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蒂：重回儿时路 落笔皆山河
记者：海蒂老师，您好！你的单篇散文《重行故地儿时路》在2025年荣获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授奖词称其为“返乡的文学朝圣”：作为在外赣籍文艺家，以故乡题材斩获大奖，于您而言最特别的意义是什么？
杨海蒂：向春老师好！谢谢您的关注和鼓励。以故乡题材荣获百花文学奖，于我而言，其意义是特别且多维的，它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技巧鼓励，触及了文化、情感、社会乃至历史的多个层面。
故乡是个人精神成长的摇篮，承载着他最初始和最私密的情感记忆，我能荣获此奖，首先意味着我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原乡，也意味着拙文触动了评委和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与其他文学奖不同，百花文学奖除了要得到专业评委的认可，还须有广大读者的支持（网络投票）。非常感谢评委老师和读者朋友！
回归故乡题材，是我文学创作的“寻根”之旅。《重行故地儿时路》不只是还乡之作，它也是时代的缩影、地域的“精神方志”，一个乡村的命运，往往能映照出一个国家的历程，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在写作中，我力求做到：以“小切口”展现“大历史”，以微观历史折射宏观时代，努力为我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通过文学的力量，让他们已掩埋的人生故事被看见和记住，让读者朋友能感受到我故园土地的温度和气息。
《重行故地儿时路》在《香港文艺》发表，被《散文海外版》转载，荣获百花文学奖，被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作品选集，意味着它多少具有了档案般的文化价值。
这个奖不只是颁给我个人和这篇作品的，也是颁给生我养我的故乡、颁给我的父老乡亲和那片承载着历史文化记忆的土地的。无论走得多远，我的根始终深植于故乡的泥土之中。我的文字已与故土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生命联结，在一定程度上，我也算是聊以告慰了祖地和自己的心灵。
记者：触发您重走儿时故乡路的直接契机是什么？行走中哪些场景、细节让你非写不可？
杨海蒂：2023年秋，承蒙江西省文化促进会邀约，为“武功山生态文化讲坛”讲座，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大安里，触发我尘封心底的记忆，又适逢新创刊的《香港文艺》杂志约稿，因缘具足。重行故地儿时路，可以说任何场景都打动着我，几乎所有细节都让我难忘，非要强调重点的话，那就是鸭主堎的荒芜、琉璃塘的大雨，在杨佳田见到小学老师、在市上失联故人，都让我至今意难平。
记者：《重行故地儿时路》文中融合个人记忆、家族往事、乡土变迁、生态肌理，在写作中您是如何平衡私人情感与公共表达？
杨海蒂：甫一动笔，情感便如决堤之水汹涌澎湃，但我不时告诫自己：公共表达是要有尺度和边界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需要理性的观照，笔墨应该节制。好的散文，需要情感的投入，也需要智性的抽离。
对热切的情感，必须冷静打量，对私密的过往，务必加以审视，保持距离感让作品不至于沦为自我宣泄，要呈现出人道情怀和人格力量。尽量寻找具有公共性的场景，尽量表达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通过具体的“小”，折射时代的“大”，让私人记忆成为人类共情的注脚，让回望历史成为眺望未来的基石。
成功的故乡书写，是从“我”出发，最终抵达“我们”。当读者从你的作品中看到了他自己故乡的影子、感受到了浓郁的思乡情，“私人情感”与“公共表达”便水乳交融了。
记者：故乡的山川 、人文、生态，是文中的叙事背景。您是如何理解故乡的生态与人文共生？
杨海蒂：自然环境往往决定着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精神气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也。比如，温润的江南水乡，孕育了精耕细作的稻作文明和精巧细腻的性格；粗犷的黄土高原，催生了窑洞文化和坚韧顽强的民风；辽阔的大草原，塑造了游牧民族的豪迈与自由；而密集的村落，则培养了农耕民族的宗族观念与协作精神。要理解故乡的人文，首先要了解它的地理。
人文并非被动接受自然，而是主动介入，将纯粹的自然环境改造为适合人居的“第二自然”，这个过程就是人文对生态的重新塑造；一片土地上，在漫长的岁月里，自然造化与人间烟火相互滋养，最终融为一体。比如，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原本是陡峭的山坡，但被勤劳的人民改造成宏伟的梯田，它既是生态系统，也是人文杰作，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合作。又比如，村口的大樟树下成为村民的议事场合，河边的青石板成为村妇洗衣聊天的社交场所，这些自然空间被赋予了生活记忆和情感，也成为了村庄人文的一部分。
