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人生的隐秘，往往不是想解就能解的”
鬼子，本名廖润柏，仫佬族，广西罗城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广西文坛三剑客”之一。主要作品有小说“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等。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优秀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近日，他历时18年精心打磨的新长篇小说《买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期刊发青年学者陈艾玎对鬼子的专访。
鬼子在访谈中说：“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是逃不开的。如果某一天，我觉得应该写写我的民族的时候，我也不会让作品孤立于本民族之外，而是把我的民族放到整个人类命运的长河里去思考，去做深度的挖掘。但遗憾的是，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方法，或者说，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角度。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无愧于我们仫佬族的伟大的作品。因为我们仫佬族是一个很好学的民族，而且充满血性，人才辈出。”
点燃灵感的柴火，挖下故事的深坑
记者：今年，您推出了长篇新作《买话》，这距离上一部作品发表已经18年了。您为什么间隔这么长时间才推出新作？为了创作《买话》，您做了哪些准备？
鬼 子：18年前，我已经动笔写了这个长篇，当时叫作《刘二》，写了20万字。写完之后觉得不够好，就没有发表出去。后来又重写了几次，还是没有写好，就一直搁置着，也一直在自我折磨。那种感觉就像是要点燃一堆柴火，可就是烧不起来，冒的只是一堆堆浓烟。一个作家，有一个好的想法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沿着好的想法写出一个好的故事。为了这个“好的故事”，也无所谓什么准备，只是不甘心，就一直等待着时机，不肯放弃。不放弃应该也算是一种准备。
记者：《买话》写的是刘耳告老还乡后的一系列遭遇和回忆。写这个故事，是出于什么样的机缘？通过这样的老年返乡者，您主要想表达什么样的思考？
鬼 子：这个小说的最早念头，来自于读了伯格曼的一个访谈。伯格曼是位拿了无数世界电影大奖的大导演，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他最想拍的一部电影，是关于他的家乡。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故事，不知道怎么拍，他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家乡。后来，不知在什么地方，我又读到了一个关于乔伊斯的类似的访谈，说的也是他为自己没有写过他的家乡而感到内疚。重要的是，他们都觉得家乡的故事好像很清晰，又好像很模糊，所谓的模糊就是怎么也回不去。这种“回不去”就像一颗种子，莫名其妙地埋在我的心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到了什么，也是模模糊糊的。后来，读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时，这颗种子忽然就偷偷地发芽了。这种发芽的方式，当然不是伯格曼式的，也不是乔伊斯式的。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有关情怀写作的一个大命题。
后来，脑子里就出现了刘耳。这个人当时就是我上边说过的刘二。刘二在我的脑子里当然不仅仅只是刘二，我知道刘二是一群人，是一个群体。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几十年来，他们一批一批地离开了农村，走进了城市，成为了城里人，他们的根还在村里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他们的老屋和祖坟还在村里，至少每年清明他们都得回村里扫墓，扫完之后，他们又匆匆地回城里去了。有不少发达一点的，还回到村里重修了老屋，但也很少住人，有的每年回来两三次，有的三两年才回来一次，也就是回来看一看，房子里因为长期没有住人，自然也是不能住的，也不想住，挺多是在村里和左邻右舍吃一餐，喝两杯，抽几支烟，起身就住到城里去了。留在村里的那栋房屋，就像一个心里空空的孤独老人，和村里有关系又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每天都是紧紧地锁着门。这样的房子，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有的村子还不止一栋两栋。以后，肯定还会增多。我们信仰的落叶归根难道就是这种模样？
记者：小说的标题叫“买话”，“买话”的原因是刘耳回村后遭受了冷遇，大家都不怎么待见他。刘耳很纳闷，只能花钱向小男孩扁豆套话。另一个愿意跟刘耳说点实话的人是曾有城市经验的香女。这两个人为什么愿意和刘耳交流？而且，为什么只有这两个人愿意？
