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6年第4期｜刘晓蕾：家宅不宁:城市动物和精神流...
刘晓蕾，作家，文学博士。《文汇报》《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得到”APP《刘晓蕾讲透〈金瓶梅〉》课程主理人，“得到”APP“名家讲书”主讲者。著有《醉里挑灯看红楼》《刘晓蕾〈红楼梦〉十二讲》《作为欲望号的〈金瓶梅〉》等。现供职于北京某高校。
大概2018年前后，一股“宋朝热”席卷了中文互联网。武大郎有两层小楼还能养活潘金莲，说明宋朝小市民生活很滋润的说法，一度很流行。
非也非也。《水浒传》里的武大从清河搬到阳谷县紫石街，是“赁房居住”。《金瓶梅》写的虽是明朝中后期，可对照参详，武大的生计被交代得很详实——张大户把使女潘金莲嫁给赁自己房子的武大郎，不要房租还资助他做炊饼生意，偷偷去找金莲幽会。大户老婆将武大二人赶出，才去赁房居住。门户浅陋金莲美艳，不免引来浮浪子弟招挑，潘金莲变卖了自己的钗环凑了十几两银子（不到人民币一万元），典了上下两层四间房，有小小院落，甚是干净。典房不是买房，是付一笔钱获得房屋的固定期限居住权，没有产权，到期后房子还是别人的。
不过，武大典的这两层小楼，并没给他带来幸福生活。正是在这里，他被毒杀，潘金莲后来也在此被武松杀死，小人物的光荣和梦想戛然而止。
《金瓶梅》的写实相当残忍，作者平等剖析所有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他的手术刀。在《水浒传》里，武大原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但在这里，面目也变得模糊了——当张大户来找潘金莲，他撞见后赶紧走开，因为住着人家的房子，潘金莲也“原是他的行货”。有屈辱，有懦弱，也是弱者权衡利弊后的生存策略。“行货”两个字也透露了潘金莲更卑弱的处境，她是被随意处置的商品，没有任何自主性。于是，没有英雄，没有受害者，没有纯粹的善，也没有纯粹的恶，只有人——有欲望、有弱点，被命运裹挟的人。
那武大能买得起房吗？西门庆曾资助穷朋友常峙节买了房，跟武大典的房格局相同，“门面二间二层，大小四间”，花了三十五两银子（不到两万人民币），不过地段有点偏。武大典房子还要靠潘金莲卖钗环，看来，房子是买不起的。
地段好的更贵。西门庆给情人王六儿在闹市狮子街买了套房子：“门面二间，到底四层，一层做客位，一层供养佛像祖先，一层做住房，一层做厨房。”体面齐整，妥妥的中产住宅，花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她之前住在偏僻的牛皮巷：
一进屋，正面纸窗门儿，厢的炕床挂着四扇各种颜色绫剪贴的张生遇莺莺蜂花香的吊屏儿，上桌鉴妆、镜架、盒罐、锡器家活堆满，地下插着棒儿香。上面设着一张东坡椅。
只是一明一暗两间房，典型的城市贫民之家。跟了西门庆后，就摇身成为城市中产，轻松实现了阶层跨越。那个时代公认的美女，是李瓶儿这样小巧玲珑皮肤白皙的，而王六儿长挑身材，紫膛色瓜子脸（潘金莲讽其大摔瓜长淫妇），不符合主流审美。所以当西门庆托冯妈妈去探其口风，她很意外：“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几房娘子，他肯要俺这丑货儿？”当初西门庆一眼看见“描的水鬓长长的”王六儿，就看出她别有风情，不禁心摇目荡、不能定止。拉皮条的冯妈妈说得很直接：
“你若与他凹上了，愁没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熟了时，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寻得一所，强如在这僻格剌子里。”
一切都是交易。刚勾搭上，王六儿就抓住机会提要求了。西门庆嫌她家的酒不好，让人送来一坛竹叶青，她赶紧说：“多谢爹的酒，正是这般说，俺每不争气，住在这僻巷子里，又没个好酒店，那里得上样的酒来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门庆随即许诺要在狮子街帮她找房子。
