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时代书写也需要上“高速公路”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八、九届驻会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六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好书”等奖项，首位获得俄罗斯国家图书奖的中国作家。
写了一辈子报告文学，何建明冲到了中国报告文学的顶峰位置——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6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好书”等奖项，他还是首位获得俄罗斯国家图书奖的中国作家……然而，这位19年前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作家，不但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反而节奏越来越快。
《炼狱》对何建明来说，是又一次难忘的创作历程。这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之地经受了敌人设下的各种考验，最终呈现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信仰与忠诚的绝唱；作为老党员，他也在写作中受到了又一次精神与灵魂的洗礼。
“40多年前我第一篇报告文学就取材于贵州，这些年来陆续写了关于黄大发、毕节脱贫攻坚战和少年英雄袁咨桐，这回又写了《炼狱》。”一落座，何建明就谈起自己和贵州的缘份，从成名作《腾飞吧，苍龙》开始，他陆续创作了《山神》等报告文学，每一部都掷地有声，引起极大反响。
《炼狱》首次披露了息烽集中营的来龙去脉，并挖掘到了关于息烽集中营成立的独家历史资料，全书40余万字，通过史料、历史细节、幸存革命者采访等多维度，描绘了在息烽集中营中坚持抗争的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人物群像。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5周年的日子里，《炼狱》的出版意义非同一般。
“我还要继续去写去，只要还能走得动。”近年来，何建明常遭遇各种疾病的困扰。但是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写作。自年轻时他心里的偶像就是保尔·柯察金，创作45年来，军人出身的何建明正是以保尔式的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不断挑战自我，迈向新的高度。但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写的重大题材太多，几乎排到了三年以后。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他，他必须亲自采访，几十年来的记录的采访本有上千本；他必须亲自走到，曾跟着贵州山区支部书记黄大发爬上一千米多的天渠，而他的身后就是悬崖峭壁；他必须亲自创作，考虑如何布局谋篇，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部部宏章巨著。
3月16日，以“共产党人的忠诚与信仰史诗”为主题的《炼狱》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与会专家高度评价《炼狱》，认为作品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正气凛然和壮烈情怀，写出了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写出了在历史的深处仍然挺立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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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创作过“革命题材三部曲”（《忠诚与背叛》《革命者》《雨花台》），是什么原因又写了第四部《炼狱》？
何建明：写《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时，我去了重庆红岩纪念馆，发现真实的红岩和小说里的故事完全不一样，我想挖掘被遮蔽的文学和历史的价值。忠诚与背叛是每个革命者、每个共产党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即使在和平时期，忠诚与背叛的考验不像当年那么严酷和尖锐,但是也不比当年简单,甚至更复杂。所以我说一定要写一本中国共产党怎么走过来、未来怎么走的书。《忠诚与背叛》5年时间发行90多万册，我当时就想，红岩“燃烧”了一把，我老家的雨花台的故事也很值得写，没想到雨花台还没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找到我，希望在中国首个公祭日之前写一部《南京大屠杀》；写完以后又回过头来写《革命者》《雨花台》。我想“革命题材三部曲”可以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前年到贵州，发现息烽集中营（即息烽监狱）里有更多的故事，红岩的故事都是从息烽出来的，几乎所有的人物原型来自息烽集中营。国民党军统撤销后，息烽集中营里的那些共产党“要犯”被押解到重庆，才引出了红岩故事。息烽集中营才是多数红岩烈士们英雄事迹的发源地，是红岩精神的主要诞生地。如果没有息烽集中营，红岩故事和红岩精神就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写下来。
记者：从《忠诚与背叛》到《炼狱》，您认为前述这两个地点之间有什么关联？
何建明：息烽集中营曾关押过黄显声、罗世文、许晓轩、张露萍，也是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的主要关押地点。抗战期间，这里是国民党设立的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四大集中营。在我看来，红岩的故事实质上讲就是好人与坏人、生和死的关系。红岩中，共产党被抓起来以后就两种选择：要么当叛徒，要么就枪毙，所以《红岩》中有30多个叛徒；息烽集中营8年间关押1200余人，被秘密杀害或折磨致死的有600多人，敌人用的是软化的手段，一个叛徒没有。从革命信念、忠诚程度来看，息烽集中营挑战更大，面临的困难更多，一个人在和平时期是容易被糖衣炮弹等等诱惑的，恰恰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当叛徒，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关于忠诚与信仰的考验，这就是息烽监狱的精神所在。红岩精神我们弘扬了几十年，其实红岩的历史脉络没有理清的，在《炼狱》中理清楚了。这是《炼狱》的写作意义。
记者：报告文学写作首要的一步就是掌握素材。可是息烽集中营陈列馆的内容95%都是从红岩那儿找来的材料，怎么发掘新的史料？
