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豪：面对凝滞的时刻，我们得学会喘口气
《鸭子飞了》是青年作家梁豪的最新小说集，在读到第一篇《放生》时，会不小心误以为他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写作者，但是接下来，他便用不同的小说打破误解，直言：这些小说都是关于当下的，或许也可以换个说法，他是切近流行生活的。
在这本小说集里，他并不回避新闻热点、网红热搜与流量等这些在文学话题里亟需沉淀后才能使用的碎片信息，反而以一种高度的热情和敏锐持续观察着所处的这一万象更新的时代。因此，你可以读到形形色色的人在都市里挣扎与努力。他们如作者所说，在职业或者个人遭遇上或许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抵达了更为广泛的“人”的意义。
他说：“我想抛开那些我们日用不觉的成见，直面不同职业、年龄、出身、知识水平的人的内心需求和生活的意义与疑问。”
他擅长发现都市生活中隐秘的部分，向内挖掘，并发现趣味，写下那些他认为该写的东西，从而使它们具有了生命力和文学性。在梁豪看来：“文学是一个很适合张扬矛盾的戏台，但又分明是我们对与世界关系的某种修复。”
作者: 梁豪
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01 疑问来势汹汹，值得以小说的形式去触碰和思考
记者：先来聊聊小说集里的第一篇《放生》，以在殡仪馆工作的父亲和儿子们为中心展开的故事，让我想到去年有一些国产影视作品也关注了这个主题，比如电影《人生大事》、网剧《三悦有了新工作》，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大事，想问问怎么想到要关注这样一个主题？
梁豪：说到电影，我倒想起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里的一些台词，像“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美好的葬礼”，那样口头而朴素，我却很受触动。日本人面对死亡，并非不悲伤，而是不躲闪，将生活不断还原到细节里，竟而能与天海自然相谐。那种生命风暴之际的平静、荒唐里的沉着，是枝裕和很好地传达了出来，让人慰藉，使人宁静，从而敢于致远。
中国人面对死生之大事，另有一番智慧：庄重热闹地告别，顽强勇敢地活着，重新活出一份圆满和热闹来。这里头有一股韧劲儿和爆发力，我想用文字去探一探当中的能量。“既未能知生，又焉能知死。既未能事人，又焉能事鬼。”生死本质是一回事，关于我们如何对待生命，如何更自洽地活着，无论中外皆然。殡葬业的确距离我的生活比较遥远、相对陌生，但陌生不可怕，正如死亡并不可怕，写作就是一种靠近和理解。
记者：好些篇目都写到了家庭关系，但里面经常有一方的父亲或母亲是缺位的，比如《放生》的父亲赵广民和三个子女，《麋鹿》里的齐先生和女儿，包括《面具》里的陈家父女……对于亲人命运的思考看起来也是你着重书写的方向呢？而这种缺位对小说（比如这些人物）而言意味什么？
梁豪：谢谢你帮我总结出小说的某些特征，这实在是一种潜意识的设定。你列举的这些情感的缺位，都出在父辈身上。我真心觉得，一对夫妻要想和美顺遂地共度一生，需要天大的智慧，或许还得有相当的运气。不很乐观的是，就我目之所及，这种缺位正在或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情感常态。问题出在哪里？父辈的情感缺憾，是否会成为新人情感关系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幸已经降临，我们又如何与自身、过去和解，然后重新出发？疑问来势汹汹，而我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但我始终相信，它们值得以小说的形式去触碰和思考。
记者：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里有单调、繁琐、失望、无趣、痛苦却也有希望以及渴望改变的心，这一点我在老齐身上看到，也在陈青身上看到了，但小说里这种改变的意志似乎总与爱或者说是爱情相关？
梁豪：因为我们如此需要爱，爱别人，爱他者，当然还有爱自己。在这奔忙的一生里，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去爱，尝试爱，努力爱，认真爱，我们为爱而欢欣、振奋，也为爱而神伤、郁闷。老齐对卢莹有着迷迷糊糊的朦胧爱意，同时他还无比清晰地爱着他的子女，哪怕一个已经逝去，一个将要远走。