鬼 子：村里人如果一开始就接纳了刘耳，那这个小说就不是这个小说了。就好比《包法利夫人》的包法利如果早早发现他的老婆与别的男人偷情，那《包法利夫人》也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面貌了。作家自己的故事，肯定经过了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处理”。小说写的是生活，但小说首先是“小说”。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为什么天亮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塞万提斯为什么要让唐吉诃德大战风车？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可小说的道理往往就是这样的没有“道理”。只让香女和小扁豆先接近刘耳也是这样的“道理”。香女因为身份特殊，小扁豆因为“嘴巴多”，童言无忌。村子里很多小孩都是这样的，一不小心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时代不一样了，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记者：读“瓦城三部曲”，感觉您是基于人物性格来推进叙事，主人公有这样的性子，就会主动地去经历那样的命运。但在《买话》中，主人公刘耳因为在村里四处受挫，无法主动地“创造”生活，只能被动地“遭遇”命运。在这一系列的“遭遇”和“回忆”中，刘耳的性格和形象逐渐清晰，农村的人情伦理浮出水面。因此，这似乎是一种没有预定轨道的叙事，那么，您在写的时候，情节的推进和衔接，主要依据什么逻辑？
鬼 子：对我而言，写小说就好比挖坑。坑是构思的时候就想好了的。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坑。坑的大小和深浅，是由题材和人物而定的。人物在坑里怎么挣扎，有的故事是作家事先安排的，有的故事是他们自己挣扎出来的，这和故事的走向以及人物的性格命运有关。生而为人，谁都逃不开与他人和命运的纠缠。刘耳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刘耳的遭遇，是他自己的又不只是他自己的，和社会、环境、历史，还有他人都是相关的。这些所谓的相关，也就构成了许许多多的故事的隐秘。而人生的这些隐秘，往往也不是想解就能解的，这是一门哲学，也是一种寓言。
食物的隐喻与留白的美学
记者：《买话》提及不少瓦村的吃食，您从色香味到做法都着墨不少。这些吃食有什么样的隐喻？过多的食物描写，是否会影响叙事的节奏？
鬼 子：我对小说的推进节奏并不担心。我写小说，向来很注意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情绪。小说里写了很多吃食，基本上都是有意为之。在创作中，每写一个地方，我都十分小心。一个回村的老人，孤独的时候，最能让他养心的也就是那些乡村的美食了。食物是生命的根，是他赖以成长的东西，也是他想去也去不掉的家乡记忆。至于隐喻，这是肯定的。我相信不同的读者会看出不同的东西来。比如菜包，对刘耳来说，那是生命记忆中的一道美食，可他老婆总是把他当成“菜包”，自然也不喜欢吃菜包。他儿子也不喜欢吃菜包，关键是，他儿子还是一个不听话的儿子，就像菜包上的牛皮菜，别的菜一煮就烂，可做菜包用的牛皮菜却怎么煮都不烂。别的吃食和隐喻还有很多，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都能看出来的。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那些乡村美食写到小说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本人就是一个特别热爱乡村美食的人，虽然住在城里多年，但对我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乡村美食。乡村美食虽然简单，只要做得好，就觉得比城里的食物好吃，朴素、纯粹，没有那些额外的添加剂。小说写得好不好，有时候我觉得也是这样。
记者：《买话》的核心情节起源于这样一个细节——刘耳回村后，家门口突然多了7个空鸡蛋。由这7个空鸡蛋，引出一系列的人物回忆。但到了小说最后，这7个空鸡蛋到底是谁放的，也没有揭开谜底。与此类似，竹子写给刘耳10封信，述说当年的感情。小说只详细写到了其中的两封。这样的留白处理，背后有何深意？
鬼 子：这样的留白或许可归属于文学创作中的“冰山理论”。我一直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不要把什么事都说完，不要事无巨细地交代清楚。这样的结果可能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能让你的读者读完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想着没写出的那些东西。那样的念想，可不是简单的意犹未尽，很多读者会根据故事的诸多可能进行想象和补充。为什么要什么都交代呢？我要是把这些都交代清楚了，我也不能说那样的小说就不好，但我不太喜欢。这一点，跟我平时的思维习惯也有一定的关联。和我有过交往的，都知道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在与人聊天的时候喜欢插嘴，不让别人把话说完。原因就是别人还没有说完的时候，我似乎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说完反而就显得很无趣。这样的留白，在小说中还有不少。比如，那天刘耳饲养的公鸡“小白”是怎么出去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小白出去之后都干了些什么，怎么把别人的母鸡给“勾引”回来，而不是它早上是怎么出去的。同样的道理，我一开始就不担心一个市长的父亲回到村里该不该如此受到冷落，我关心的是，刘耳回村受到冷落后所发生的故事，这是最重要的。我有时回到村里，经常有事没事地看着我村前的那条河发呆，但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那条河是怎么形成的，那条河那样形成合不合理，我常常只是关心那条河边多少年来都发生了哪些事。好像说偏了，我说话有时就喜欢往偏上说，习惯了，写小说也是这样。
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路子
