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用过尽千帆的清醒审视写无愧我心的赤子情怀
从《惊蛰》到《立秋》
一代青年进城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记者：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立秋》创作的始末吗？
杜阳林：在《惊蛰》完成的同时，我已萌生了要写《立秋》的想法，但只是一个模糊的念头，没有确切计划。《惊蛰》刊发出版后，一些读者关心凌云青到城市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读者对一个小说人物产生共情，对写作者来说，是值得欣慰的，说明这个人物的形象立起来了。
可以说，写《立秋》固然是缘于我的初心动念，但读者的关心产生了奇妙的催化作用，提振了我的信心，让我继续写凌云青进城后的故事，写从乡村进城的一代青年蜕变后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记者：在《惊蛰》研讨会上，评论家们给予了积极评价。《立秋》的文本书写是否有突破？从《惊蛰》到《立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杜阳林：感谢评论家们对《惊蛰》的肯定，感谢读者对这本小说的厚爱。但我没有沉湎于这样的肯定和厚爱，而是跳出自我窠臼，试着以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与打量自己，终有启示。
因此，在写《立秋》时，无论是对故事的整体架构、矛盾冲突的设置，还是文学语言的表达，我自信有了一番新尝试和突破。现在回头看，从《惊蛰》到《立秋》，最大的进步，是在塑造人物时，能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刻思考。相应的，展示的人性也更复杂和立体。
记者：《惊蛰》首发于《十月》，《立秋》又登上《收获》，这两本杂志都是国内顶级的文学刊物。您能分享一下心得吗？
杜阳林：没有什么心得，唯一的感受就是要坚持写。写作是一条寂寞的漫漫长旅，有时跋涉得太辛苦，行走得太吃力，可能会磨损写作者的信心。我给自己的忠告是八个字：“不计得失，执著前行。”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字从心底汩汩流淌，才能以真诚的态度直面写作。
至于作品完成后，到底能在什么刊物发表，不是创作者能把控的事，要看杂志和编辑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不用有不用的理由，刊发有刊发的道理。写作者不必多想，守好初心、做好本分，就足够了。
《收获》刊发《立秋》，本身就是对作品的肯定。不过，我还是想借《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的话自我宣传一下，她认为《立秋》的特点是扎实和丰沛。“因为完整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扎实。”她说，“也正因为小说有这两点，我们决定用这部小说，而且放在我们的第六期来压轴，它压得住。每一个部分都是经得起考验的，《立秋》的扎实性是对现实的精准对照，细节上的丰满又让小说充满了生活的元气。这非常可贵，是一部真正站在大地上的小说。”她的评价，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奖赏。
从凌云青到凌云青
两种思潮碰撞产生的精神火花
记者：凌云青从乡村走进城市，但没有与苦难的乡村生活彻底告别，一直与过去保持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拉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推进？
杜阳林：尽管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有所区别，但文学作品的故事毕竟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不仅是凌云青，我和身边有着相似经历的朋友，通过努力，从乡村走进城市，身上始终系着一根无形的绳，一头连着城市的年轻人，一头连着贫瘠的乡村故里。这是永远也无法斩断的血肉联系。它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土壤，中国几千年的人伦道德定义了它、规范了它；它还植根于现实情感中，中国人永不忘根的精神情操滋养了它、延续了它。
记者：与《惊蛰》相比，《立秋》里的凌云青逐渐强大，甚至成为一些乡亲依靠的对象。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您是如何把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的？
杜阳林：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也是我在写作中非常小心才能避过的“雷区”。
随着凌云青能力的增强，他帮助乡邻解决了不少棘手之事，也成为乡邻依靠的对象。倘若稍有不慎，我会将凌云青塑造成以德报怨、毫无私心，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他人的形象。经过慎重思考后，我给予了凌云青更真实的“血与肉”，给予他反复的自我质疑，他的疲惫和厌倦，他忽视家人的内疚和遗憾。我认为，拥有这些的凌云青，才是我心目中真实的人物。
实与虚，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碰撞，也在碰撞中达成新的平衡与融合。我在这种碰撞中，捋顺了小说人物的脉搏，与之呼吸同频，与之思维相接，用普通人的真心去感受和体验，去创作和书写。我相信，只有为小说人物代入“真实的人的情感”，才能避免人物走向扁平化、圣人化的歧途，这也是坚守感性与理性并存的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
记者：您在《惊蛰》里呈现了乡村的“恶”，也在《立秋》里展现了乡村的“弱”。您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逐渐衰弱又在不断进步的乡村，体现了您怎样的人文关怀？
杜阳林：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乡村的体量依旧是惊人的。在《立秋》所描绘的年代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无数农民背起行囊告别亲人，走上进城打工的道路。这时的乡村，古老习规在逐渐减弱，“人”在其中穿梭、游动又生机勃勃。我选择书写乡村之“弱”，是基于事实真相的书写，基于历史变迁的书写，在真实的乡土上，所绽放的是我对乡村那份割不断的牵系和挂念，这是深藏于心的感情。作为曾经的乡土子弟，我永生也不会舍弃这份“生命来处”的感情，也不会舍弃我对乡村如何跟上时代节拍的深沉思考。