王六儿是有夫之妇，丈夫韩道国还是西门庆的伙计，不久，韩道国就出差回来了。同样的处境，潘金莲可是毒死了武大，宋蕙莲的丈夫来旺也被西门庆捏造罪名流放了，韩道国岂不危哉？不过，听妻子讲西门庆如何勾搭如何许诺钱财房屋，韩道国却喜上眉梢，再三叮嘱王六儿休要怠慢，凡事还要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赚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夫妻俩把西门庆当成恩客，思路一转换，果然一通百通。狮子街的房子买好了，夫妻俩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邻居没人笑话他们，还殷勤相待，赶着喊他们哥嫂、叔婶。西门庆说隔壁邻居的月台太高遮挡了风水，韩道国又跟老婆商量着加盖了两间房，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王六儿的故事很辣眼睛。一个图财，一个图色，没什么感情，也没一点儿道德包袱。什么仁义什么禁忌，在房子、金钱面前统统消失了。用她的话，自己是“输了身一场，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言下之意，自己挣的也是辛苦钱。为了一口吃的、一套房，可以百无禁忌，这就是王六儿们的生存逻辑。作者甚至给王六儿安排了不错的结局——金兵打来，兵荒马乱人口离散，王六儿又操起皮肉生涯，跟丈夫韩道国到了恩客何二官的家乡湖州。何二官死后，王六儿两口子继承了他的家业，后来韩道国也死了，王六儿又嫁给了原本就有旧情的小叔韩二。就这样，潘金莲（潘六儿）、王六儿和宋蕙莲（宋金莲），三人互为镜像，呈现了人生的三种可能。
作者不动声色地写完了王六儿的故事。《金瓶梅》 的文字一向冷峻简练，不置褒贬，顶多配上几句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也是《增广贤文》这类时文的谆谆告诫，它们共同揭开了四书五经之外暗流涌动的生活世界。先贤们教导我们“出淤泥而不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大传统”。然而，民间箴言坚信“马瘦毛长，人穷志短”“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仁义道德都是虚的，人性本恶，唯有怎么活下去才是真的，可谓见招拆招，创造了一个悠久的下沉的民间“小传统”。我们往往一厢情愿认为“大传统”构成了历史生活，事实并非如此。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葛兆光提出在精英和经典追认的道统谱系之外，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生活世界里作为底色或基石存在。这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底层生活常识，一切围绕着生存，不关心“应该”，只关心“能够”。能够活下去的办法，就是好办法。这也是《金瓶梅》世界的底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加上晚明商业活动的冲击，王六儿的故事并不让人意外。当心学后人把“穿衣吃饭皆是人伦”解读为“放浪形骸皆是天理”时，她这样说：“有天理还没饭吃哩！”道德究竟由谁来制定？又为谁而设？孔子说人应该对自己要求，小人才会“穷斯滥”；理学家说“存天理灭人欲”；康德说道德是无条件的，不管处境如何，你都应当遵守；功利主义者说道德应该让最多人获得最大幸福，王六儿的选择可以让三个人（她自己、韩道国、西门庆）都得到好处，又有什么不对？《金瓶梅》不提供答案，这不是文学的义务。它只呈现这样的处境、这样的人。或许，像张爱玲那样“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比任何道德审判更接近《金瓶梅》的核心吧。
武大典房、王六儿卖身换房，还有给西门庆和孟玉楼做媒的薛嫂，也指望说成这门亲事典两间房住。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欲望的流动，传统宗法社会里的不动产，成为欲望的物化，也动了起来。在房屋和欲望的流转中，传统的宗法社会和伦理关系在解体，人与土地、与家的温情链接也被交易关系代替。