陈青在一段段情感里自证着自身的魅力和价值，镌刻出她认定的青春该有的样子，但别忘了，她一直在默默地、不无幽怨地爱着她那位并不完美的父亲。爱是质变，爱是拯救和逍遥，爱是本能。小说里有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记者：家政保姆、O2O公司的事务部领导、网红、拳击俱乐部的陪练员、拍鸟人等都能成为小说的主角，但他们显然又与我们一般印象里文学中的城市边缘人不同。
梁豪：所谓边缘，是因为我们首先就带着“中心”的思维和眼光去打量别人，我们满心以为我们也在中心和焦点里，但，真的如此吗？这里头有一种资本和权力逻辑在起作用，我们不知不觉地操用这套逻辑去看待社会上的他人，隐隐分出一个高低贵贱、远近亲疏。有没有另外一种观照人的方式呢？要知道，在每个人的眼里，别人都在自我的原点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寻找、发现、确证和安顿好那个内在的自我，而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参与、建构着这座城市的整体生态。在小说里，我想抛开那些我们日用不觉的成见，直面不同职业、年龄、出身、知识水平的人的内心需求和生活的意义与疑问。他们如此珍贵和独特，他们就是我们。
02 流动地生活在万象更新的时代，把该写的写出来
记者：我之前看到一篇青年作家三三写的评论，她在里面提到了小说里抒情的使用，实际上，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即使是沉重的话题，你似乎也偏向于采用调侃、幽默或轻盈一跃的方式讲述，可以说，对于抒情你是谨慎的，不知道你怎么回应？
梁豪：古典的抒情爱用“啊”，现代的抒情则以“唉”起头或作结。在情绪高涨或意志消沉之间，是广阔而含混的、夹杂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情绪地带，它们通常引而不发、有待厘清。抒情是果，在此之前有大量的因，以及有关因果的推导。
对于抒情的谨慎，或许缘于某种无暇，我对情绪的中间带、对因和因果的推导更为在意，耗费大量心神而乐此不疲。此外，我保持警惕的是那类直接抒情，但在人物的对白、神情、动作、相貌和环境的描绘之间，想必处处留情，这是相对间接的抒情，躲都躲不掉。
至于说如何面对“沉重”，正如生活本身，我们常常调用大量的调侃、幽默或者轻盈去稀释、缓解、渡过那些艰难凝滞的时刻，我们得学会喘口气，学会将情绪的按钮掌握在自己手中。记得阿城讲过大致这样一句话，写尽人性的恶，再回首，一步一光明。我不愿一黑到底，甚至也不愿意任何的什么到底。一切事物都是相对和比较的结果没错，但也一定有绝对而独立的存在。这么看，我也不知道我是太绝对，还是太兼顾了。
记者：继续来说说幽默的话题，“小说能为这个笑的时代做什么？”这是你一篇创作谈里的话，文章里并没有答案，我想再问一次。
梁豪：笑是一种表情，通常喻示着开心，像微笑、大笑、会心一笑。但还有假笑、哂笑、坏笑、邪魅一笑、笑中带泪、笑里藏刀、一笑了之。小说可以囊括林林总总的笑，以及，正视那些我们无从发笑的时刻。
记者：你的小说是很切近当代生活的，那些流行的人或事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共同记忆，在你看来，作家与流行/热点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距离呢？
梁豪：保持距离，一者是维持神秘感的需要，二者是因为不熟悉而刻意退避，多少有点怯场。首先，我不是明星大腕，不需要保持什么神秘感，当然，我更不愿媚俗。其次，我非常愿意去触探那些我原先也许并不熟悉的事物，简直死乞白赖，但动笔的前提是，我得先混熟了。
我本就流动地生活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城市里，没有任何理由对那些所谓的流行或热点装陌生，我跟它们的暧昧和亲昵，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与此同时，我对它们在哪个层面、哪些环节感到疏远与隔阂，想必也不为大家所了解。没关系，无所谓，我自己会消化、处理好，然后，把我认为该写的东西写出来。
记者：接上个问题，那你觉得作家和自我生活之间是否也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观察位置？