当生态与人文深度交织，便会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松、竹、梅不再只是植物，而是被赋予了“高洁”的人格；家山和母亲河，往往承载着游子的乡愁。还有端午的龙舟，源于对水的敬畏，中秋的圆月，寄托对团圆的向往，这些节庆本身就是人与自然节律共鸣的产物。
传统社会中，受限于技术和认知，人们更多是顺应自然，形成一种朴素的甚至是带着敬畏的共生，而现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征服自然”的思维，故乡的生态可能被破坏，人文记忆也随之淡化。当今提倡的“生态与人文共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必须意识到：破坏生态环境，其实也在切断文化之根；在修复青山绿水的同时，也在恢复和重建我们的家园感和归属感。
记者：授奖词提到的“将一纸文字写成了温柔的史诗，写进了故乡的恩情、生命的尊严与对人生的体悟。”您如何用散文承载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
杨海蒂：《重行故地儿时路》，写的是真实历史、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经历、真情实感……散文之美，首先在于“真”。
历史时刻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时代变迁是一股巨大的潮流，每个人都在其中沉浮，个体命运是时代洪流中最生动的注脚，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而宏大的历史叙事容易让人感到疏离，散文要写的，是这股潮流拍打在身体上的痛感，尤其是家族中长辈的经历，往往是现当代史的缩影，书写历史事件对他们人生的颠覆与重塑，书写时代更迭带来的几代人不同的命运，通过故土、村庄、家庭和个体命运的变迁，来折射整个时代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关键在于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私语”与“回声”之间的关系。
个人体会，真诚感人直击人心的写作，就得采用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我宁可写得拙朴，也绝不走语言华丽造作的路子，但要把控好行文节奏，要让文字像一条河流，时而平缓时而湍急。总之，灵魂在上，技巧在下，修行重于修辞。
要用散文承载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就是把“我”的故事讲给时代听，也是把“时代”的故事放进“我”的生命里，它要求作者既要有向下扎根的文学态度，又要有向上生长的人文视野。
记者：我关注到，您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海南工作及生活，从海南雨林到江西故乡，不同地域的生态书写，内核有何共通与差异？
杨海蒂： 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生态文学问题。不同地域的生态书写，其内核的共通性源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关切是共通的，无论故乡异乡，人们的敬畏和乡愁是共情的，而差异性则源于各自地理、文化与历史语境的独特性，它揭示出每一片地域、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美美与共又各美其美。
记者：当下生态文学热潮中，您坚持的生态文学观是什么？如何避免概念化、口号化？
杨海蒂：生态整体观是生态文学观的核心观念，它挑战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或中心，也不过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完整才是衡量价值的最高标准。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不同，生态文学并非单纯描写风景，而是以平等的视角，讲述人与自然的故事，重新唤起人对自然的敬畏感、责任感，引导读者产生保护自然生态的行动意愿；生态文学怀着对地球的忧虑，重建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结，探寻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可能性，并通过文学创作反思生态危机，追问其背后的文化根源、思想方式，对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进行深刻批判。
生态文学是“文学”，而非“生态学论文”或“宣传手册”，一定要避免概念化口号化。要让生态文学作品真正拥有生命力，写作者可以遵循以下几点创作经验：
从“抽象理念”回到“具体经验”。概念化源于主题先行，写作者如果只想着写“保护环境”，就容易陷入空泛。真实的细节，是抵御概念化的第一道防线，比如，写“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应该写它如何踉跄起飞，如何在结冰的沼泽里寻觅最后的食物。
要调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比如，让读者“看到”松脂在阳光下融化，“闻到”暴雨前泥土的气息。
