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结构形式、叙事逻辑及其对现实世界的介入
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是断断续续读完的。所以会“断”，主观原因当然是自己不用功。客观原因，是作品无意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且许多细节颇可回味，也发挥着“迟滞”或“消解”阅读流畅性的功能，这大约也是作者所希望的。但还是要“续”，因为值得读。
1
应物兄原名应小五，这个名字是当农民的父亲给他取的，因为他在家族同辈人中排行第五。应小五的初中班主任朱山曾是大学老师，他给应小五改名应物。起初，应小五并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希望自己叫应翔，飞出本草镇的意思。但朱山却是严肃认真的，他抄了一段话给应小五：“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这段话出自何劭《王弼传》。在魏晋玄学家中间，王弼主张“贵无”，这就接通了儒家与老子、进而与庄子思想的联系；同时，在“贵无”的阵营中，他又坚持“圣人有情”的观点，提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以矫正汉末儒学“纲常名教”的僵化、酸腐和扭曲。乡村教师朱山以“五”“物”谐音，为应小五改名应物，心中想必是有些得意的。往浅处说，是为自己的巧思和博学得意；往深处说，“应物”二字，实为朱山个人身世遭际的写照和慰藉。从大学发配到乡村，依然不改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之道，恰是“应物而无累于物”的正解。
应小五接受了“应物”这个名字。其实，从“应小五”到“应物”，不只是把一个“土气”的乳名，改成了“文气”的学名，它同时昭示着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应小五”这个名字虽然“土气”，但它是基于家族排行原因的、个人化的命名，它遵循的是一个原因对应一个结果的线性思维方式。取名“应物”则不同，在传统文化和汉语语境中，“应物”不是一个孤立的词或两个单纯的汉字，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概念。王弼说“应物而无累于物”；欧阳修说“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在王弼那里，“应物”关联着“无累于物”；在欧阳修那里，“应物”关联着“执道”。它们相反相成、如影随形，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不过是一个初中孩子的名字，如此引经据典、发微探幽，是否过于庄重呢？不急，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为著名教授时，他还会再次改名，这一次则近乎于玩笑。
应物教授的一本书稿交给了出版商，书稿没有署名。编辑想起领导曾交代说：这是应物兄的稿子，要认真校对。于是便做主为书稿署名“应物兄”。书稿出版后，出版商文过饰非，胡扯了一通“以物为兄，敬畏万物”的鬼话。于是将错就错，应物教授改名“应物兄”。两次改名，前者肃穆有加，后者近乎玩笑，可谓亦庄亦谐。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梳理应小五的改名史，是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小说《应物兄》结构方式和叙事逻辑生成的起点，或者叫最初的胚胎。
2
《应物兄》全书101节，各节取开头几个字为题。显然，这种拟题方式，意在消除标题作为“段落大意”先入为主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作者的观察和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王鸿生教授说，《应物兄》是“散点透视”。可谓一语中的。
“散点透视”是中国画常见的布局方式，特点是同一画面中可以存在多个视觉焦点。将“散点透视”的原则用于小说的谋篇布局，表明作家的观察和表达，都突破了单一视角的束缚。或者不如反过来说，从不同视角去观察和表达，是《应物兄》以“散点透视”谋篇布局的内在依据。
当然，“散”并不等于“乱”，视角不同并不意味着没有章法。《应物兄》谋篇布局的“章法”可以概括为虚实相依，阴阳相生，二元对应。证之以应小五改名史，“应物”对应着“无累于物”，可谓“虚实相依”；从“应小五”到“应物”的肃穆有加，对应着从“应物”到“应物兄”的近乎玩笑，可谓“阴阳相生”。
在小说诸多审美要素中，体量最大、贯穿性最强的是“情节”。《应物兄》无意编织曲折跌宕、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就其整体脉络而言，小说有两条贯穿线索。一是筹建太和儒学研究院，简称“太研”；二是筹建太和投资集团，简称“太投”。
筹建“太研”是“明线实写”。小说正面描写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过程，包括如何调配人事，如何筹措经费，如何选址建设，如何延请硕学鸿儒出任研究院院长等等。筹建“太投”是“暗线虚写”。小说中，“明线”、“暗线”不是两个独立的故事，不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故事只有一个，但作家提供了两个相互对应的视角，所谓从反面看问题。
于是，随着“明线”的渐渐展开，读者会看到“暗线”也在延展：“太研”的人事安排渐渐变成了平衡“太投”各方利益关系的筹码；企业家对“太研”的资助，关联着对“太投”的参股；“太研”的选址建设，关联着“太投”启动旧城拆迁改造的项目；海外鸿儒程济世出任“太研”院长，关联着他的弟子黄兴在“太投”和济州的投资。