梁豪：没有一个绝对的位置，只有相对的位置，而且这个相对位置因人而异。写作考验一个创作者的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消化能力、语言能力，本质上是只看结果的，并不在意你取什么位置、以何种姿态。此外，作家和生活之间，除了观察，恐怕少不了经历和体验，尽情地、狠狠地、痛苦地、酣畅淋漓地。
记者：这本小说集的作品背景更多是基于北京生活的，写都市里的年轻人，你是广西梧州人，那家乡对你写作的滋养又在哪些方面呢？
梁豪：小说里出没的很多人物都不是“老北京”，他们来自外地，一边浮浮沉沉地漂，一边想着扎根的事，那个或明确或含糊的“外地”，通常便是我远在南国的故乡。“回南天长，厉害时墙壁床脚都冒水”（《黑海》），“没有直达火车，没有直达班车，城市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尚在修建，火车线路市领导尚在全力争取”（《放生》）。活跃在记忆中的故乡一直陪伴着我的写作，在所呈现的故事边界的内部或者外延。
故乡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参与形塑了我们的童年乃至青少年，这对我们一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它包括味觉、嗅觉、视觉的偏好，包括语言，包括性格的某种基底，还有那些故乡承载、吸纳的外来事物。像我对港台流行文化的熟悉，缘于当年课间传阅的那份《舞台与银幕》，还有彼时接收到的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从此，我们看待世间万物的眼光，便存了一抹来自故乡的底色。
03 优秀的作家，都是一片自足而广袤的森林
记者：我想跟你聊聊创作谈的问题，作家对于解读自己的作品可能是心存顾虑的，但对于读者们而言，又存在某些必要性，你怎么看这件事？
梁豪：写创作谈就像公然揽镜自照，已经十分羞怯，如果还要大加形容乃至夸奖，直接脸红心悸发热，这是一整套生理反应。当然，真要硬挺也能闯过去。这是我的问题，别人可能没有这个烦恼。至于说对作品的解读或说宣传，应该交给更为专业的人士去负责，作家可以适当配合，但最好不要过于逞能，本质还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
记者：那你觉得有关小说的技艺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梁豪：是大哉问，是系统工程，是手艺活儿，也是“易”。我们经常讲跨专业、跨学科、跨圈，小说这门技艺从诞生之初就是跨学科、跨专业、跨圈层的，否则出不来好作品，更不可能出好作家。
优秀的作家，都是一片自足而广袤的森林，命名与分类都是之后的事，是随之而来的事。前后颠倒的局面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前因是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近因是数据分析、流量思维的诱导。因此，今日的写作虽然场面纷杂而浩大，“日吞吐量”屡创历史新高，但相对贫瘠、刻板、单调和投机取巧的情形也多得多。小说写作，先得自立自强，要有“六经注我”的底气和锐气，才可能屹立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否则便是亦步亦趋、牵强附会的一盘散沙。
记者：最近有关心的话题吗？
梁豪：最近大家都很关注AI大模型技术的发展运用，尤其是与写作的关系，我也不免俗。在一个采访里，我说好作家在写作中逐渐形成一种叫个人特色的东西，这是个体局限带来的宝贵遗产。AI的学习能力越强，却像一场逼真而因循的表演。只要是模仿，在创作层面就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我依然是这个观点，最多补充一条，AI很可能会取代那些跟点子（idea）相关的所谓创意行业，比如广告策划、绘图设计，它们重在“应用”，但永远取代不了优质的文学创作，写作跟心灵、灵魂，跟真，息息相通。
记者：最后一个轻松提问，你比较欣赏哪些作家？
梁豪：每次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像一个“渣男”一样左右为难，眼神闪躲。好吧，我喜欢曹雪芹绵密入味的层次感，喜欢鲁迅的鞭辟入里与幽默感，喜欢雷蒙德·卡佛的适可而止和意在言外，等等。瞧瞧，虽然“渣”，但至少我还蛮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