《金瓶梅》能对居住本身进行凝神观照，说明小说真正走进了生活和人性世界的深邃地带。《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人，不是在华容道就是在野猪林、梁山泊，他们没有家。林冲本有家，但从高衙内看上他的妻子开始，家就散了。武松从清河县到阳谷景阳冈到孟州，从鸳鸯楼到梁山，从未有过家，鲁智深干脆连家的概念都没有。这些人不是在打仗，就是在逃亡，永远在路上。他们本就是非常态的人，属于江湖，不属于日常生活。
跟《金瓶梅》差不多同时代的《三言二拍》，虽然开始关注实景生活，但讲的是逆袭、暴富、公案、言情，属于明代爆款短剧，折射的是小市民的道德冒险和白日梦，其实是反日常的。其中，居所通常是事故发生地，属于情节需要。《王娇鸾百年长恨》 里，王娇鸾跟小姨和丫鬟在花园里打秋千，因墙缺一角被周廷章窥见，遂有花前月下私定终身。很遗憾，即使两人私下写有婚书，王娇鸾也还被周廷章辜负，最终含恨自杀。《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里，姑嫂二人一个未嫁，一个未成房，共居一小楼上。“楼后有别家房屋一所，被火焚过，余下一块老大空地，积久为人堆聚粪秽之场。因此楼墙后窗，直见街道。”二人在楼上看见一清秀学生，动了心，想让情郎上门幽会：“叫他在后边粪场上走到楼窗下来。我们在楼上窗里抛下一个布兜，兜他上来就是”。可想而知，在这种场所展开的，不可能是浪漫奇遇，只能是一个肮脏混乱的故事。
到了《金瓶梅》的世界里，居所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参与叙事，同时也是伦理空间，承载了欲望和命运的隐喻。
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欲望里，也困在自己的欲望里。王六儿住上了狮子街的房子，妓女郑爱月也有一间爱月轩，墙上挂着一副“爱月美人图”，布置得很有文艺腔儿，果然是清河头牌的派头。就连打酱油的文嫂也有自己的家。受郑爱月的蛊惑，西门庆对王招宣的遗孀林太太动了念头，让玳安去找淫媒文嫂，玳安向陈敬济问路：
敬济道：“出了东大街一直往南去，过了同仁桥牌坊转过往东，打王家巷进去，半中腰里有个发放巡捕的厅儿，对门有个石桥儿，转过石桥儿，紧靠着个姑姑庵儿，旁边有个小胡同儿，进小胡同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铺隔壁上坡儿，有双扇红对门儿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妈，他就出来答应你。”……（玳安骑着马）出了东大街迳往南，过同仁桥牌坊，由王家巷进去，果然中间有个巡捕厅儿，对门亦是座破石桥儿，里首半截红墙是大悲庵儿，往西小胡同上坡，挑着个豆腐牌儿，门首只见一个妈妈晒马粪。
隔壁有两扇红门的果然正是文嫂家。田晓菲曾激赏其文字之妙，我也要啰嗦一下。跟《水浒传》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模糊路径不同，这里每一个地名、每一个转弯（同仁桥牌坊、巡捕厅、破石桥、大悲庵、豆腐铺、晒马粪的妈妈），都是实打实的，是一个可触摸、可重访的明代城市街道。这段文字甚至散发着一股奇特的气息——那是西门庆的欲望，一路随着玳安从繁华的东大街出发，钻进一条有巡捕房的窄巷，在半截红墙的大悲庵停留了一下，混和了豆腐和马粪的气味，最终来到那个“双扇红对门儿”里。
清河首富、欲望顽主西门庆住的房子又是怎样的？该讲他和他的宅院了。他继承了父亲留下的生药铺，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院子。又乘人之危，用李瓶儿的五百四十两银子买下隔壁花家宅子（彼时，李瓶儿还是花子虚的太太），还花七百两银子买了对面乔亲家的宅院，二百五十两买了城外赵寡妇家的庄子扩建祖坟。算下来，西门庆的房产总值在三千两左右，约合现在的一百八十万人民币，比他上司夏提刑的身家还多两倍。
