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

原文

余既别钞震川之文而序之。后三年甲辰，携之京师。同年友武陵杨彝珍性农从余借去。阅数日，瑞安项孝廉傅霖来访余。盖从性农所见此书，袖以来。而乞钞其序目云。因为余言京师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人也。又数日，余往答项君，而梅先生适来。因相见于其座。余自是始识梅先生。梅先生既见余此书，因以语朱御史琦，邵舍人懿辰，王户部拯，皆京师治古文学者。诸君皆来识余，皆以此书故。

盖观古人之文章，而录出其尤可喜者，时手而读之，此学者恒事也。余之别钞归氏之文者亦犹是。而京师之人，争相传语以为奇异，何哉？岂不以举子在京者，皆相高以场屋之文，而言古文者，固宜性情嗜好特殊，不肯以俗学自敝者与？而今世言古文，又皆相尚以归氏。余特未之知也。梅先生为余言归氏之学自桐城方灵皋氏后，姚姬传氏得之。梅先生盖亲受学于姚氏，而其为文之道亦各异。又言王户部自广西来京师，过洞庭，坐船头，哦所钞归氏书，失手落水中。尝记忆其处而惜之。岂知夫洞庭之旁，固亦有私喜归氏之文，别钞为书，如吾子其人者耶？

嗟乎！归氏之在当时，其轻重于世人何如也？而至为今，其名既盛以尊，学者既皆知师仰其文矣。虽心非诚好者，犹阳事之。而有私喜其文别钞为书如余者，诸君子视之，若林鸟之鸣而呼其类也。盖世常习于已成，风趋于众慕。而当其人之时，未有不忽且笑者也。余是以尤叹之。道光乙巳正月二日，吴敏树记。

译文

我之前已经抄录了归有光（震川）的文章并写了一篇序言。三年后的甲辰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我带着这本抄录的文集来到京城。同年考中进士的朋友，武陵人杨彝珍（字性农）从我这里借去了这本书。过了几天，瑞安举人项傅霖（字孝霖）来拜访我。原来他在杨性农那里看到了这本书，就把它藏在袖子里带来了。他请求我允许他抄写书中的序言和目录。交谈中，他告诉我京城里以擅长古文著称的人中，有一位江南的梅曾亮郎中（字伯言）。

又过了几天，我去回访项傅霖君，恰好梅先生（梅曾亮）也来了。于是我们就在项君那里见面相识了。从此我才认识了梅先生。梅先生看了我这本抄录的文集后，就把它告诉了朱琦御史、邵懿辰舍人、王拯户部（王锡振，后改名拯），这些人都是京城里钻研古文学的。这几位先生都来认识我，都是因为这本抄录的文集的缘故。

说起来，阅读古人的文章，摘抄出其中特别喜爱的篇章，时常拿在手里诵读，这是读书人常有的事。我抄录归有光（归氏）的文章，也不过就是这样。但京城里的人却争相传告，把这当作一件稀奇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来京应考的举子们，都争相推崇科举应试的文章，而讲求古文的人，本来就应该性情爱好与众不同，不肯被世俗的学问所蒙蔽吗？况且当今文坛谈论古文，又都推崇归有光。这一点我倒是之前不知道。梅先生告诉我，归有光的学问，在桐城方苞（字灵皋）之后，姚鼐（字姬传）得其真传。梅先生本人曾亲自受教于姚鼐先生门下，但他写文章的路数也各不相同。梅先生还提到，王拯户部从广西来京城，经过洞庭湖时，坐在船头吟诵他抄录的归有光文章，不小心失手掉进了湖水里。他常常想起那个地方，为那本丢失的书感到惋惜。他哪里知道，在洞庭湖的旁边，原来也有像我这样私下喜爱归有光的文章，特意抄录成书的人呢？

唉！归有光在他那个时代，在世人心中分量如何呢？到了今天，他的名声已经非常显赫和尊崇，读书人都知道要学习、仰慕他的文章了。即使是内心并非真正喜好的人，也表面上推崇他。而像我这样私下喜爱他的文章、特意抄录成书的人，诸位君子看待我，就如同林中鸟儿的鸣叫引来同类一样（表示认同和共鸣）。大概世人常常习惯于既成的事实，风气总是趋向于众人仰慕的对象。然而当那个人（归有光）还活着、处于他的时代时，没有不轻视和嘲笑他的人（指归有光生前并未被时人普遍理解和推崇）。我因此尤其感慨叹息。

道光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初二日，吴敏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