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影视转化中的英雄书写

新时代中国文学和影视剧中的英雄主义在延续传统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展现出许多新特质，是一种更具包容性、差异化和主体感的中国精神。这些具有市场与社会效应的影视剧履行认同传播的职能，是主流价值观从分裂、冲突到达成共识和形成动态平衡的过程。本文结合历史与当下，聚焦中国文学改编影视剧中“中国式英雄主义”的呈现方式及演变历程，梳理了中国文学影视化改编的发展史，着重分析2010年以来文学改编影视剧中革命英雄、基层英雄、平民英雄和科幻英雄所彰显的超级英雄特征。在对不同类型英雄的分析中，深入剖析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化改编所采用的手法，进一步阐明新时代不同文学类型的新特点，以及其中英雄主义的多重维度、多重面向。打破以往对中国式英雄主义的固有认知模式，透视文学和影视在时代发展中所发生的新变化，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和文化内涵。

中国影视剧的发展历来离不开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改编。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改编史。从20世纪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开始，中国将文学进行电影改编的历程就已开启。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的电影改编开启了全新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这一时期对文学作品的选择较为审慎，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着重发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宣传教育功能，如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我这一辈子》，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进行改编的《青春之歌》以及根据现实生活作品改编的《李双双》等；第二阶段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的改编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命运，题材选择也逐渐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如《骆驼祥子》等，呈现出个人主义英雄倾向；第三阶段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这一时期的文学影视化改编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面貌，商业性、娱乐性成为衡量是否对一部作品进行改编的重要因素，如《风声》《十月围城》以及武侠片《赤壁》等。

2010年以来，中国文学的影视剧改编更加多样。现当代文学经典、网络文学、非虚构文学、科幻小说等诸多文学类型都进行了影视化改编，其中的英雄形象更加多元，并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第一，集体主义英雄。中国式英雄强调为了集体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无论是为了革命而牺牲自我的国家英雄，还是在平凡岗位上鞠躬尽瘁的平民英雄，都愿意为了集体事业而舍弃个人利益；第二，关注平凡英雄。这里的平凡指的不仅是身份的平凡，也是事迹的平凡。在西方英雄主义中，尽管也强调“英雄曾是普通人”“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但英雄必须通过获得超能力等方式从平凡人中脱颖而出，才能成为英雄，而中国式英雄主义更关注平凡事迹，往往聚焦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奉献、坚守岗位的普通人，强调的是平凡中的伟大，是日常琐事中展现出的人性光辉；第三，现实主义英雄。无论是主旋律电影的回归，还是科幻题材的影视剧，都呈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关照。还有基于非虚构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影视剧日益增多，如《三大队》《烈火英雄》，这些基于生活现实改编的作品，更加打动人心。

这些具有市场与社会效应的影视剧履行认同传播的职能。认同传播是指借助大众媒介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差异化和主体感的文化认同，是主流价值观从分裂、冲突到达成共识和形成动态平衡的过程。革命英雄、基层党员英雄、平凡英雄和科幻超级英雄，都具有不同的英雄价值，汇聚了不同时代、不同岗位上的英雄群像，也反映了丰富的中国精神。

革命英雄：英雄主义的“立体化”书写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构成了中国式英雄主义的重要内涵。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英雄先烈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忍不拔，勇往直前，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这种精神为中国式英雄主义注入了强烈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内涵。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贯穿于中国影视发展的各个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是这一题材电影创作的奠基时期。当时，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亟需借助电影这种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媒体对大众进行革命教育，而观众也需要直观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文学改编的电影，如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铁道游击队》（1956），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英雄儿女》（1964）。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进入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重大转向时期，这一时期的影片着眼于宏大事件的描写，同时，随着电视媒介的普及，这一题材也在电视剧中大放异彩，如根据王朝柱同名长篇纪实文学改编的电视剧《长征》（2001）、改编自杨金远小说《官司》的电影《集结号》（2007）。这些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构筑起新中国革命英雄主义的红色记忆。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并没有沿着马宁等人提出的“新主流电影”道路发展，而是进入了黄氏宪所言的“主旋律片”“艺术片”“新主流片”三分天下的态势。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虽然不乏对革命战争时期英雄的描写，却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即对革命历史的“立体化”书写，这种“立体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电影叙事的立体化。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件和战争场面的简单复刻或单一叙事，而是通过丰富叙事结构、增添叙事逻辑层次等方式，实现对英雄主义的“立体化”表达。电影《长津湖》（2021）改编自作家兰晓龙的小说《冬与狮》，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诠释了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电影采用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在宏观视角上，新中国高层、志愿军、美军三条叙事线并置展开，既呈现了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局势的分析，从战略层面呈现了长津湖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刻画了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史密斯等人的决策，让观众看到敌我双方的战略博弈，这种并置融合了中国战争电影的传统和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特征，开拓了一种主旋律电影叙事的新路径。在微观视角上，影片同样并置了“家”与“国”两条线索。一方面，影片呈现了浙江一个普通渔村中的场景，大哥伍百里牺牲在淮海战场，二哥伍千里在家待了一个晚上便收到集结命令重返部队，弟弟伍万里则偷偷跟随部队一路北上朝鲜战场。此处“家”作为中国社会基于血缘关系构建的情感共同体，呈现出温馨、宁静、祥和的特点；而另一方面，长津湖战场的冰天雪地、枪林弹雨与“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正预示着“国”所面临的险境。这两条线索既对比鲜明又紧密联系，天然地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排序与英雄主义情怀，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又在关键节点上汇聚形成高潮，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张力和感染力。