小说开篇，应物兄肩负着筹建儒学研究院的任务。对于儒学研究院，应物兄有堪称“宏伟蓝图”的计划。他设想，成立儒学研究院只是第一步，“不远的将来能够成立一个儒学系”，“有自己的学科建制、自己的招生计划”，“这将开创中国人文学科的历史”，“会感受到知行合一，事业有成，身心快乐”。他设想的儒学研究，“既面向过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总结；也面向未来，以期对儒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义进行展望”。
但是，这个计划，是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孤守在逸夫楼的顶楼，在纸上写啊、画啊”弄出来的。事实上，没有人关心这个计划，应物兄也只有一次机会，和费鸣略略提起过。这张复兴儒学的“蓝图”，没有遇到儒家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好运气。
“太研”筹建工作的核心任务始终是：寻找和论证仁德路及程家大院旧址；寻找仁德丸子；寻找、后来是实施生物工程手段繁殖“济哥”；论证博物馆收藏的青铜觚“应该”就是程家大院散失的那一个；如何接待程先生的特使黄兴；如何侍弄黄兴可能带来的一头驴以及实际带来的那匹马；如何安排黄兴去慈恩寺“敬头香”；如何启动程家大院改造工程，加快旧城拆迁……这些以复兴儒学之名而生出的是是非非，没有一件合于儒家的“仁道”、“恕道”、“中庸之道”。
直到小说收煞处，成立儒学研究院的事情仍然没有着落。相反，被日益边缘化的应物兄终因车祸躺在了重症监护室，生死未卜。而太和投资集团如期修成正果。不过，作者依然恪守“暗线虚写”的规则，“太投”成立的消息，是乔引娣转告应物兄的：“就在刚才，他们与程院长，还有庭玉省长，共同开了一个视频会议。程院长还当场写了一幅字：太和投资。”
3
在《应物兄》中，二元对应的结构特点，从反面看问题的叙事逻辑，不是偶见的片段，而是整体性的、弥散性的。不仅表现在贯穿性情节上，同时也渗透在小说场面描写、细节刻画和人物塑造的方方面面。
细节一：应物兄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人物。在他身上，“应物”与“执道”的冲突是其重要的性格特征。博士毕业后，应物兄留在导师乔木先生身边工作。先生叮嘱他：“要少说话。”谨遵先生教诲，应物兄开始学做“讷于言”的“闷葫芦”。在经历了“不说话的时候，脑子好像就停止转动了”的过程后，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到”的办法。
面对言不由衷的奉迎，他心里的话是傲骨铮铮的“我不需要你们捧场”；嘴上说出来却是谦恭卑微的“我？我还配不上”。
面对雷山巴想安插情人进“太研”，且要应物兄在两个情人中选一个的要求，“他听见自己说：‘哈哈哈，雷先生说笑了。谁敢替你做主啊？’”“他听见自己说：‘我的意见嘛，姐妹俩都进去算了。’”内心语言却是：“一对姊妹花，两个姘头。一对神经病，两截朽木。一对女博士，两堆粪土。从她们当中挑一个进太和研究院？这是挑朽木来雕，还是糊粪土上墙？”
面对雷山巴将他和葛道宏相比，夸他“比道宏兄有本事！是个爷们，纯爷们”，“他听见自己说：‘过奖了。’”内心语言却是：“是啊，我怎么能和姓葛的比呢？人家那才叫本事呢。朱楼将起，就把地基给毁了。筵席刚开，老鼠屎就下锅了。我怎么能和人家比呢？我只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家是什么？是历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
在小说中，将这种心口不一的“嘴上的话”和“心里的话”并置、对举，成为折射应物兄内心撕扯、矛盾和分裂的一面镜子。
细节二：在《应物兄》中，芸娘是一个重要的、灵魂般的存在。“芸娘”是她给自己起的笔名，弟子们私下称她“晶体”。芸娘自己说：“这也算我一个绰号吧。我倒喜欢这个绰号。他们是说我有不同的切面。笛卡儿说过，人是一个思想的存在，而思想就是呈现。所以人是一个呈现的晶体，是以呈现作为其本质的存在。”作者引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为芸娘背书，以此揭示作为知识分子的芸娘对身边世界保持警觉、怀疑、审视和思考的精神姿态。因此，在“应物”与“无累于物”、“应物”与“执道”的二元对应关系中，芸娘的立脚点是“执道”，她不会“累于物”，更不会随物赋形。
但你不必担心作者会把芸娘写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符号化形象。应物兄曾试解“芸娘”为“芸芸众生之母”；文德斯更是直译为“圣母”。但芸娘拒绝这个说法：“圣母，这是一个残酷的隐喻。女人通往神的路，是用肉体铺成的。从缪斯，到阿芙洛狄忒，到圣母玛利亚。这个过程，无言而神秘。它隐藏着一个基本的事实：肉体的献祭！”可见，立身“执道”的芸娘，内心深处并不缺少魏晋名士王弼所谓“圣人有情”的生命体验。
实际上，“芸娘”的由来，是闻一多曾以“杀蠹的芸香”自喻。也许，在济大这个汗牛充栋、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原本就存在着一个二元对应的选择：做“蠹鱼”，还是做“杀蠹的芸香”。这值得每个校园中人深长思之。
细节三：济州大学的学术报告厅名为“巴别”。“巴别”典出《圣经·旧约·创世纪》。拥有共同语言的人类，正在合作修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上帝为了阻止这件事，便使人类失去了共同语言。语言的差异使人类不能相互沟通，合作建造通天塔遂告失败。“巴别”意为“变乱”，它关联着两个相互对应的意涵，一面是语言沟通的愿望，一面是语言沟通的不可能。以“巴别”命名学术报告厅，或许正道出了语言在人类沟通交流中的宿命。
