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莉：致我们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青春

读完弋铧的中篇小说《错过的哈雷》，我直起有些僵硬的腰椎，揉了揉胀痛的后颈，满足地吸了口气，这是沉浸式阅读带来的体验。已经很少能一口气读完一篇中等长度的小说了，读了开头便放下，或者大致翻一翻就过了，这样的小说太多了。在我这方面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耐心、审美趣味、视域以及体力的限制。弋铧的小说很抓人，她实践着小说写作一个最基本的美德——讲好故事。尽管一些理论派声称小说不是讲故事——当然这也是对的，小说要高于此。但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故事内核，小说还剩什么呢？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屏读时代，小说再不好好讲一个故事，大概会地盘尽失了。

讲好故事并不容易，蹩脚的写作者也许会把真实的故事讲得虚假不堪，会把想象力用得匪夷所思，一旦故事失了真（甚至一些知名作家也会犯此毛病），小说就完了（我就会弃读）。虽然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体，但它所表达的应该是真问题，它的逻辑、蕴含的情感乃至细节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小说家必须要真诚。

《错过的哈雷》就是一个读来令人感觉栩栩如生的真实故事。其实剥开来看，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离奇复杂，甚至也可以说很普通，就是几个年少的同学一路走来，经历的青春期懵懂情愫、失之交臂的爱恋、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等等，是关于成长、关于理想、关于奋斗、关于友谊和爱情的故事。作家的本事就在于，把普通的生活写得丝丝入扣、字字传真，仿佛有一股势能，带着你不由自主地读下去。这就是叙述的魅力。

弋铧善于刻画人物，这也是一个小说家值得重视的手艺。《错过的哈雷》的主人公之一“柯学”一出场就不同凡响，“她留短发，不是那种有刘海的妹妹头，而是两边侧鬓剪成两段阶梯式的，中间段正好撂往耳后，前额一马平川，露出光洁的额头，干净利落而又不好惹的模样。”作为一个插班生，她气场强大，一开始被安排在教室后排，老师说等期中考试结束，再来调换座位。她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不用，我看得见，视力是2.0的。”这个女孩一下子吸引了全班同学，也吸引了读者我们。小说中还有另外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有点调皮的男生“杨爱军”，还有内心丰富既好强又内敛的叙述者“我”。柯学成绩优秀，个性特立独行，极有主见，令“我”不由自主地崇拜，希望结交。杨爱军则从一个爱起哄爱架秧子的调皮小男孩长成玉树临风，富有侠气与众不同的大男生。“我们当年，都怕和别人不一样，就他，打从高二开始，就很怕和别人一个样。”他因此也打动了“我”懵懵懂懂的少女心。一次晚自习，“我和好友”逃课去市外一个山坡上观看哈雷彗星——谁的少年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呢？然而天公不作美，下了大雨，在躲雨的山丘下的小凉亭内，“我”看到了相拥在一起的杨爱军和柯学，“他们挤在一起，面对面地，深情地互相望着，在拥挤的人群中，相偎相依。他们的双手彼此相握，满脸洋溢着某种幸福的微笑。”“我”落寞地回家，生了一场大病。

看到这里，很容易会令人想到，这会不会就是老套的三角恋故事，你爱我，我不爱你，我爱他，他不爱我等等，互相辜负什么的，青春嘛，不就是一种会疼痛的胶原蛋白？如果这样，那故事就浅了俗了。弋铧旨趣不在于此，她要表达的其实是对一种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和肯定。

我们再看一看这几个同学的人生轨迹：柯学，一直很优秀，本来可以在众人羡慕的央视工作，却选择了读研，并报考了军事院校，研究雷达潜艇声学，继承了科学家父母毕生从事的事业，她和常人不一样，“选择了另一条路，默默无闻地用自己超常的智力在隐秘的领域里燃烧着她的光和热。”杨爱军，“他本可以凭着自己的性格和人脉，成为位高权重的人”，却在后来的职业生涯里，“懒得经营这些厚黑学，把自己圈在赋诗吟句的小陶醉中，耽误了唾手可得的好时机。”因为他心里有“诗和远方”，他一直写诗，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成为全世界都闻名的诗人，“让她知道他的存在”。这个“她”就是柯学。某种意义上，柯学成就了一个男人真正的人生，没有得过且过，“他的精神世界饱满而丰盛”。同样，“我”也是如此，正如杨爱军对“我”的评价，“你是个好女孩，一直都是，有追求，又独立，又正直，还有股不服输的劲。”他们的人生都曾被“柯学——一个如此优秀的人”照亮。

“生命的价值正是在奋斗中实现的。”这是叙述者“我”少年时代的座右铭，这也是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这篇小说的力量也在于此。

说起来，“奋斗”“价值”这些大词在今天显得空洞、有点播音腔，但在充满功用主义，人人“想要六便士”的当下，我们其实多么需要去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月亮”啊。就像杨爱军在班级重逢三十年的聚会上所吟的诗：“我骑着一辆马车，它被俗世的人间唤成哈雷，以为它会是彗星一般的速度，像风一样驾空御气，而我只想抵达你的彼岸，那里有所有的少年青年的梦想，我们曾经如此执迷于科学，却如今再无人枉提它的伟大，房子、票子、位置、身份，如今的角色加持着我们的成功与否，而我一直记得我们少年时的雄心大志，我爱科学，我们都曾爱过科学！……”

这诗句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回忆起我们也都曾有过的充满理想主义的青春时代。

去年的一个夏日，我和几个朋友小聚，谈起教育，一个老中科大毕业生感慨地说，中国文化有家国情怀，西方优等生通常会选择学医学法律，这些比较实用的专业，一般不会自主地去选择回报率较长的科技专业（除非真正感兴趣，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作讨论），不像中国尖子生会去投身科学，践行科学救国的理想，这也是中国能够崛起的原因之一。

“‘我们爱科学’——我们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会说的话，提振我们士气的话，没有功利没有意图，只有对科学的敬畏和崇敬，以及想深入探究的好奇和向往。我们终究错过了，那些曾经想成为科学家的座中我们，最终成为了生活者，世俗而愉悦地过着这一生。没什么不好，幸福和健康是人类终极的诉求。”弋铧在小说末尾这样写道。

但是，听完杨爱军的诗，我们和剧中的“我”一样，轻巧地擦了擦眼角的一滴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