西门庆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动物，没有宗族关系，对田地不感兴趣，不像徽商那样在外面发了财，要回到家乡购置田地光宗耀祖、落叶归根。他巨大的宅邸是自住加炫耀，不是为了传承。他的财富逻辑是“商业的”而非“农业的”，以僭越式（早就超出明代法律制定的商人住房规格）的格局，在城市里建构自己的空间霸权，展示自己的成功。商业逻辑也打散了传统的权力空间，比如没落的向皇亲穷得要卖自家祖坟的“神路明堂”（这可是家族的根基和荣耀），西门庆却没看上，只要拆下来的木料、砖瓦和土，原本神圣性的宗法象征物，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堆建筑材料。这种对根基的蔑视，说明他的身份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即时性、暴发式的：不恋旧，不忧后，只争朝夕。
西门庆的五间七进大院落，结构是传统的，功能是商业的，内在是欲望的。
这个院落从外到内层层深入，构成了一条纵向的中轴线，保留着内外、男女、尊卑有别的传统伦理格局。第一进是朝向街面的大门和佣人住房，入门是第二进院子，有马房、佣人住房；外仪门内是第三进，穿过游廊是西门庆日常会客的地方，西厢房是书房，东厢房给女婿和女儿住；再往里走才是主人日常居住的，属于第四进，正妻吴月娘住三间正房，是整个宅邸的“中宫”，最明亮最宽敞位置最正，这是礼法赋予她的位置。李娇儿住东厢房，第三个小妾孟玉楼有钱，但进门晚，只好住西厢房。孙雪娥虽排第四，但她本是西门庆先妻的通房丫头，地位低，负责厨房事务，住在第五进院的厨房旁，西门庆也很少来。再往里则是佣人住处、库房、小花园等。有意思的是，潘金莲和李瓶儿没住在正院，她们被安排在后花园里居住。二人相隔四年前后住进来，潘金莲住东边三间房，李瓶儿跟她毗邻而居。
空间先于人物存在，人物被安置在空间里，然后在空间里活动、相遇、冲突。张竹坡最早发现《金瓶梅》写居所的妙处，他在《杂录小引》中说：“凡看一书，必看其立架处，如《金瓶梅》内，房屋花园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处也。何则？既要写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开，既难使诸人连合，全合拢，又难使各人的事实入来，且何以见西门豪富？”
这番话很有洞见。西门庆的六房妻妾，各有各的性格、故事和恩怨，如果同居一院，太挤了，冲突会变成日常，没有了张力。如果让她们各住各的，潘金莲怎么跟李瓶儿生罅隙？孟玉楼又如何在各房之间穿梭、搜集信息？不争不抢的她，却是西门大院里的信息员，常给心急手黑的潘金莲递刀子。各人居住的空间既相互阻隔，又能保持联通，通与不通之间，才有人心和欲望的蜿蜒流动。
《金瓶梅》的三大女主潘金莲、李瓶儿，以及潘金莲的丫鬟庞春梅，都没住在正院，而是被安排在西侧的花园里。如果说正院保留了传统的伦理格局，后花园则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法外之地，也是欲望奔突之所。潘金莲和庞春梅争强好胜，拧成一股绳，战斗力爆棚。李瓶儿性格温和，嘴笨智拙，偏偏还生下了西门庆在世唯一的儿子，树大招风。谁住哪里，是礼法说了算，不是西门庆的喜好，但他去哪个屋里睡，是自己说了算。用潘金莲的话：“他不往我那屋里去，我莫不拿猪毛绳子套了他去不成！”可想而知，为了争夺西门庆的过夜权，争宠斗气、吵架互撕以及花样翻新的性爱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潘金莲和李瓶儿的住处东西并列，空间对等，暗示了她们在西门庆心中的位置不分上下。潘金莲代表了强悍的激情，一种未被驯化的原始本能，她不关心西门庆的财势，也不关心明天，只关心今晚西门庆到底来不来。这种欲望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只是“自己得到”还不够，还要“别人得不到”，宋蕙莲、官哥儿和李瓶儿的死，跟她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潘金莲体现了欲望最原始的状态：炽热、直接、不计后果。当然，最终也杀死了她自己。