但李洱没有在这种“通识”层面止步，而是深入一层，去触摸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深层困境。双林院士受邀在“巴别”作学术报告，但双林先生没有上台发表演讲，而是在屏幕上播放一部资料片。应物兄悄悄走进报告厅时，“银幕上没有声音，这使得它好像一部默片”。作者似乎在暗示我们，在语言交流陷入困境时，也许影像是实现沟通的一条蹊径。然而李洱接着写到：“巴别的座位已经空了大半”，从报告厅溜出来的人们正在天台上抽烟，顺便嘲讽、奚落着双林先生的老糊涂和过时。显然，当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沟通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选择语言还是选择影像作为交流媒介。
细节四：小说中的第一个冲突，是一场狗咬狗的冲突。铁梳子的爱犬“哈登”被应物兄的爱犬“木瓜”咬伤了。双方狗主人未见面时，这场冲突的处理方式，充满着规范到僵硬的“程序正义”和“契约精神”，包括严格、专业的验血取证和详尽到繁琐的制式“赔偿协议”。双方狗主人见面后，在人情和利益面前，所有这一切，连带着恪守职责的金彧，都被铁梳子骂成是“形而上学”，被咬伤的哈登甚至险些被“溺毙”。
细节五：在《应物兄》中，“济哥”的灭绝与重生是一场重头戏。围绕“济哥”的灭绝与重生，小说描写了海外鸿儒程济世浓浓淡淡的乡愁，以及乡愁缭绕下的资本运作。揭示了济大校长葛道宏期盼程先生落叶归根的殷殷之情，以及殷勤背后虚荣、浮夸、投机、弄权的内心世界。在这条线索上，作者又顺手戳破了两个人的美梦，一个是济大教授华学明填补生物学空白的科研梦，一个是济大校董、蛙油贸易商雷山巴垄断“济哥”市场的发财梦。
细节六：在济大人物画廊中，作者塑造了乔木、姚鼐、何为、张子房、芸娘、应物兄等知识分子形象，也刻画了葛道宏、董松龄、以及新来的纪委书记的官僚做派。前者勾勒出大学校园的学术景观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谱系；后者则触摸到高校行政化、官场化乃至衙门化的深层忧虑。
细节七：铁梳子习惯用火钳子烫发，用烧过的火柴杆儿描眉。为此，她安排了三个员工专责此职。前者是昔日困顿的印记，后者是今时暴富的徽章。
细节七：双林院士的“科研人生”里，有研制原子弹的功勋，也有发明“养猪增肥术”的滑稽。
细节八：表演大师兰梅菊的“戏剧人生”里，有舞台上的唱念做打，也有生活中的粉墨表演。
细节九：芸娘与文德能，阴差阳错、未能终成眷属的有情人之间，有多少没有说出的亲近与距离。
细节十：双林和双渐，常年分离、彼此生疏的父子之间，有多少来不及说的隔阂和惦念。
反复罗列这些细节，是想表明小说中虚实相依、阴阳相生、二元对应的无处不在。从作品的角度看，它表现为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叙事逻辑；从作家的角度看，它表现为作家观察和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作家的世界观。
4
在长篇小说海量出版的喧嚣背景下，思想与艺术的肤浅、平庸，始终是长篇创作的蚀骨之痛。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艺术性和思想性，只是便于展开小说分析而设置的两个视角。事实上，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个统一体。思想的肤浅，同时就是艺术的平庸，反之亦然。因此，我们所期待的思想的深刻性，不源于复述和图解某种权威或者流行的思想观念，而源于作家对事物具体性、对矛盾特殊性的洞察。如果不能深入事物的具体性，不能洞察矛盾的特殊性，如果不能写出人性、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现实关系的历史具体性，则无论你说“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还是说“他人即地狱”，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因而也是肤浅的、苍白无力的。
曾经在一个初春的午后，在文德能的客厅，芸娘以眼前的鹦鹉为例，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关于西方哲学的著作，大都是鹦鹉写出来的，说了很多问题，其实是没有问题，因为鹦鹉说出来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应物兄》则不同，它所面对的，是自己的问题。
《应物兄》的结构方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意味”，在于借助这种结构和叙事方式，小说有效地切入到人性深处，切入到大学校园人文生态和精神谱系中，切入到当代社会的现实关系中。在“二元对应”、从反面看问题的结构形式和叙事逻辑中，小说构建起关于现实世界的“负反馈”机制，揭示出被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于是，《应物兄》成为一部对现实、对历史、对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和人性幽微内涵的反思之书。
我们经历过全民“下海”、全社会经商的喧哗和骚动，懂得文化软实力对于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重要意义。但是，当我们把“文化”和“经济”摆在一起的时候，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想到和理解的，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昨天，这曾经是历史的进步；但在今天，这无疑就是历史的局限。因此，“太研”与“太投”的二元对应，不是抽象的学术纯洁与资本肮脏的对应，也不是概念化的精神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对应。即使其中有太多的贪婪、野心、情欲和权力的蝇营狗苟，它仍然是我们彼时经历过的历史具体性，是我们此刻置身其间的现实关系。