第二是人物形象的立体化。2010年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呈现出几个新特点。一是人物性格更加复杂多面，政治主导性从显性转向隐性，不再刻意规避人物缺点；二是更加注重人物情感层次的深度挖掘，不再聚焦于国家大义，而是多方面呈现人物间的亲情、友情、爱情，这也成为打动当下年轻受众的关键所在；三是人物视角更加多元，不再单独以宏观的历史视角或英雄人物的视角来展现故事，而是关注底层人物，通过他人视角和自我视角多方面呈现人物性格，给予人物内心独白的机会，增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电影《长津湖》对英雄人物群像的塑造极具特点，配角的出现不单是为了赋予主角“光环”，而是较为完整地呈现出角色本身的特点，这种“无主体的主体”恰恰呈现出革命主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史中，除了广为人知的“可见”英雄之外，还有许多无名英雄。影片一方面选择了“伍万里”这一并不为人熟知的英雄做主角，另一方面还着重刻画了雷公、梅生、余从戎等配角的性格特点，其实是赋予了历史中的“无名英雄”以姓名，实现对英雄的“墓碑化书写”，这无疑是新时期“中国式英雄主义”的一种独特写照。除此之外，影片呈现了亲情、战友情等丰富的情感层次，无论是伍千里与父母之间的牵绊、与伍万里之间的兄弟情，还是指导员梅生对女儿的思念、七连战友们之间的奉献和牺牲，都让影片的情感表达更加细腻真实。

最后是创作手法的立体化。尽管新时期文学改编的影视剧呈现出诸多创新之处，但作为同类革命战争题材作品，难免容易造成题材重复和观众的审美疲劳，因此，文学改编影视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结合现有类型，寻找更广泛的题材。当下，悬疑片、谍战片成为广受欢迎的类型片之一，通过复杂的情节和紧张的悬念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和紧张感，赋予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更强的观赏性。由张勇小说《谍战上海滩》改编的电视剧《伪装者》（2015）以及由肖锚小说《断刃》改编的电视剧《风筝》（2017），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在谍战片中，“身份伪装”极大地推动了立体化叙事，复杂的身份一方面为人物带来了丰富的性格层次，呈现出伪装下内心的冲突与挣扎；另一方面，身份伪装不断引发悬念和危机，极大地推动情节转折。通过呈现伪装过程中的道德和伦理困境，革命战争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得到更深刻的投射。

正如孟犁野所言：“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精神力量、新的道德风尚和新的审美理想予以支撑，而革命历史电影所体现的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壮丽的美学风格，最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场域，中国式英雄主义始终传承革命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通过不同年代影视剧作品的呈现，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弘扬，中国式英雄主义的价值导向也得以进一步强化。

基层英雄：看见“角落”里的英雄

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涌现出一批独具时代特色的“新英雄”，他们常常身处容易被忽视的城市边缘地带以及广袤的乡村地区。在1978-2010年的电影呈现中，农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源点，失去正逐渐被表述的中心地位。因此，此处的“角落”，指的并不仅是地理位置，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不过，在新时期的影视剧中，这些“新英雄”逐渐显影，他们走出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英雄主义道路。

