改编，需要注意什么？
刘兰芳：改编并非随意为之，精髓必须保留。子弟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其格律、修辞及情感内核，堪称瑰宝。改编者务必深入研读原著。例如，耿瑛老师、宫钦科老师等前辈，以及已故的赵其昌先生，还有如今像杨清江这样的研究者，他们均潜心钻研，深谙子弟书“二二三、三二二”这一基本句式规律，懂得如何在保持作品风骨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压缩或调整，并巧妙加入适当的衬字，以使其更契合当时的舞台和观众需求。优秀的改编，旨在让经典重焕活力，而非破坏其原有风貌。
艺术终究是心与心的交流
记者：您在东北大鼓的演唱中大力倡导“说新唱新”，这种创新动力来自哪里？具体是如何实践的？
刘兰芳：时代在变，观众在变，艺术亦需与时俱进。我在演唱东北大鼓后期，深感某些唱腔过于冗长，亟须契合新时代的节奏与审美。当时，不少人鼓励我对东北大鼓进行改革，建议我缩短唱腔，使其更加慷慨激昂，以反映新时代的生活与情感。于是，我不仅在传统曲目上进行调整，更开始大量演唱新编曲目，如《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千里送婴儿》《刑场婚礼》《张学良》等，核心宗旨便是“说新唱新”。这些新曲目，无论唱词还是唱腔，都力求创新，贴近现实，情感表达更为直接有力。
如今，中央电视台仍保存着我当年的录音，后来又录制了我给自己配像的资料。创新并非摒弃传统，而是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的评书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正是因为有东北大鼓这门“唱”的功底作为支撑，使我在“说”时，语言更具节奏感和音乐性，更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记者：现在您也收徒传艺，门下有不少弟子已成为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在教授他们时，您如何看待传统曲艺规范的价值？
刘兰芳：辽宁省是东北大鼓的发祥地，也是子弟书流传最广的地方。我评书的弟子有48个，全国各地都有，而东北大鼓的18个弟子则全部是东北的，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的最多，可见一方水土养一方艺。他们有的本身就是非遗传承人，但我常跟他们说，还得学！为什么？因为传统里的精华太深厚。我的作用就是将老一辈传授的知识与我数十年实践的经验结合起来，再传给下一代。子弟书的格律、东北大鼓的韵味，这些都是基本功，是必须遵循的规矩。想要创作出优秀的现代鼓词，赋予新作品生命力，就必须以子弟书为根基，深入探究其创作规律。
当前，有一些创作显得杂乱无章，既不合辙押韵，又缺乏真情实感。近期，我也关注到AI创作鼓词的现象，尽管它能模仿辙韵，根据故事编排内容，但终究缺乏情感，难以打动人心。艺术，终究是心与心的交流。子弟书中那份真挚的情感，正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髓。
以古老艺术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记者：正如您所说，子弟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更好传承和发展这份遗产？它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哪些启示？
刘兰芳：首先，必须重视并深入研究。在传承方面，我认为可以从教育入手，例如在艺术院校相关专业中，将子弟书的代表作如《忆真妃》等经典作品纳入教材，让学生从小领略传统韵文的独特魅力。其次，创作应回归并学习传统。子弟书的成功在于雅俗共赏，文学性体现其雅，可唱性和传播性则彰显其俗。当今的曲艺创作，乃至更广泛的文艺创作，均可从子弟书中汲取养分，学习其语言锤炼、故事架构以及充满真情实感的表达方式。创作者需克服浮躁心态，效仿老一辈文人、艺人的钻研精神，沉心静气地打磨作品。最后，创新应立足于本体艺术规律。无论东北大鼓还是其他曲种，创新均不可脱离其基本的艺术准则。子弟书的部分优秀曲本之所以能被其他艺术形式吸收并流传，正体现了其内在的生命力。我们的创新应旨在强化而非削弱这种生命力。应鼓励在尊重艺术本体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内容、新唱腔及新的表现手法，使古老艺术能够讲述新时代的故事，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
记者：您对子弟书和东北大鼓的热爱，以及对其传承创新的坚持，令人感动。这份艺术瑰宝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生动体现。它的价值，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发掘和传承。
刘兰芳：确实如此，我深爱子弟书。我坚信，只要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到它的独特价值，投入真心去传承，并勇于创新，子弟书这一卓越的民族艺术，必定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更需要后来者持续接力、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