要让思想附着在故事上，比如，写一个世代打渔的渔民，在鱼群消失后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生存，通过人物命运让生态议题自然浮现，来追溯一个地方生态变迁背后的人与事，这样才能写出历史深度。
要善用意象来承载思考，比如，与其写一句空洞的“过度开发危害大”，不如具体描写“山被剃了头，一场暴雨后，混着红土的泥浆淹没了村口那棵五百年的老樟树”。
要让作品充满张力，比如，不要只写“森林能涵养水源”这种概念化口号，更应写出你对那片森林的依恋；比如，写土地如何塑造了人的性格，人又如何改变了土地的样貌；比如，描写一个孩子第一次看见萤火虫时的眼神，那种纯粹的惊奇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唤醒人们对自然的美好情感。
当你的文字能唤起读者对一草一木一虫一鸟的惊奇、怜惜与热爱时，你的思想便已抵达，无需概念与口号。生态文学需要打动人，而非说服人。口号化往往源于情感空洞，优秀的生态文学来自独特的生命体验。
记者：武功山的山水文脉、乡风民俗，如何塑造你的审美与写作底色？身居异乡，“故乡”在您创作中从地理空间升华为精神家园，这一转变如何发生？
杨海蒂：在武功山下乡村长大的十年，奠定了我的人生底色，底层生活的经历，成为刻进我骨子里的文化印记，它们就是我的人生审美与文学写作底色。它也证明一条真理：不是人控制文化，而是文化控制人。
故乡，从地图上的一个坐标嬗变为精神上的寄托，几乎是每一位创作者和异乡人都会经历的内在转变，饮食口味、语言差异、出行不便、节日思亲，都难免让我们在异乡生发出孤独感，在由异乡口音和多元文化组成的都市丛林中，故乡是我们的独特性标签。隔着空间的距离，故乡难以随时抵达和触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会被我们无意识或下意识美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他乡容纳不下灵魂”，正是在这种时空阻隔与身心撕裂中，我们的精神家园得以建立。中国是一个农业民族，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遗憾至今还没出现关于农村的史诗级文学作品，只有写好了农业、农民、农村，才能写好华夏神州和中华民族；我才力不逮，且区区一篇散文，当然远不能写出故乡的史诗，但它是我精神反哺故乡的开端。
记者：作为在外赣籍文艺家，您如何看待乡愁写作与时代书写的关系？如何用文学力量助力家乡文化传播与生态保护？继《重行故地儿时路》后，下一部创作计划是否仍围绕故乡、生态或行走展开？
杨海蒂：乡愁写作与时代写作，看似一端指向过去，一端指向未来，实则它们并非二元分化，而是当代文学光谱中互为镜像、彼此渗透的两种叙事动力。
“乡愁写作”不是简单怀旧，它是对“时代”的温柔抵抗与精神补给。在城市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大量传统的村落、方言、习俗正在逐渐消失，乡愁写作是一种抵抗遗忘的“抢救性记录”，它试图在时代巨轮下打捞那些即将沉没的文化记忆；崔健摇滚歌曲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很容易产生无根无依的漂浮感，乡愁写作通过描绘一个稳固的、带有温度的“精神故乡”，为个体生命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慰藉。它像一枚定海神针，让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时代写作”关注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巨变，这种巨变恰恰是催生当代乡愁的根源。传统的乡愁可能是“思念回不去的故土”，而时代写作让乡愁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对进城务工者而言，乡愁是春节的迁徙；对都市白领而言，乡愁是对职场“内卷”的逃离；对留守者而言，乡愁是对远去亲人的遥望；对知识精英而言，乡愁是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在“乡愁”中看见“时代”，在“时代”中安放“乡愁”，乡愁写作与时代写作相结合，作品才能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穿透力。
无论助力家乡文化传播还是红弘扬生态保护意识，文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虽不能像行政命令那样立竿见影，但能以最柔软的方式直抵人心，作者手中的笔，就是一根连接过去与未来、人心与山水的纽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我的理想和追求。
我将向故土俯下身躯，虔诚记录下它的点点滴滴：那些正在逐渐消逝的乡土记忆，那些宝贵独特的民间手艺、独特民俗、风土人情；只要是用细腻笔触去深情抒写“吾土吾民”，尽心尽力去书写美丽故园、生态家乡，文字自然会像种子一样落在读者心里，长成无数人心中的向往与守护。
我今年要动笔的作品，的确就是写故乡的。承蒙浙江教育出版社厚爱，邀约我写一本自然人文题材的文学作品，写作对象由我自己选择，我不加思索就选择了写故乡，内容将包含生态，“行走”是应有之义。
记者：谢谢海蒂主席接受我们的采访，山水有相逢，笔墨皆归情。期待您常回来，愿故乡的风物，永远是您笔下最温柔的远方。
杨海蒂：谢谢。衷心祝福我的故乡和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