记者：很多作家都有“悔少作”的心理。这大多是因为随着写作经历的丰富，作家更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您对自己的早期写作满意吗？
鬼 子：我早期创作的小说，不是我所喜欢的风格。当然，这也是后来才悟到的。而且那条路也走不下去，硬要继续往下走，只是死路一条。那条路是绝大多数文学青年开始的时候都走的路，不仅人多，而且路窄，很难走出自己的天地，就像现在广西满山遍野的速成桉一样，就一个味道，看得你心烦。这话是想说给身边的一些年轻人听的——人老了都有这个毛病。也许也没人想听，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她）的路子，要自己先走一走，撞不撞墙走了再说。
记者：有学者对比您早期作品的不同版本，发现在小说不同版本的流变中，您“有意识地试图割裂早期创作与广西的联系，将与广西相关的地域文化、方言以及地理空间等都悉心删改”。这些您认为不值得收入选集的作品，经过删改后，也入选了您的一些选集。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鬼 子：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我小说不多，能让我成为“作家鬼子”的其实就那几个中篇，但是有了出书的邀请又不想随意推掉。对作家来说，轻率地推掉邀请有时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以后有编书的机会就错过了。尤其是短篇小说集，我的短篇小说都是以前写的。于是就“过”了一遍，能动的就动一动，就这样，编进了一些集子里。而那些集子，除了研究者想到去翻一翻，大多读者是连见都没有见过的，因为印数相当少。被我有意“忘掉”的小说还有《带锁的夕阳》《仫佬人》等中篇，到现在都没有让它们进入任何一个选本。
记者：无论写什么题材，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往往都是自身。您早年经历了诸多困境，苦难叙事和悲悯情怀是您小说创作的重要底色，但您似乎很少涉及自身的具体苦难，尽量避免染上过多的个人色彩。这是为什么？
鬼 子：不久前的一个访谈，我曾回答过这个问题，因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脑子里储存的“苦难”比较多，只要认真想想就会觉得，自己的那点苦难和大众的苦难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或者说，我的苦难只是提供了了解和理解他人苦难的一个台阶而已，就像洪水来的时候，你和很多木头同时漂在了一条大河里，而你只是漂流物中的一片树叶，顶多也就是一根小小的树枝。所以，我总是有意避开自己的苦难，不愿意在小说里看到我的影子。
记者：您的很多小说非常讲究故事性，从小的切口进入，不断地设置悬念。这隐含着您怎样的小说观和读者观？
鬼 子：在我的脑子里，销量好的小说，都是讲故事的，而且都是不同于一般的故事。一般的故事，我觉得也不值得写。而那些不喜欢讲故事，或者说不太会讲故事的作家的小说，印数一般都比较少。当然，这和作家的写作理想有关。有些作家只想着如何把脑子里的东西写出来就好了，有没有人看他们不在乎。但我不一样，我很在乎读者，人家那是花了钱的，我希望我的书多少得对得起读者的付出。当然了，有些人是为了来日能进文学史而写作的，读者读不读无所谓，那是别人的理想，也无可厚非。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越多越好。最近这些日子，只要出门就会遇到《买话》的读者，有人甚至说，他们就是小说里的刘耳，还说看小说里的那些吃的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听得心里满满的全都是高兴。这么说可能有点俗，可谁又能逃脱生活中与生俱来的那点俗呢？我的这点俗是长在血脉里的，想去也去不掉。
记者：现在，小说和影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出现了一些为影视改编而创作的小说。您曾担任多部影视的编剧。在当前影视媒介泛化的语境下，您如何看待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
鬼 子：这个问题，偶尔还是想过的，但也没有多想。生活就像在河里行船，在大海泛舟，也由不得你想得那么多，想多了也累，能想的就是现在你能做什么、能不能做好。何况影视和文学看上去好像是两条道，可本质上，有些东西还是在一条道上的。比如，好一点的影视作品，文学性都是很高的；而文学性很高的文学故事，又是影视创作者盯住不放的。不管影视怎么发展，故事的吸引力永远是王道。
记者：在以往的访谈和自述中，您似乎有意回避少数民族作家的标签。在之后的创作中，您是否考虑将仫佬族的历史文化作为创作素材？
鬼 子：这是一个有点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是逃不开的。如果某一天，我觉得应该写写我的民族的时候，我也不会让作品孤立于本民族之外，而是把我的民族放到整个人类命运的长河里去思考，去做深度的挖掘。但遗憾的是，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方法，或者说，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角度。这个角度应该能抵达一个高度，而不仅仅只是文学创作的入口，否则，就有可能把我的民族给做低了，也做小了，那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我的民族虽然是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民族。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无愧于我们仫佬族的伟大的作品。因为我们仫佬族是一个很好学的民族，而且充满血性，人才辈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