党员干部形象进入中国电影叙述中的历史十分久远，“十七年时期”，共产党形象多作为新政策、新观念的推行者，他们承担着教化人民转向集体依附的责任。如改编自赵树理小说《三里湾》的电影《花好月圆》（1958）中的民兵队长王玉生就是生长在华北农村三里湾，并在开渠、护渠、建设社会主义合作社等一系列改造过程中起到积极带头作用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这一时期的电影还塑造了一批为了实现党的伟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共产党员形象，如改编自李准同名小说的电影《老兵新传》（1959）中的转业老兵，就是自告奋勇地来到北大荒进行开垦。相同题材的还有改编自周立波同名小说的电影《暴风骤雨》（1961），改编自梁斌同名小说的电影《红旗谱》（1960）等等。“文革”时期，共产党员在电影中的形象往往被过度政治化和模式化。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一系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中国农村延续千年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时期，体现基层党员先锋为农民脱贫致富、解决实际问题的电影广受欢迎，如改编自袁学强小说《庄稼人的脚步》的电影《咱们的牛百岁》（1983），根据郑义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老井》（1986）等。然而，正如饶曙光所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影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失落了农村、农村失落了声音的时代。”与农村电影的消逝随之而来的，是身处其中的基层党员先锋英雄身影的消逝。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从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实施，到2021年全面推进，这些身处“角落”里的英雄，终于再次被看见。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体现基层党员先锋形象的影视剧，发生的场景多为农村贫困地区，如《十八洞村》（2017）里的驻村干部小王，或是祖国较为偏远的边疆地带，如《我和我的家乡》（2020）之《白昼流星》篇章中西北大地上的退休扶贫办主任老李。而在城市的英雄模范中，却较少强调党员身份，如《中国机长》（2019）和《烈火英雄》（2019），都将对象放置在机长、消防员等职业化的身份上。这一方面体现出党员干部在发展任务相对艰巨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中发挥的先锋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叙事传统的延续。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全国牺牲在扶贫岗位的干部八百多人。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地区以及一些自然条件艰苦、经济发展滞后的偏远边疆地带，大量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到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中，他们的奉献和奋斗成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这也为影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真实的故事背景。在这些影视剧中，农村贫困地区和偏远边疆地带的艰苦环境与党员干部的坚定信念、积极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展现出党员干部的奉献精神、担当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勇气，使他们的英雄形象更加突出，也更容易打动观众。

在现实背景的影响下，一批反映基层党员先锋英雄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并被改编为影视剧作品。虽然这一类型的改编作品尚不多见，但已然正在酝酿新的趋势。忽培元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发行于2018年，该书立足当下农村改革现状，关注乡村社会，展现了当代农村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于2021年改编为电视剧《花开山乡》（2021）。小说讲述了驻村干部白朗作为党员干部，来到芈月山村任职。尽管工作中遭遇诸多阻力，但他以智慧和担当逐一破解难题，改变了村民的思想，还推动了山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他大胆引进创新技术，用建筑垃圾混合高科技生产的添加剂粉碎后制成透水砖直接铺路，解决了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还有黄国敏发表于2001年的中篇小说《山哈弄海》，在2022年被改编为电视剧《那山那海》，讲述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本世纪20年代，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导下，畲族人民从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

纵观现代刻画基层党员先锋英雄的影视剧，不难发现“青年”正在成为其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其中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基层党员干部形象，大部分是由中央下派的青年骨干。这再度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历史呼应。用“青年”重新定义“现代”，是“十七年时期”电影所提供的富有创造性的答案；在当下，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同样也在通过青年来构建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20世纪以来，青年从未停止在城乡之间游走，而在新时期，仍然由青年不断走向乡野，续写角落里的“中国式英雄主义”。

平民英雄：人间烟火里的时代史诗

平民英雄的呈现始终是中国文学和电影史中的重要母题，在以往由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中，平民英雄的身影屡见不鲜。一方面，平民英雄来自于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与广大观众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对平民英雄的描写，反映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奋斗精神，更容易引发观众共鸣，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平民英雄的身份和背景各不相同，他们的人生故事往往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这为文学和影视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故事题材，同时也发挥着以小见大的作用，通过一个角色展现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变迁的一角。平民英雄的呈现对作品的现实性具有较高要求，因此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平民英雄往往出现在两类作品中，一类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以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为特点，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另一类则是战争文学作品，通常描写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挣扎，在这样的背景下，平民英雄更容易凸显，他们往往是普通的士兵或平民百姓，在战争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2010年以来，在经历了影视改编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型之后，平民英雄再次回到大众视野，主要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由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二是由非虚构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这两类文学作品都基于现实元素，强调真实性，传达出对相关社会现象、人物命运的深入理解，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也同样遵循这一特点。

