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墨》的追问——评房伟中篇小说《余墨》

《余墨》是知名小说家、学者房伟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是房伟“高校知识分子系列小说”之一，讲述的正是当代高校人文知识分子的那些事儿。小说以网络历史写手周丹为叙事人，以容焕余和谷墨的“双葬”为线索，梁城历史学界的各色人等及学术纠葛悉数登场。其间，既有容焕余门下谷墨、程济、孟力行、高晓菲、周丹等人的不同人生故事；有梁大著名历史学权威容焕余与学术对手、梁师大的历史学权威金辉之间的学术门户之争；也有谷墨与程济这对同门不同的个性、情感和学术人生的对峙。小说人物及线索纷繁，内容取镜宽广，但又集于“双葬”之一线，繁而不乱。既十分好看，又有深意存焉。自《血色莫扎特》以来，房伟就追求将可读性融于严肃的思想主题中，《余墨》延续了这种追求，又有新的拓展。

“余墨”这个取名，表面上是将容焕余、谷墨两人之名各取一字，实则是有所寄托、有所追问的。墨与知识相通，此处则用于指称一种知识伦理。《余墨》揭开当下人文学界之一角，既是写故事，写人生，写抉择，也是借墨而追思斯文。“斯文”一词，表面上是“这一文章”，实则有着体面、教养、文明的内涵。现实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侧面，为何独写知识分子的那些事儿？这不仅是因为作者本人长期工作、生活于高校，入乎其内，故能写之，更因为知识分子是寄托和维系一个社会“斯文”的群体。小说呈现了当下人文知识界的种种积弊：各个层级的知识分子，多为各种项目、头衔、考核所困。或一地鸡毛，或蝇营狗苟，学术理想的追求被转换为学术利益的争夺。小说中，容焕余提着贵重礼物穿梭于酒店拜会评审专家；葬礼之上，景瑞“不失时机”（慌不择时）地拜托“我”为其论文谋C刊，这些细节确实令人唏嘘。容焕余与景瑞，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相去千里，但这份斯文扫地又无可奈何，却是相通的。容焕余为梁大几代历史学人的心血计，那迎来送往、应酬玲珑中也有委曲求全、五味杂陈之感。至于景瑞，可能是学术底层了。正当葬礼现场，各色人等、熙熙攘攘之际，他竟有心思拜托这等“大事”。此处，《余墨》追问的实是：斯文沦丧，尚有余墨否？

令我感叹的还有，房伟也竟有这等心思，在叙事人周丹在挚友葬礼的百感交集中，递来另一份令人窒息的现实人生，遂令小说气象顿生。我们知道，很多小说家，只能写自己，不能写他人。这类小说家独擅第一人称叙事，不管写的是谁，都是写自己的故事。另有一类小说家，既能写自己，也能写他人，能写百态人生。我们虽不能完全否认自我书写类型的小说家的价值，但小说的大道，可能还是存在于那种能写人生百态的小说家那里。不过，就是这类小说家，也是有高下之分的。能写滔滔大潮者不在少数，但能于滔滔之中独见渺渺者，无疑更高。能写葬礼上之穿梭往来，各怀心事者或不在少。但于叙事人之审视、感伤之目光之中，执拗地递来另一种现实的声音，则说明作者活在复调，而非单一的声音中。他自知，所谓现实，就是声声不同，声声互否，声声互应。这一细节见出，房伟的小说，已进入另一层，隐约有着“红楼”韵味。

说回《余墨》的追问。我想它也并不只是悲怆的。罗杰·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说：“生活的意义……既作为一种强制的必然来经受，又由一种自由而孤独的选择的责任来承担的。”这番话和韦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于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换言之，生活既属于规定性范畴，又属于可能性范畴。斯文委顿是一种现实，但并非一种绝对必然的现实。文学之为文学，正在于召唤对这种现实的超越。用房伟自己的话，便是“心守星光，眼有余墨”。《余墨》，便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实和伦理责任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