从华学明填补生物学空白的科研梦，以及雷山巴垄断“济哥”市场的发财梦里，我们看到了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更在这个“市场化”过程中，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恐惧和贪婪、扭曲和丰盈。
从“狗咬狗”事件中的赔偿协议、以及金彧“形而上学害死人”的自我批评中，我们看到了“程序正义”和“契约精神”是如何在利益关系和人情社会的现实中碰了一鼻子灰。也在这个“碰鼻子”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性深处的功利和荒诞、寒意和暖色。
5
最后，要说到复兴儒学。
复兴儒学，是海外华人社会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人文情怀和文化躁动。它的合理性在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呈现出真实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全社会普遍出现了“浮躁”症和“眩晕”症，表现为精神空虚、道德滑坡和价值失范。因而重建精神价值体系，就成为当代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如果有人想说，这其中隐藏着传统儒学复兴的契机，那么，谁会断然否定这种想象呢？
它的复杂性在于，儒家思想是植根于农耕文明和封建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与现代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冲突是根本性的。并且，儒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孔子以降，有孟子、荀子，汉儒、宋儒，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颜李学派……它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扬弃、庞大而驳杂的思想体系。更重要的如芸娘所言，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另一方面，面对传统文化，“我们每个具体的人，都以自身活动为中介，试图把它转化为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新的精神力量。”
读芸娘所言，想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论断：“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他认为，生活在普鲁士专制社会中的德国资产阶级，对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的思想原则，有精神上的向往，但缺少行动上的追寻。他说，“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近思想。”芸娘所言不是书生之言，儒学复兴问题，必须从传统儒学思想与当代现实需求的二元对应关系中去考察。
好消息是，不独芸娘，程济世、应物兄也有此共识。坏消息是，作为筹建儒学研究院“当事人”的应物兄，已然变成了“旁观者”。而程先生始终喜欢在客厅里坐而论道，偶尔发表演讲，也只印发七十二张入场券，以合孔门七十二贤人之数。出任太和儒学研究院院长的事情，依然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联系到“太和”与“太投”的虚实关系，无不再再表明，所谓儒学复兴，其实缺少真实的现实依据。质言之，它只是一块斯文堕落的遮羞布。值得称赞的恰恰是，虽然感受到重建精神价值体系的紧迫性，但作者并没有违心地虚构儒学复兴的现实依据，这正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价值所在。
许多论者注意到《应物兄》的“反讽”特点。在我看来，小说的“反讽”特点，要与小说的“反思”特点联系起来看。“反思”是《应物兄》审视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方法，“反讽”是这种批判的情感方式，或者说，是这种批判的“表情”。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不妨把小说《应物兄》营造的艺术世界看作是一种“语境”，把“儒学研究院”、“复兴儒学”看作是一个个“陈述句”，反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语境”对这些“陈述句”的“明显的歪曲”、颠覆和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作者以芸娘为核心，为我们重现了八十年代令人怀念的“诗和远方”，以此来对应、审视和超越“眼前的苟且”。这是小说结构模式的延续，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精神高度，存在于那个时代人的创造性的历史实践中。路在脚下，无待外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