李瓶儿早年是梁中书的妾，后嫁给花太监的侄子，混过上流社会，举手投足间的贵妇气派很让西门庆迷恋。嫁给西门庆后，不争不抢百依百顺，还生了西门庆在世时唯一的儿子官哥儿，一心想要岁月静好。西门庆下班回来，直接来到她屋里，两个人守着火盆，腿压着腿聊天喝酒逗娃。然而，住在隔壁的潘金莲心如刀割愤愤不平，决意向李瓶儿开炮。
东西并列毗邻而居的空间，生产欲望，更生产冲突。李瓶儿有了儿子，潘金莲看得最清，西门庆去李瓶儿屋里，潘金莲听得最准。她是李瓶儿的天敌，不是指桑骂槐就是打狗伤人，什么招数都能使出来。而李瓶儿嘴笨心软毫无招架之力，只会气得胳膊发软，劝西门庆去金莲屋里。但潘金莲软硬不吃，用红帕裹生肉教狮子猫扑抢，吓病了官哥儿。很快官哥儿就死了，李瓶儿明知肇事者是谁，也无能为力，很快也死了，年仅二十七岁。然而胜利者潘金莲也没好结果，两年后死于武松刀下。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痴情和滥情、温柔和暴虐，在终极的命运面前，都归于虚无。
在法国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是静止的物理盒子，而是权力和社会关系的表征。西门庆的宅邸是晚明新兴商人阶层利用资本对传统伦理空间的霸权式重构，是礼法和欲望的混合与拼贴。正院是西门庆的门面，维系着传统的礼法，赶上节日、出远门回家这样的日子，要去正房打卡，在这里，他是传统家长。在后花园里，他是雄性动物，欲望赤裸。
当金钱和欲望占据上风，传统礼法秩序就摇摇欲坠，正房里的吴月娘，地位危哉。以儒家伦理的尺度，吴月娘是“好人”。作者描写她的相貌“面如银盆，眼如杏子，举止温柔，持重寡言”。符合传统的女性气质，在民间，这长相也代表着安分、懂事和得体。正妻角色往往缺乏戏剧张力，很容易被写得很刻板。但在 《金瓶梅》 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波涛汹涌的江湖，吴月娘也不例外。除了买薛姑子的偏方怀儿子，还会动用别的手段。因为吴月娘反对娶李瓶儿，西门庆跟她冷战，孟玉楼从中劝和，吴月娘以正房的气势，凛然表示不稀罕汉子。这天，西门庆从妓院生气回家，见仪门半开半闭，便蹑足偷看，只见吴月娘在院子里一边烧香，一边为丈夫祈福。西门庆大为感动，遂主动示好。第二天，小妾众筹为二人摆宴，潘金莲点了曲子《佳期重会》，西门庆扭头看她：“你这小淫妇，单管胡枝扯叶的！”原来，潘金莲是在暗示，吴月娘烧夜香是有心等着，故意让西门庆撞上。
按吴月娘的说法，如今九尾狐当道，我们这样的人要没活路了。一次，西门庆从东京述职回来直接去了潘金莲屋里。李瓶儿死后，潘金莲又跟西门庆要了李瓶儿的皮袄。春梅得罪了唱曲的女艺人，吴月娘让潘金莲管教丫头，潘金莲强硬回怼，还公然在正房邀请西门庆去自己屋里……buff叠满，吴月娘终于爆发了，跟潘金莲吵了起来：
“本等一个汉子，从东京来了，成日只把拦在你那前头，通不来后边傍个影儿。原来只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一个皮袄儿，你悄悄就问汉子讨了，穿在身上，挂口儿也不来后边题一声儿。都是这等起来，俺每在这屋里放小鸭儿？”
“放小鸭儿”是市井俗语，意思是我这个正房被人当傻子守空房。对方不甘示弱，撕破了脸。讲真，《金瓶梅》里的妻妾斗法，比宫斗剧好看。小妾们有的有钱，有的有貌，吴月娘唯一值得骄傲的，是以清白女儿身嫁给西门庆。春日，她带小妾们荡秋千，讲自己当女儿时跟隔壁周小姐打秋千，周小姐笑得跌下来破了身子，被夫家休了。在一群嫁过两次、三次的女人面前，讲这样的故事，很不应景。更何况，西门庆喜欢的不是别人的老婆就是风尘女子，贞操早就不重要了。
在晚明社会，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边防溃烂，民变四起。整个国家的礼法都在失效。上头国不国，下面则家不家。
