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为地球上所有的生灵而歌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新作《大象》甫一问世，难免会让熟悉杨志军小说的读者感到讶异：以青藏高原生活为创作本源、以青岛海滨生活为创作新源的杨志军，缘何转向云南西双版纳的雨林世界书写？而况，《大象》的初稿之日是2023年3月11日，距《雪山大地》的完稿之日2022年11月21日，满打满算也不到4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杨志军在完成了近60万字的《雪山大地》后，以每日平均约四五千字的写作速度完成了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大象》。如此新题材、快速度，非但并未使得杨志军和雨林世界相隔膜，反而让他进入了“沉浸式写作”，并创造出一个情深意切、劫后重生的雨林世界。

2024年11月19日，杨志军曾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道出了他所秉持的文学要义，也道出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神力”之所在：“知道此生的文学义务，就是建树关于‘人’的理想，建树关于生死、荣辱、美丑、爱恨的人性坐标……”可以说，自童年起，杨志军就扎根在青藏高原，与青藏高原相伴40年，即便在1995年落户“零海拔”的青岛之后，每年也都要回到青藏高原。他曾说过，自己“和青藏高原没有一天是脱离的”，青藏高原的神启构成了他的生命要义，也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这使得他的文学创作与生命形式具有同构性质：持洁净的心，做本分的事，写自己的作品，用以回报“恩养”过他的地球上的所有生灵。由此，杨志军的写作世界没有地域区隔，地球上所有理应被爱与祝福的生灵，皆是他的写作对象。《大象》中的雨林世界与他以往小说中的雪域高原、青岛海滨尽管海拔不同、地域有别，但皆是“恩养”他的世界，也是他以文学的样式回报以爱与祝福的世界。

因此，初入《大象》，确会在第一章与雨林世界的“北回归人”、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毛管花一道，瞬间相遇一个与青藏高原、青岛海滨迥异的版纳雨林世界：“垂直照射”的阳光、“金色的风”、通向“一片铺向远方的凤尾竹”的路、凤尾竹下的傣寨小伙子的歌声……更有凤凰木小象、缅桂花家族象群和数也数不清的动植物，天空、气候、动植物和人物都被如实描写，精确到位。从第二章至第十一章，跟随缅桂花大象家族北迁南返的步履，会相遇雨林世界的炎热气候，炽热阳光、充沛雨水，昼夜差异微小的温度、紫色青色橘色交叠的远山、缅桂花家族成员——象二姨、象三姨、象大姨、象奶奶，以及金合欢、蓝果树、木奶果、槟榔青等大象，还有许许多多来不及记下姓名的动植物群落。

雨林世界的精神气韵愈发与杨志军以往小说中的雪域高原的神韵、青岛海滨的海韵交汇、相通，同具气象万千、壮美壮丽的崇高美感。至尾声孔雀桥之歌，《大象》重现了《雪山大地》《最后的农民工》的荡气回肠与悲情悲壮。在所有被描写、被讲述的动植物生命故事里，大象作为世界上的“旗舰动物”与雨林世界的主人，被设定为《大象》的主人公，被浓墨重彩地深情以待：不仅体型庞大、有着长长的鼻子和大耳朵的形体被深情描写，而且大象的伤痛、温柔、善良、关爱幼者、富有牺牲精神和使命担当的性格也被重点描写。借由作家对大象形象的深情形塑，藏獒（《藏獒》）与日尕（《雪山大地》）仿若重现。在动植物之外，《大象》中的人物形象虽“退居二线”，但同样引人注目。较之杨志军以往的作品，这部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自然性明显被强化，连人物的名字都带有雨林世界的自然色彩：“北回归人”毛管花、雨燕、黄鹂，版纳雨林人大象医生岩罗章、大象救护队队长贾海桐、虎头兰等名字与自然生命同体。

即便如此，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毛管花、岩罗章等与杨志军以往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强巴、马离农等又同属于一个精神族类：悲情的英雄主义情怀，同时深具人性的复杂性。例如：毛管花结识受伤的大象后，并非立刻救助，而是逃离，他的“心说快点走，快点走，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大象医生岩罗章在救助大象时，“有两颗心，一颗心想着治病救象，一颗心想着快意恩仇”。尽管如此，这些心怀悲情的英雄主义情怀的人们，终成为行动的人或理想的现实主义者。由此可见，《大象》一如既往地保有杨志军以往小说的精神标识：不回避苦难，但并非成为苦难的世界；不躲避命运的沉重感，但并不屈从命运的悲剧性。

那么，《大象》的雨林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单纯从故事情节来看，《大象》主要讲述了西双版纳大象家族因人为破毁环境而被迫离开家园、步入“北上”的漫漫象路，后经“北回归人”和“版纳雨林人”以及社会多方的合力相助、最终回返版纳雨林家园。很显然，《大象》的故事内容是以2020年3月至2021年10月末云南亚洲象群的“北迁南返”的新闻事件为原型的。但杨志军没有囿于事件本身，而是以炽热的沉思者的目光将版纳雨林的大象故事隐喻为一个遍布危机的自然生态境况。可以说，大象的生态境况与人类的文明境况构成一体关系。例如：缅桂花家族的妈妈与哥哥的惨死，与岩罗章家庭的爷爷和爸爸之死看似没有关联，实则隐伏地联系在一起：在地球生态与人类文明一道恶化的趋势下，所有的生灵都可能遭遇灾变。因此，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上，《大象》开篇就设置了 “小象掉到悬崖底下去了”的悬疑，奠定了整部小说的紧张、惊悚的基调。接着，如何挽救这头小象？毛管花的命运与小象的命运绑定在一起。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当缅桂花大象家族失去了西双版纳雨林家园之后，岩罗章、贾海桐等与缅桂花家族大象的命运缠绕在一起。情节再往下发展，如何拯救大象家族便构成了《大象》的情节主线。“我们”因此核心问题而与整个大象家族联系在一起，如何挽救大象，就是如何拯救地球家园的生态文明，亦是如何拯救这个时代中的人类文明。

故事的尾声相当悲壮，“我们”已经背离了现代人的初衷，“应做天使者却言行如兽”（米歇尔·蒙田语）。“我们”之中，不只包括类型化的“兽人”—— 尖下巴、黑脸膛、地不容、猪屎豆等，还包括在人与兽之间挣扎的大象医生岩罗章。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文明”的内部有它的反题——“流产的文明”，更意味着《大象》有它的使命——重建文明。更确切地说，《大象》被创造的内在动因可以被概括为：为了让地球世界成为一个让人类和万物在地球上度过一生的家园，担负天命之人的理应行动和言说，为地球上所有的生灵而歌。

这样的生命哲学需要依托文学性探索。这部长篇小说如杨志军以往的作品一样，仍带有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文脉和崇高情感，同时作别了他以往的小说样式，也打破了小说家族既有的小说类型。杨志军坚持自觉的现实关切、诗性的抒情性，并把这种现实关切与抒情性融汇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可以说，《大象》不只是动物小说、生态小说、寓言小说、诗化小说，更是一部大象与人类同频共振、相互依存的生灵史诗。小说的每一章都是以西双版纳雨林世界的动植物和地理标识来命名的，不仅意味着《大象》营造了一个真实又虚构的文学世界，而且言说了一种新型的生灵哲学，让我们更为深切地意识到地球上的所有生灵都时刻与人类命运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