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旒《究钞之法》

原文

宋史宝佑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之造，四川会子，视淳?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

宋沈括曰：钞法数易，富家不蓄钞而蓄钱。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新交子一千，当旧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坏。

金赵秉文曰：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而已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按前朝行钞，皆在开国之初，而行钞无弊，尤在一朝极盛之时。元始祖明太祖皆开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极盛之时也，宋孝宗亦南渡后之盛时，成祖亦当明之盛时，故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当末年危殆之时，方思行钞，尚何及哉！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终于不可行也。

本朝顺治八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钞，惟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以国用充余，遂行停罢。论者谓国初制钞甚少，故暂行无弊。然苟敛散有术，制度精工，虽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无弊也。

译文

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台臣上奏说：四川地区发行的“银会子”之所以出问题，都是因为地方自行印造、自行使用，只发行不回收。现在应当把印造的权力收归朝廷，仿照第十八界会子的样式来制造四川会子，并按照淳祐年间的规定，在四川境内以七百七十文为一陌（即一百文），允许官府和民间公私使用。此前两界发行的四川钱引全部销毁，现存银会子暂且保留。旧的钱引清理干净后，新印的会子数量有限，那么纸币价格就不会下跌，物价自然平稳，对公私双方都有利。皇帝下诏同意。

宋神宗时期的沈括说：钞法频繁更改，导致富裕人家不存纸币，只存铜钱。

宋徽宗时期（将四川交子改为钱引），新交子一千文只相当于旧交子四千文，交子法由此大坏。

金朝赵秉文说：近来宝券流通不畅，是因为朝廷打算更改钞法，民间便妄传旧券即将作废，于是大家故意压低宝券价值，逐渐导致其废止，这实际上是把货币大权交给了百姓。自从金宣宗迁都汴京以来，废除了回易务（负责调控钞币的机构）。我认为应当恢复该机构，并让精通市场流通的官员来掌管。

金朝赵伯成说：更改钞法的做法，暗中剥夺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直接征税更严重。

按（作者王旒评论）：前朝推行纸币，都是在开国之初；而纸币之所以没有弊病，尤其出现在一个朝代最鼎盛的时期。元世祖、明太祖都是开国君主；宋仁宗、金世宗都处在各自朝代的极盛时期；宋孝宗是南宋南渡之后的盛世；明成祖也处于明朝的盛世。所以那时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崇祯帝）在明朝末年危急存亡之时，才想到要推行钞法，哪里还来得及呢！所以即使有倪元璐那样的才能，终究无法实行。

本朝（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实行“钞贯”制度。这一年共制造纸币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余。此后每年按定额制造，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便停止了。

按（作者王旒评论）：前朝在铜钱之外，都同时以纸币作为货币。本朝（清朝）开始专以白银为货币，纸币只在顺治年间暂时实行过。后来因为国家财政充足，就停止了。有人认为清朝初年纸币发行量很少，所以暂时实行没有弊病。然而，如果收放有方、制作精良，即使大量发行并长期流通，也是可以有利无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