西门庆的宅邸是僭越的炫耀的，是一个由金钱生产出来的、流动的欲望集散地。他不识字，却有三个书房，其中一个在花园翡翠轩。书房内部的布置，全是流行款式，墙上也一溜烟挂了四副字画，主打一个满。明代士大夫审美最擅使用“留白”，用“空”来营造空间的和谐美感，西门庆相反，恨不得把钱都亮出来。书橱里也不是文房四宝，“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帐簿。”他的书房本来就是为了社交展示，在这里，谈生意，跟书童搞同性行为，几乎什么都做，唯独不读书。第49回西门庆请来提供春药的梵僧，在大厅安坐，僧人放眼一看：
门上挂的是龟背纹、虾须织抹绿珠帘，地下铺狮子滚绣球绒毛线毯子。堂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交椅，两边挂的画都是紫竹杆儿绫边玛瑙轴头。
张竹坡在此处弹幕，连问五声“像甚么？”谜底揭晓：“ 《水浒》中人所云一片鸟东西也。”多亏他提醒，原来连厅堂都如此“性”致勃勃。兰陵笑笑生善噱，张竹坡亦解人也。
西门庆的欲望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但凡有点姿色的下人，都会被他勾搭上。贲四嫂住在佣人群房里，西门庆上门幽会，她还怕隔壁韩嫂听到，西门庆根本不在乎。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中，家宅前堂后寝、左昭右穆是为了保障伦理秩序，固化礼法。但西门庆的七进大宅是为了铺陈欲望，当“家”的功能消散，房屋就成了列斐伏尔笔下的“抽象空间”，一切皆可交易、亵渎。这是一个没有爱、秩序和归属感的欲望迷宫。
身体有限，欲望也有尽头，随着西门庆病重，这个家断崖式破败。临死前，西门庆含泪叮嘱吴月娘：“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处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话。”他三十三年的人生全是为了炫耀，临死也要在乎“体面”。体面早就丢光了，他活着时，妻妾兀自争斗不休，死后怎可能和谐共处。小妾再嫁的再嫁，逃的逃，死的死，遗腹子孝哥长到十六岁也被度化出家，只有吴月娘守节，偌大宅邸也被小厮玳安（西门安）继承。正应了开篇这句：“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儒林外史》，会发现更为凄凉、破败的空间景象。武大典了房，王六儿有家，西门庆有七进院落，可《儒林外史》里的大多数读书人，根本没有安身之所。
《儒林外史》里的主角们，除了几个举人、进士外，大多是秀才、童生、贡生、监生、廪生，都是被科举放逐的底层读书人。他们生计艰难，没什么祖业可以继承，又不能回头种田，生意也做不来，谋生的方式是坐馆、当幕客。周进坐馆时住在庙里，范进中举前“家里住着一间草屋、一厦披子，门外是个茅草棚。正屋是母亲住着，妻子住在披房里。”品性温厚的马二先生先是租住嘉兴文海楼，到杭州做教辅也是租房。居住的匮乏不仅是因为贫困，更是社会身份的悬浮——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确定的阶层锚点，他们是不愿意脱下长衫只能站着喝酒的孔乙己。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举制度对知识和士人的双重异化，中了举的，是贾宝玉说的“国贼禄鬼”“禄蠹”；没中举的，功利却已入骨，以各种怪诞的方式与名利擦边。整部《儒林外史》都在写这些底层文人的艰辛和狼狈。
书中就有不少假名士，其中一个叫杨执中。他出身贫寒，乡试考了多次，连个秀才都没中。受雇在盐店当管账先生，但也只是垂帘看书，结果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他不但不认错，还“咬文嚼字，指手画脚的不服”。东家一气之下，把他告官入狱了一年多。娄家两公子因其曾批评“永乐爷”，便轻浮地引为知己，效仿信陵君匿名花钱救他出来，又来拜访他。
先是一间客座，两边放着六张旧竹椅子，中间一张书案；壁上悬的画是楷书《朱子治家格言》，两边一副笺纸的联，上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上面贴了一个报帖，上写：“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京报……”他还修葺了一间草屋，屋外有个小天井，“有几树梅花，这几日天暖，开了两三枝”；书房内“满壁诗画”，中间一副对联“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娄家兄弟顿时惊为天人——这气派这襟怀，不愧是真名士、世外高人！