首先是严肃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肃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曾一度占据主流，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严肃文学逐渐销声匿迹，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渐成主流，产生了一大批古装剧、偶像剧、青春剧。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严肃文学的影视化改编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白鹿原》（2017）、《人世间》（2022）。这一方面反映出劳动人民重新成为文学影视创作的主体，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文学工作者逐渐跳出一己悲欢，从人民生活中挖掘宝藏。

长篇小说《人世间》作为严肃文学的经典力作，是严肃文学与代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电视剧兼容的典范。作品通过周家三兄妹等人物的命运，展现了中国的时代变迁，从知青下乡、三线建设到改革开放、下岗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反映了这些事件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在改编过程中，作品的叙事结构和基调都发生了较大转变。在叙事结构上，电视剧比原著构建了更充分的代际关系：第一代为周父周母、冬梅父母、曲书记夫妇，第二代以秉坤、秉义、周蓉为核心，第三代则以周蓉、秉坤的孩子为代表，构成了典型的平民代际形象谱系。通过人物代际的扩展，剧中的叙事时空也得到延展，拥有触达社会历史的广阔视野。在叙事基调上，电视剧改变了原著中“钢铁色的”“沉重的”色调，将其温暖、明亮化，在表现平民英雄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也赋予其追求光明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人世间》都生动地呈现出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里几位平民英雄的生活史诗。之所以称之为史诗，在于它展现的并不仅限于事件的勾连，而是以几位主角为代表，展现新中国建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群体。他们作为社会中的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奋斗、成长。正是因为有这样生动而深刻的严肃文学作为前提，才使得《人世间》能够以“平民生活史诗”之姿站上荧幕，也为严肃文学在影视剧中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另一类文学改编影视剧的热潮是非虚构文学。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带有实践性、创造性的文化书写行为，以文学纪实、生活观察和社会调查为基础，呈现书写者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这种“素人写作”常常取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抒发自我最真实的情感和生命体验。相较于其他文学类型，非虚构在塑造“平民英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一方面，非虚构文学作品常常由素人书写，关注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对平民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丰满和立体；另一方面，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可以赋予平民英雄更高的可信度，与日常生活更加接近，可以让观众和读者感受到人物的真实存在。

非虚构文学的盛行，同样也为影视剧改编带来更多灵感。电影和电视剧《三大队》在2023年12月先后上映，讲述了三大队刑警程兵因审讯意外入狱，十年后程兵出狱，与队友重新踏上追凶之路，最终擒获嫌犯。该作品的故事原型来自“网易人间工作室”的一篇非虚构作品：《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作者深蓝是一名基层民警，这一故事来自于他在担任派出所基层民警期间所见闻的真实事件。该作品在进行影视化改编时着重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平民英雄群像的塑造，二是多种类型元素的融合。原著中的追凶情节基本是程兵的独角戏，而在电影和电视剧中，三大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线。这不仅展现了多重视角下人物的选择和命运，更加体现了中国“集体主义式”的英雄观。成员们为了集体的目标纷纷牺牲了原本可以重新开始的正常生活，在追凶过程中，他们不追求个人的荣誉和功劳，而是将集体的目标放在首位。他们默默付出，只为了能够完成三大队的任务，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给集体一个交代。这种将个人荣誉让位于集体目标的行为，体现了中国英雄观中对集体荣誉的高度重视。在题材类型上，电影和电视剧融合了犯罪片、警匪片、公路片多种元素，没有走传统犯罪题材悬疑烧脑的路线，而是以朴素的镜头和温情的叙事塑造了多个饱满鲜活的形象，这也体现了非虚构文学特点在影视剧中的嵌入。

科幻超级英雄：指向未来的中国精神

影视的创作离不开文学的发展，而文学的发展始终承载着时代变迁的影响。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背后反映出中国正在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科技实力的持续增强。而科幻电影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借助视觉特效技术，将文学作品中的世界生动地呈现给观众，既反映了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概念、哲学问题和人类情感，又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形成一种兼具思考性和观赏性的电影类型。在中国科幻电影中，英雄主义一直是十分重要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中国式英雄主义”也构成了科幻片中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核。

中国带有科幻倾向的电影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便已出现，但科幻文学改编电影的案例却基本从1980年才开始，改编自童恩正的同名小说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被公认为内地最早的科幻电影，开启了科幻文学改编电影的早期阶段。之后也有一些科幻文学改编电影的案例，如根据儿童文学家张之路小说《非法智慧》改编的电影《危险智能》（2003），但整体而言，未带来新的突破。直到2019年《流浪地球》的上映，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时代，之后相继出现了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2》（2023）、《三体》（2023）等等，科幻电影、电视剧正在成为一股新的热潮。科幻影视和科幻文学构成了科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对未来科技、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的想象，也影响着人们对科幻的认知和理解。

