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痛苦没有重要和次要之分

  顾拜妮，生于一九九四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写作方向硕士在读。十四岁开始发表作品，二十岁小说在《收获》杂志刊发，作品见于《中国作家》《花城》《小说月报》《海外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刊，作品入选第五届城市文学排行榜，获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届（2022年度）《青春之歌》奖学金。著有小说集《我一生的风景》。曾从事写作教师、图书策划等工作，二十三岁起在《山西文学》策划并主持新锐栏目“步履”。

记者：悦然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在杂志上用这种形式向您提问。早期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读过，除了《樱桃之远》，算是比较资深的读者了。在出版长篇小说《茧》之前，您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停滞，没有被潮流和高版税诱惑和裹挟，而是选择慢下来，在某次采访中您给出的理由是心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标准，不希望背离标准。这个文学标准究竟是什么？如今有发生改变吗？

张悦然：我的标准就是希望写出我心目中的好小说。至于这种好小说是什么样的，一直在随着时间产生变化，不过这个变化也并不是特别大。我仍像开始写作时一样，相信好的小说一定是动人的，但我对形式、技巧的关注远不如从前。我更在意的是一个小说所呈现的思想世界，以及作家灵魂的独特性。不过，我认为是因为要把小说转化成商品，进而出版和出售它，我们才会用到“停滞”这个词。我们用写完一个作品的方式，来计量思考的进展，很多时候并不准确。我经常停，但很少滞。

记者：您一直都比较关注女性写作，之前在“看理想”App上还录制过一个叫《女作家》的节目。我想知道，给您写作带来影响最深的是哪位女作家，这种影响如何体现在您自己的作品里？

张悦然：那个音频节目里分享了多丽丝·莱辛、安吉拉·卡特、托尼·莫里森、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奥康纳、伍尔夫和阿特伍德，一共八位，这些女作家都在不同的时间里影响过我。在录制《女作家》音频节目的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密集地阅读且重读她们的作品。在这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是阿特伍德。她的小说《别名格雷丝》是我最想写出来的那种作品，凶猛但又优雅。而且阿特伍德对公共事务所秉持的良心和责任，也让我钦佩。

记者：《大乔小乔》的主人公是一对姐妹，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戳中我，姐姐和妹妹同时看到一个放风筝的小孩溺水，两人都选择沉默，妹妹甚至不肯离开，直到人群散去，妹妹用竹竿把风筝挑下来带回家。男友以为她是想纪念溺水的孩子，姐姐笑了笑直接戳破：她就是想要那个风筝。妹妹不记得这事，但姐姐却记忆犹新，甚至对死者母亲的悲伤历历在目。这个情节非常精彩，姐姐更具有同情心，妹妹更自私自我一些，姐姐看向死亡，而妹妹望向活着。为什么想到这样一个情节，我觉得对人物的命运有很强的暗示，您怎样看待妹妹这个人物？

张悦然：写《大乔小乔》的时候，最先出现在我头脑中的，是那个站在阴影里的妹妹。生存对她来说，从来都不容易，所以她必须更小心、更有计划、更有谋略。在她和姐姐一起度过的童年里，我希望能通过某种游戏来展示小乔的内心世界。在放风筝的这个情节里，我想，最重要的是她表现出的疏离和冷漠。别的孩子会因为死去的孩子或是孩子的母亲而感到难过或者惊恐，但小乔的眼里只有那只风筝。她在意的是，在外界的变故中，她能得到一点儿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资源匮乏者最本能的诉求。

记者：《茧》《大乔小乔》都处理了一种比较巨大的伤痛，来自家族恩怨，来自历史问题，我好像没办法在小说中处理这么大的痛苦，更多是一种个体的创伤。您是怎么处理超越个体和自身经验的痛苦的？

张悦然：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超越”个体和自身经验的痛苦。那只是由个体折射出的一些更广泛、更普遍的痛苦。当你专注于人物个人痛苦的时候，这些潜藏在底下的东西就会很自然地浮现出来。如果没有，也无须专门去寻找，因为痛苦没有重要和次要之分。对一个作者来说，他只能写出他所感受到的人物的痛苦。

记者：小说中有很多重要的意象，沼泽、茧、樱桃、鸟、烟火……这些意象在构思小说之前就有了，还是写作过程中出现的？有完全因为一个意象而写的小说吗？

张悦然：小说中的意象多数是一开始就有的。在写作的过程中，它们可能会变得更重要，也可能像一团云那样散开。有时候，一个意象也会发生转变。在《茧》里，茧的意象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意象，是俄罗斯套娃。但是没有哪个小说，是单纯为了一个意象而写的。意象只是一个抓手，特别是在短篇小说里，它给作者提供一种握住意义的幻觉，这样他就可以腾出精力，更专心地叙事。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幻觉，最后可能会发现，它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么也可以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