一个人的居所，是个人人格的外化，这个家处处拧巴，娄家兄弟眼拙，看不出来。既然为人清高不做官，为何要把三年前的报贴贴在墙上？这说明他还是放不下那个虚妄的“身份”，通过在墙上贴满诗画，用文化符号来生产“名士”的幻象。现实却又格外冰冷，他的老妻又痴又聋，儿子整天在镇上赌钱，全靠老父亲养活。过年没米下锅，把一只宁可挨饿也舍不得当掉的传家炉子，摩弄了一夜，就当过了年。交友也毫无眼光，把一个坑蒙拐骗的权勿用，推荐给娄家兄弟，还说此人是“当世第一等人”。
这说明杨执中“东倒西歪”的草屋，并非单纯的贫穷，也隐喻了科举制下士人在现实世界的全面溃散。西门庆一路攻城掠地，生命力强悍，但他们只能在残破的空间里，用几副联语、一点清谈，制造一种悬浮的、自欺式的身份感。书中有一帮杭州“名士”，游手好闲，还拼命捍卫头上那顶方巾的荣耀。如果说西门庆是用金钱和欲望生产了一个真实、肮脏的欲望乐园，《儒林外史》里的“名士们”，则用符号制造了一个充满精神幻觉的空间。
就这样，从西门大宅的烈火烹油，到杨家草屋的冷雨敲窗，完成了从“家的异化”到“人的荒芜”的闭环。西门庆的悲剧在于太实，他只有欲，没有灵魂，杨执中们的悲剧在于太虚，只有符号，没有能力。科举制度下有多少人就这样卡住了，上不去，下不来，只能活成一个悲剧呢？吴敬梓告诉我们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们居无定所，从物质到精神都赤贫，是大地上的漂泊者。
由此，我们不得不追问：孔子对“士”的理想化期待，是不是从来没成为过现实？科举的路，从一开始就是“死局”。吴敬梓在第一回借王冕说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科举），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个死局其实一直有。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最终还是要依靠具体的权力来实现。坚持所谓“道统”，不仅得不到权力的信任，连命都可能不保。而“货与帝王家”要看买家的脸色，卖家根本没资格讨价还价。
在《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眼睁睁看着古老的欧洲，那个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坍塌。这种无力感，同为精英文人的吴敬梓一定感同身受。为了向想象中的远古秩序致敬，他安排了泰伯祠的祭祀大典，这是全书最庄严的场面：主祭庄绍光，亚献马纯上，终献迟衡山，共六十四人，“衣冠整肃，礼仪从容”。是礼乐的复活、理想的实现，是读书人终于为自己找到的一个“家”。这个家，不在功名，不在官场，不在任何被权力分配的位置，而在一套古礼里，在一群人的共同信仰里。
然而，仅仅三四十年后，曾经庄严肃穆的泰伯祠，是这样一番景象：
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来到门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两人走进去，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荠菜，大殿上槅子都没了。又到后边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
茨维格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都亲眼目睹了它的毁灭。”吴敬梓则是亲眼看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塌掉，只剩下一片荒芜。
“诗意地栖居”是否可能？《红楼梦》里或许有所回应，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