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发现历史和现实的破绽
湖北省博物馆距离刘醒龙家只有一站地，他进去参观过无数次。偏偏2004年那一次，被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认了出来。那位工作人员自告奋勇，领他去看摆放在角落里的曾侯乙尊盘。
这一看，刘醒龙被曾侯乙尊盘迷住了，从此开始全方位留意这件国宝中的国宝。10年后的2014年，他出版了以曾侯乙尊盘为素材的长篇小说《蟠虺》，位列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榜首。
又过了10年，2024年，刘醒龙的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听漏》终于问世。小说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命运为经，以青铜器九鼎七簋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将个人命运、城乡变迁与文化传承、历史演变结合起来。
刘醒龙出生于湖北黄州，当过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在20世纪80年代走上文学之路，于2011年凭借长篇小说《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40年前，刘醒龙在小说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中，借作品中年轻的主人公之口说过一句话：机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40年后再看，一个人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刚好遇上、差几分几秒也许就会错过的某个事物，真是人这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刘醒龙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从这个角度，青铜器与他的相遇，他与文学的相遇，皆是如此。
记者：小说为什么起名“听漏”？并把这个并非主人公的角色作为书名？
刘醒龙：用“听漏”二字作为书名，首先是其音韵的魅力，当然，还有它蕴涵的神秘与神奇。听漏之意，可以理解为自己用感官，发现了历史的破绽，也包括现实生活的破绽。书中有一段话说，“漏水的地方总漏水，不漏水的地方总不漏水。就像坏人到哪里都要干坏事，好人到哪里都会做好事，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听漏的意义，也是要听人和听事。
我前些年听车载电台说，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个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聆听地底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与这个群体的人打过交道，直接和间接的都没有。
这也是一种个人的习惯与操守，就像当初写《凤凰琴》《天行者》，将民办教师这一群体典型化后，反而害怕接触到一些具体的个体，宁肯默默地站在无人的地方，凝视他们，为他们祝福。对作家来说，将作品写成，事情就基本结束了。再想扛着作品的光环另外做些事情，通常是画蛇添足，甚至是自毁长城。
记者：《听漏》中的考古和文物像是提供了一个场域，当下的人事、城乡才是主角，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角度？
刘醒龙：两周时期的遗存与相关典籍，是历史样本中最早能够相互印证的。作为文化源头，两周时期的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影响历史进程的杰出表现也屡见不鲜。借助青铜重器的重新现身，用其珍稀性来强调、强化，甚至强行将当今的某些人的画皮猛烈撕开，看清楚所谓世道人心，梳理出文化伦理。而我最想表达的是用历史的义、现实的情，重新构成具有21世纪形态的情义。
记者：21世纪形态的情义是怎样的？
刘醒龙：《听漏》中有一段闲笔，“武汉三镇的骗子都是文骗，不像其他地方的骗子，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武汉三镇的骗子还有点‘荣誉感’，一旦被当众识破，就会觉得自己水平不够高明，发一声哄笑，赶紧走人”。情义之事不只是高山仰止的高大上，而是溶解在人间烟火之中，哪怕是街头巷尾的小骗子，在行为举止上也有所表现。
书中，在马跃之和曾本之那里，荣誉的天花板明明就在眼前，闭一闭眼睛，低一低头，就能触摸到。但他们在关键时刻，毅然选择抬起头，睁大眼睛，告诫自己不可以越雷池一步。“世上最大的骗子是自己骗自己”，对自己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情义。
记者：小说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你对这个群体的文学描写抱有怎样的态度？
刘醒龙：在贫穷且没有任何地位的时期，一介书生更容易显出知识的品格；相反，在既有点钱、又有点社会地位的时候，做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青铜时代，读书人名节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生死富贵。千年之后，有些话看上去似乎不再说了，有些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也看不到了，但骨子里依然存在。文学有责任将看不见的生命气质从肉体中提取出来，用修辞和故事进行传播。
记者：《听漏》有一句话，“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这与文学似乎有相似之处，你觉得考古小说应该表达的是什么？
刘醒龙：这个问题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的，如果换掉关键词，说“以文学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接下来的话也是成立的。写考古的小说，也属于文学范畴，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例外。