在科幻影视中，英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几个特点。第一，英雄主义呈现出一种“反英雄化”的特点，打破了观众对传统英雄的刻板印象。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好莱坞电影，英雄往往有着出众的外貌条件和正义凛然的气质，例如中国武侠电影和好莱坞谍战电影中的英雄角色。在性格方面，英雄往往被塑造为毫无畏惧、大公无私，面对任何困难都不会退缩，并且会为了集体利益完全舍弃个人利益的形象。在能力方面，英雄往往身怀绝技，具有与众不同的能力或智慧，同时以一敌众，在逆境中能够扭转局面。而在近年来中国的科幻电影中，已经出现了“反英雄化”的特点。如电影《疯狂外星人》中的主角耿浩和大飞，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外形普通、精明市侩、胆小怕事，除了耍猴戏之外，没有任何出众的技能，他们与外星人的对抗也并非依靠实力，而是运气和侥幸。在电影《独行月球》中，主角独孤月是一个被遗忘在月球上的普通维修工，胸无大志、能力普通，与袋鼠的互动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和荒诞性，他更像一个闹剧的主角，而非严肃的英雄。这种“接地气”的英雄体现了流量时代下商业和艺术的博弈，也体现出英雄文化的多元化转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中国式英雄主义”带来的沉重感，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第二，科幻电影中的英雄是一种“个人英雄”与“集体英雄”的并置，这在刘慈欣的作品中十分常见。刘慈欣的英雄史观一方面带有“超级英雄”的色彩，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种基于技术崇拜的集体主义精神。“个人英雄”指的是英雄的精英性与有限性。如《流浪地球2》和《三体》中的面壁者，他们与民众保持着一定距离，是掌控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拥有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同样在《流浪地球》中，护送火石的刘启和点燃木星的刘培强都带有一定的“超级英雄”特质，他们的个人行为对人类的存亡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些英雄无论在外形还是性格气质上，都十分契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英雄形象。之所以这样呈现，不是为了展现他们作为个人英雄的魅力，而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探索宇宙的命题仍然受到极大的技术限制，科幻电影中的人物只能以人们理想化的形象为依托，而这种理想化的形象最终还是回到了传统的英雄主义想象，历史的重大进程由少数人主宰，而这部分少数人最终必须以自我的牺牲拯救群体的命运。因此刘培强选择驾驶空间站撞向木星，换取地球的暂时安全；独孤月选择驾驶宇宙飞船冲向小行星，引爆核弹与小行星同归于尽，帮地球挡住灭顶之灾。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中英雄叙事常体现为一种对专制的反叛和自由主义的渴望，刘慈欣在科幻作品中呈现的集体主义是在理性精神高度发展的前提下，牺牲一部分人以换取整个文明的延续。

第三，科幻电影中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从“家国情怀”转向“共同体情怀”。科幻电影的“共同体情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打破国家界限，构建人类共同体。这类科幻电影将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安置于几个英雄身上，于是，宇宙共同体的命运也被寄托于英雄故事的展演。不同国家科幻电影对未来的思考必然带有自身国家的文化属性，在中国科幻电影叙事中，安土重迁、愚公移山的中国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中国精神承于过去，指向未来，不仅繁衍于中国社会，而且进一步走向不同国家和文明。第二，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不同物种的共同体。在目前的英雄主义主流叙事中，人类依然是独一无二的主体，但英雄并不仅限于人类，也可能是不同物种。比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白垩纪往事》就将蚂蚁和恐龙置于统治者的位置，而英雄则需要以身饲蚁，来换取人类文明的延续。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下，人们不仅要思考如何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要思考如何处理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对人类身份的焦虑以及非人物种的思考，也将有可能进一步体现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

虽然中国科幻文学与影视的流行为现有市场带来了很多新鲜血液，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们对以往的文学类型、电影题材乃至英雄史观都构成了一定挑战。其中涉及到两对矛盾：一是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矛盾，二是英雄的理想化与现实化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科幻文化在未来发展中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中国文学的影视剧改编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多样特点，“中国式英雄主义” 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和丰富。总体而言，新时代文学影视剧改编中的 “中国式英雄主义” 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传承集体主义、关注平凡、现实主义等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丰富自身内涵。这种变革不仅为中国的影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观众呈现了更加多元和立体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英雄精神，也为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学影视创作的持续创新，“中国式英雄主义” 的内涵还将继续丰富和拓展，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精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