何建明：息烽集中营的整个故事需要重新书写，挖掘材料确实有很大困难。韩子栋是《红岩》中被演绎成假装哑巴和疯子而逃出虎穴的共产党员，也是唯一从息烽和红岩活着出来的人物，韩子栋留下了五六万字的回忆录，但是也很有限。写作线索是沿着他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到益阳再到贵阳、重庆的生命轨迹，但是息峰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这个秘密监狱，还是要找史料。比如韩子栋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共产党员，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最核心的复兴社社员。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人，又没有证据，抓住他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要设一个秘密监狱，就是息峰集中营的前身。这些档案从哪里来？因为之前写过《雨花台》，我知道国民党的资料集中在南京第二档案馆（当然还有很多被蒋介石带走了），果然，我的一个学生在南京帮我找到一份报告，就是当年成立息烽监狱时，是戴笠给蒋介石打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重要线索。
监狱转移的过程跟抗日战争是连在一起的，国民党要离开南京了，秘密监狱开始要转移到湖南益阳，后来撤到重庆……《炼狱》不是片段，是作为一部红色革命史完整地记录，不仅仅是简单的精神层面，还有历史价值。在写作的时候我有两个追求，第一，是息烽监狱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要把它叙述清楚；第二，息烽监狱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成立了以罗世文为书记的地下党临时支委会，这个秘密支部如何开展工作，这里的情节和故事是非常动人的。
记者：也就是说，既要尊重史实，也要尊重读者。比如第一章有70多页，但是阅读起来并不觉得累，因为您写的时候特别注意设置悬念，或者采取蒙太奇等艺术手法，是有意调动读者的兴趣吗？
何建明：我必须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最有价值的意义提炼出来，也要思考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什么地方。我对文体充满自信，任何一个标题、开头、序言都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段文字是不是你最好的选择，是不是读者也喜欢的，两者找到最佳融合才是好的作品。如果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是不可能成功的。
记者：也许正因为您比较重视可读性，所以中国报告文学中被改编成影视的作品，您占了三分之二。您的作品总是格外受关注，比如由《山神》改编的电视剧《高山清渠》，去年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1.37%的平均收视率高居全国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榜首。您如何看待报告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何建明：今天的影视作品改编，导演抓题材更注重商业性，千方百计找到好题材化为资本、成为产业，而我的作品恰恰体现了当今社会最闪亮的精神，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比如《炼狱》，其中的许多人物如韩子栋、张露萍、“小萝卜头”等人物的精彩故事，都可以拍成红色题材影视作品；其次，我在创作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报告文学作品再伟大，也没有影视作品影响大，老百姓的阅读或者是对艺术的审美，影视作品的影响不可替代；第三，我们的作品想表达的思想，确实能通过影视作品的改编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提升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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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炼狱》的开头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对话写起，引人入胜。刚才您也提到，写作时从标题到结构、开头、序言，无一不讲究。能重点谈谈作品的开头吗？万事开头难，您是怎么处理开头的？
何建明：所有的作品，第一句话和第一个情节我都非常认真。我是在写报告文学、是在书写历史，除了所有情节都必须真实，还要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秘密监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西安事变开始；为什么是西安事变而不是卢沟桥事件，是因为这里边有个重要人物杨虎城——所有的材料都在那里，关键是在于如何抓住一闪而过的感觉，艺术化地呈现真实，使得真实更精彩。比如《革命者》里，我用黄炎培和他的儿子黄竞武的故事作为开篇。我在看材料时发现，1949年10月1日正是黄炎培的生日，当时我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你想，一个老人，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没有成功，但最后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70岁生日那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新中国的诞生，多么有意义。可是就在四个月前，他的次子黄竞武的遗骸在上海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所在地被发现，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黄竞武为了保护属于人民的财产，惨遭杀害。我想象当时黄炎培的心情，一方面是改天换地喜的极致，另一方面是痛失爱子的极度悲伤，这样的解读完全是文学的解读，所以这个故事我是按照小说的方式来叙述的。
记者：这样的写作技巧，会不会被质疑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何建明：报告文学要强调客观真实性，这是我们讲究的。报告文学写真人真事，有的时候也会写情感、写情绪、写环境……难道这些东西是小说家的吗？我认为最高级的技巧就把文学手法全部练熟了，想什么时候用的时候就把它抽出来，这才是高招。很多包括作家或者评论家，这个问题的了解都不够。小说家如果写作时采用真人真事，一定是更有震撼的。我认为报告文学的写作中，各种文体的技巧都可以为我所用，只要用的时候符合想表达的内容就可以了。写报告文学，主观真实、客观真实还不够，最后我们要上升到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本质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在强调题材的重大性，文本的创新和文字可读性的同时，思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特点。