考古同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样是由有七情六欲的男男女女来做的事情。看上去面对的是死去几千年的古人，骨子里还是由正在地上行走的活人来作各种各样的决定。今天的人只能写今人，今天的人即便写古人，所言说的也无一不是今人。如果真将这些后来者写的古人当成真正的古人，免不了会成为一种笑谈。
记者：你和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方勤是好友，你在现实中接触的考古工作者，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刘醒龙：考古工作者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者，如果见不着器物，一个字都不会多说；一旦见着器物了，死的都能说成活的。有一次，方勤让我去看刚刚从一处楚墓中发掘出来的鳊鱼，他极富想象力地说成是“干煸武昌鱼”，令人既忍俊不禁，又有点垂涎欲滴。那个年代，武昌一带大概是叫鄂国，武昌的名字要几百年后才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工作者非常接近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看似无中生有，其实字字句句都是有的放矢。考古工作同样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从田野调查到打探方、挖探沟，一旦找到遗存，就像写作时的下笔如有神助，小的遗存如写短篇，大的遗址如写长篇。
又比如，考古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味。毫无例外，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是在普通人的眼皮底下进行。那片土地上，子子孙孙不知繁衍多少代人，放牧种植，居家生活，但从没有人发现自己的脚底下竟然埋藏着一段用金玉、青铜、陶土和漆木做成的辉煌历史，偏偏考古工作者一来就发现了。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那些人人心中都有、个个笔下全无的状态，在一般人眼里百无一用，却被作家写成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典。考古工作与文学创作的缘起，在“无中生有”这一点上，实在太像了。
记者：当下很多年轻人对考古感兴趣，文学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做什么？
刘醒龙：还是那句俗话，文学的作用是无用之用。2014年出版青铜重器系列之一《蟠虺》时，考古这行还比较冷。小说着重表现的曾侯乙尊盘，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几年，忽然变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文学在其中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主要还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出现新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人的变化。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潮流的出现，起关键作用的都是年轻人。而从年轻走过来的中老年人，行动上会少一些，责任和义务会多一些，包括用文学的形式，作一些过来人的言说。
记者：近年来你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不高，主要在做什么？
刘醒龙：作家又不是必须频繁出镜的明星！作家如果没有作品，哪怕站在长江大桥上作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要有作品，用作品来说话，作家的出现就变得很次要了。
一部长篇小说，要对得起读者的欣赏，对得起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灵感，没有几十万字是不行的。从前爬格子，手指关节上会被笔磨出老茧；现在敲键盘，十根手指，两只手腕，常常闹腱鞘炎，夜里都能疼醒。这样的过程，才是写作的真相。
文坛上有句话，好作品用不着大声吆喝，好作家用不着抛头露面。面对安身立命的作品，作家必须要将最重要的时间用在写作上。越是在公众面前曝光得少，越是表明作家尽自己的本分正在努力写作。
记者：你一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写作？
刘醒龙：从不写中短篇小说、只写长篇小说开始，我就坚持在正常的时间里写作，不熬夜，不加班，也不住宾馆酒店，在家里写长篇小说是最舒适的，不受出版社要赶进度的影响，自己不满意就不交稿。
年轻时，杂志社或出版社的编辑催稿是常有的事，现在情况不同了，人过60以后，对时间的珍惜极其自觉。编辑们也明白催不催其实都一样，即便要联系，也是以问候为主，谈写作为辅。彼此都不提何时交稿，真正着急的不是出版社，而是作家自己。人生的好日子就剩下那么多，能写的时候得赶紧呀！
说到底，一个人的写作环境，是由作家内心来决定的，心态平和，雷鸣电闪不过是老天爷放的烟花。
记者：那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刘醒龙：到我这个年纪，什么都是业余的，什么也都是专业的。写作之外，会写写书法，打理一下后院的瓜菜豆角。也是听博物馆的朋友说多了，从来不去古玩店。我不喜欢那种真假莫辨的环境，不喜欢耍嘴皮子比耍花枪还顺溜的说辞。宁可与沉默寡言、磨子压不出一个屁来的“地下工作者”，在满是铜锈的角落里长时间对坐，就觉得十分满足。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写作与生活计划？
刘醒龙：2023年年初，在医院住了20多天，体重掉了9公斤。从医院回来，首先调整了自己的日常秩序，将增强体质摆在第一位。第二位是尽可能多地与家人相处，只要家人开心，我愿意陪着追剧。
写作自然还是重中之重，也因为是重中之重，再动笔时会更加谨慎。几年前我就说过，当爷爷的人就要有个当爷爷的样子。一般情况下，儿女会顾及父亲的面子，到了童言无忌的孙辈那里，则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万一被发现有什么不妥，爷爷的面子被顶到墙壁上掉不下来，那就难堪了。
接下来肯定是写一部算一部，写出对得起孙辈们的文字。在写出新文字之前，自己会再到一些考古遗址现场看看，希望能写出大家开始念叨的青铜重器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