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与民间文艺的结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东、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大批文艺界人士被迫撤离，围绕武汉形成了一个集中的文艺圈子。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文艺活动。为提高文艺宣传工作的战斗力，根据中国国情和抗战需要，中共中央针对抗战文艺的特点提出了指导与建议：“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文艺承担起重要的动员和询唤功能，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也都放下了手头的创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选择适合于广泛宣传的艺术形式，以文艺配合抗战宣传。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文艺工作者，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老舍面谈，代表党中央指示由老舍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1938年3月27日，“文协”在汉口成立，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呼吁：“我们的工作由商讨而更切实的到民间与战地去，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当天，《新华日报》刊发题名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的社论，发出同样的号召：“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所谓‘作家式’的生活已经不该而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文协”成立后，先后举办通俗文艺讲习会、通俗文艺座谈会，发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号召作家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得到了文艺界的积极响应。
在“文协”组建之初，老舍先后发表了《写家们联合起来》《事情要大家做》《我们携起手来》等一系列文章，呼吁作家们团结互助，抗日救国。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一文中，老舍谈到这一口号对抗战时期的创作提出了两个要求，其一是要创作出特色鲜明的民族文艺，其二是抗战文学要广泛动员群众。前者是从内容上要求抗战文学用民间的语言和民间的材料创作民间的故事，后者是从形式上要求利用民间固有的鼓词、旧小说等进行创作。
老舍抗战期间的鼓词创作正是在这样“旧瓶装新酒”的理念之下进行的。市民出身的老舍对通俗文艺有天然的亲近感，在济南任教时，由于抗战时局的紧张，他就想到用民间文艺宣传抗战，曾拜访京韵大鼓的代表人物，与他们讨论鼓书的做法。到武汉后，他进一步推进鼓词创作实践，向鼓词艺人学唱鼓词，在写作和演唱的结合中努力把握鼓词的规律。老舍现存的抗战鼓词作品有《张忠定计》《游击战》《王小赶驴》《二期抗战》《文盲自叹》《新“拴娃娃”》《陪都赞》《赞国花》《贺新约》等篇目。这些作品明确地以广大百姓和士兵作为目标受众群体，内容明白浅近、通俗易懂，形式上注重对称押韵，朗朗上口，便于演唱。
老舍的抗战鼓词主要包括揭露日军暴行、呼吁民众抗战、赞颂抗战实绩、提倡文明生活等几大主题。他在多篇鼓词中揭露日寇奸淫烧杀的罪恶行径，强调“日本并非专打我们的军队，也杀我们百姓”，以日军的凶残和百姓的惨状激发民众反抗侵略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如《游击战》控诉了日寇的“三光政策”：“我们的铁道他占去，专运军火与大兵。我们的货物他拉走，明夺硬抢不留情”“我们的妇女他霸占，奸淫完了再杀生。来时大炮轰天响，临走烧房杀壮丁”。老舍基于战时的报道和见闻，以大量的细节性描写揭露日寇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行径。在揭露日军暴行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呼吁民众奋起反抗，投身抗战，保家卫国。他充分利用鼓词说唱表演的特点，以“说书人”的身份自居，采用自问自答、欲扬先抑、正反对比、层层深入等多种方式，诙谐幽默，引人入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民众论述全民参与抗战的重要意义。如《游击战》动员百姓摒弃传统的“好男不当兵”想法，积极参军入伍：
“什么叫作游击战，就是人人处处动奇兵。明公也许发疑问，这个法子哪能行？岂不闻好人不把兵来作，好铁还不去打钉，我们良善老百姓，怎肯投军入大营……可是这乃老年间的话，到了而今不时兴。请看小小日本鬼，为何枪多兵又精。只因全国都入伍，天天操演盼出征……回头再把咱们看，重文轻武爱书生。有朝一日敌人到，我们低头降了城，受了欺负不敢语，家破财空活不成。空是男儿七尺汉，不言不语暗伤情。作了奴隶真好苦，子孙万代少前程。为国为己都当战，人人奋勇把敌迎。”
老舍的鼓词也赞颂全民抗战取得的战绩以及其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以此鼓舞人心，动员军民坚定必胜信念，坚持持久抗战。《二期抗战》记叙了潼关、临沂、济宁之战：在潼关“我军渡过黄河去，抄敌后路各争先，一天杀死敌五百，两天就死整一千”；在临沂“张庞二将齐下手，一阵杀敌五六千”；在济宁“我军奇勇虎一般，四面包围把敌困”。《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是两篇典型的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叙事的作品，分别描写了王小、张忠两位乡民投身抗战的故事。老舍刻画了以赶驴为生的王小形象：“王小为人最和气，笑容满面起红光。见着熟人忙问好，见着生人叫老乡。不和同行抢生意，不和主顾争短长。”这样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乡民，在抗战救亡的局势下，却能够认识到“为国一死心无恨，强似为奴把国亡”，从而慷慨投军，牺牲战场。张忠则是“宽眉大眼鼻端正，虎臂熊腰性似刚”，过着安居乐业的农家生活，“世人不晓田家乐，一家四口乐安康。住的本是乡间里，一年到底做活忙”。当日本侵略军逼近家乡，张忠决意参军保卫家园，在与妻子告别时说：“杀他一个够了本，杀死三个赚一双。”“我若不归丧了命，烧张纸来哭一场。儿女长大若问爸，就说为国阵上亡。”这样的形象塑造策略有效消解了普通民众与抗战英雄之间的心理距离，揭示出民族危亡之际社会各阶层共同具备的卫国担当意识，从而成功激发了大众基于乡土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感。
老舍的抗战鼓词不仅聚焦于抗战实践，还关注作为抗战背景的社会文化改造，宣传新思想。《新“拴娃娃”》对传统滑稽鼓词求神赐子的《拴娃娃》进行了创造性重构，讲述了“新女性”刘三姐与丈夫约法三章，强调婚后女性的平等地位与行动自由。在抗战背景下，夫妇共同决定去收容所领养一个难童，将他培养成报仇雪耻的小英雄，实现了从“多子多福”的民间传统到“培育革命后代”的新型家庭观念的范式转换。《文盲自叹》以诙谐的口吻讲述文盲王老呆在娶妻、做生意等方面皆不顺利的故事，将他的挫败归结为没有受过教育，进而引申到“王老呆自叹受的本是文盲害，愿我国推行民众教育造就人才”。
在艺术效果上，老舍的抗战鼓词延续了大鼓词通俗有趣的传统，并具有京韵大鼓的雅俗共赏、刚柔并济的风格。他创作的鼓词被多位民间艺人演唱，收到良好的演出效果，对宣传抗战、鼓舞民心起到重要的动员作用。
老舍曾在《八方风雨》中谈及自己战时的生活与创作：“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老舍的创作实践折射出一代文艺工作者“以笔代枪”、投身救亡事业的热情。以他为代表的抗战通俗文艺重拾了五四新文学之外的传统文学与民间文学形式，将抗战的宏大叙事与民众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将大众娱乐和宣传抗战的现实命题整合起来，让通俗文艺在抗战时期承载了它以往所少有的功效，反映出纯文学和通俗文艺之间的有效联结，真正推动文学从“象牙塔”走向人民大众。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仍在持续的“民族形式”探索和“人民文艺”建构、传统文艺形式的现代转化探索，乃至新时代以来新大众文艺的创新与发展而言，老舍的抗战文艺实践都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