何建明：对于作品的艺术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的认知、审美和判断，但思想的闪光点是可以照亮每一个人的，是相通的。好的思想可以对所有人、尤其是迷茫的、浮躁的人有一种力量和启发，在某种意义上，思想的光芒在报告文学排第一，第二才是艺术性。当然好的艺术性能使我们的思想性产生更好的效果，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光有思想而没有表现手法，作品没人看，思想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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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许多革命者在这场斗争中成长起来，《炼狱》成功地塑造了很多传奇人物，比如韩子栋的内心世界挖掘得非常充分，还有黄显声、张露萍等等，树立了革命者的高大形象。
何建明：作为革命史，息烽监狱的故事第一次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以前我们不太了解息烽，现在了解清楚了，比如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黄显声。黄显声的故事以前在红岩中就提了一两笔，但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是一个秘密共产党人，也是红岩和息烽监狱里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在息烽监狱里面当生产组组长，秘密支部才可以正常活动。黄显声是有机会从监狱出去的，但是作为一个硬骨头的共产党人，他说我要出去也是堂堂正正地出去。我写的时候就是把这种人格的力量呈现出来，展示共产党人强大的、真实的人格魅力。
“小萝卜头”的故事一直在红岩当中呈现，但小萝卜头最重要的故事是在息烽监狱。红岩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故事就是绣红旗。其实绣红旗的故事是在白公馆，黄显声当时在白公馆二楼住着，他在《中央日报》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把报纸塞给了旁边的罗广斌和陈刚，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要绣红旗庆祝新中国成立。红旗怎么来？罗广斌把自己睡的被子扯下来当红旗，拿黄色的草纸剪了五颗星，这个红旗现在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都是真实的历史，以前没有把这个过程阐述出来。所以《炼狱》也是对真实的红岩故事完整的补充。
记者：您如何评价《炼狱》的特点？能否概括一下革命题材这一系列作品对于当下的意义？
何建明：《炼狱》是对忠诚和绝对忠诚的探源。到底什么才是忠诚和绝对忠诚？在书中可以找出答案。共产党人在特殊的环境中用智慧跟敌人作斗争，这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都有现实意义。目前还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揭示过息烽集中营的斗争精神，《炼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今天的社会就是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平平和和过日子，一种状态是浮躁地过日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第一，平平淡淡中能不能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还得有所追求？《炼狱》中，大家的前途一切都是未知，敌人还在不断地软化、诱惑革命者的信念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往前走而不是陷入泥坑，共产党人的定力非常重要；第二，通过《炼狱》，你会看到罗世文、黄显声这些高级干部的心态，在忽上忽下的人生命运中他们从来没有改变信念，一直是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炼狱》传达的就是“炼狱”的信念、意志、人性，最后的结果是淬炼了我们的生命价值。我们的血是不是还是热的？我们的血是不是还是红的？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在写作中精神境界也得到了一次升华。
记者：您如何看待报告文学之于时代的重要性？
何建明：小说家可以沉浸在历史的隧道中，报告文学作家一定要站在时代的高速公路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整体而言，文体决定了形态，报告文学作家要更多地接受时代的召唤。即使写历史题材，依然要在时代的高速路上，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的高速路起到加油的作用，这也都是报告文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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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全媒体时代，您如何看待网络的影响？您的作品出版后是不是也在考虑不同的传播方式？
何建明：手机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6年前，就是因为在手机上看到“豆腐块”的小文章，我决定去“高山清渠”上找那位用了32年时间，带领草王坝村乡亲们开山筑渠、致富的老支书黄大发。那时，黄大发除了在贵州被评为“优秀党员”外，其他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一次不平常的寻找，让我真正见到了一位“山神”，当代的“愚公”。网络对于我们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利用先进技术省去了很多麻烦。但是实地走访是网络替代不了的。
在今天的社会中，优秀作品应该让它有更多的传播，这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对我们整个文学都是有极大的好处。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读者去阅读和欣赏优秀作品；如果说作品的思想光芒是温暖的，应该让更多的人去感受这份阳光温暖的照耀。
记者：您现在的创作是什么状态？仍然不断地下去跑吗？您对自己有怎样的要求？
何建明：必须不断地跑。我采访黄大发，想了解他为什么把泉水从险峻的擦耳岩引到自己的村里，想亲眼看一下水源，不然他不可能花几十年的心血去凿那么一条“天渠”。那天我走了六个小时，已经好几年没有人走过的十来厘米宽窄的渠壁上，青苔和残泥混在一起，天还下着细雨，开始还正常走，后来拄着竹竿横着走，一步一移，后背的汗水比落在身上的雨滴还多，回北京一个多月腿脚还发酸。
每写一本书都会积累好多材料，要认真阅读、搜寻，同时还要不断地深入生活，采访调查，写作的时候才可以随时从“库存”里调动素材。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而且这种学习强度很大。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学习社会的先进知识，注意社会发展的动态，这对报告文学作家非常重要。写完《背叛与忠诚》，我卖掉的相关资料大概有100多斤。每次写作都是这样。技巧更不用说，每一部作品都要求不一样的，要超越自己。
我经常在考虑：我到底写不写？几乎每一部重大题材都是在赶时间的状态下完成，但是我又要迎接这种挑战，一方面是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我不服输，是跟当兵的经历有关。我所有的创作、所有的努力都是跟着这个时代节奏在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