在《立秋》里，凌云青始终没有割裂与乡土的联系，虽然很多次倾情相助，却收获吃力不讨好的尴尬结果，但他始终无怨无悔。这种朴素的乡土情，是中国人的立身之基。
这些琐碎杂芜的背后，有着我对城乡的深度思考。乡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文明，缺不了当今社会的人文发展理念。我愿在书写中去尝试、去探索，将现实真相抽象升华，构建自己“城市视角的乡村叙事”。
记者：凌云青在乡村倔强生长，在城市历经坎坷终得收获。他离开乡村又回望乡村，您如何看待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对乡村复杂而热烈的感情？您是如何把握这种独特的乡愁书写的？
杜阳林：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进城的凌云青来自观龙村，村里虽然给他和家人造成过伤害，但那里有他的血缘至亲，也有真心帮助过他的善良乡邻。凌云青见证都市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后，回望乡村，眼中有疼痛，也有作为一个先行者观照乡村的情感自觉。过往乡邻络绎不绝地来城里找他，的确不胜其烦，但他始终忘不了自己的来处。因此，凌云青的乡愁，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愁，而是过尽千帆后的清醒审视，是无愧我心的赤子情怀。
凌云青为家乡修路，这也是乡愁的体现。如何以个体力量带动家乡的发展，也许每一位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凌云青的所思所行，象征了站在城市回望乡村的视点转变。他能用更先进的思想解决家乡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乡村出身给予他的仁厚胸怀，也是城市熏陶开阔了他的视野。这种乡愁便成为一种新愁，愁中自然而然蕴含了蓬勃的力量和信念，以及城市和农村两种人生、两种思潮碰撞产生的精神火花。
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
写出真正的时代精品力作
记者：中国在不断向前发展，乡土文学也在以它的方式与时代相融。您如何理解当下的新乡土文学写作？如何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视角看待乡土文学在当下的书写？
杜阳林：当下的新乡土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蓬勃势头。伴随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我能预料，未来会有更多成熟的文学作品面世，带给我们新的感受，引发时代的沉思。
我认为，要站在时代的宏阔背景下，去打量和审视乡土文学在当下的繁盛书写。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审美与人性的内涵底蕴，一旦缺乏，便会空洞、干瘪、单调。因此，对新乡土文学作品，我们同样持有尺度一致的文学量尺，采用面对一切文学作品的视角去阅读和分析，感受和体悟，才能写出真正的时代精品力作。
记者：您曾说，离乡、进城、返乡，是您乡村写作的一个闭环。通过这样的书写，您个人和文学写作上的具体收获是什么？
杜阳林：从离开到回归，是无数创作者孜孜不倦的文学母题，这是一个圆圈，以时光为经、经历为纬，编织了一个人的人生，也编织了乡村写作的闭环。离乡、进城、返乡，既与时代发展脉络一致，也与我的人生轨迹隐隐暗合，表达了我对这个母题的思考。
从始到终，从终到始，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论调，犹如四季，轮回不休。我的书写过程，也是情感的整理过程，是对生命哲学的思考过程。那些文字，终究承载了我对人生的真切感悟。
记者：您对文学表达和写作技巧是怎么理解的？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运用的？
杜阳林：我常常在想：什么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想得越久，越发现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宽阔博大，非只言片语能道尽。不管如何，这一把文学书写的铁尺，隔开了文学作品和通俗故事。
我的理解是，通过构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刻画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描绘相应的环境背景等方法，用文学语言书写具有艺术性和感染力的作品，构筑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构世界，让读者通过文字阅读，达到审美和情感的共鸣。为实现文学书写的目的，我们当然要借助一定的技巧和手段。但技巧要服务内容，故事才能很好地展现出来。
我在书写中不刻意追求技巧，而是寻求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我推崇《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高妙的技巧，都源于自然，发于心灵。因此，我在写作中所用的技巧，犹如白鸟在水面低飞，力求贴着文本而行，坚守质朴与天然之道，让所有技巧如盐融水，与文字浑然天成，而非故意为之。
记者：中国乡土文学有着极其绵长深厚的传统。身处这个传统中，作为一名作家，在继承的同时如何发展？
杜阳林：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开篇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对乡村的感情是潜在的，也是极为深刻真挚的，人们对乡土的经营也是尽心尽力的。文学对乡村的倾情，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的传承。
纵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乡村是作家笔下书写不竭的素材。农耕文化意义上的乡村，作为城市的对应体，处于远离社会结构中心的边缘，跟自然亲近，和土地亲和，使那些体现乡村精神的乡规、乡俗、乡风、乡情，既包含敬畏也包含协调，形成田园牧歌的乡村生活。相对城市的车马喧嚣，乡村生命具有素朴、本真的趋向，从乡村土壤生长的文学之花显得格外独特、迷人。
社会行进到今天，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新旧更迭风起云涌，关于乡村题材的写作变得更繁复多样。乡村为新时代的作家提供了不一样的素材，在继承的同时，也为文学创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作为曾经的乡村少年，因为高考的机遇来到城市，在数十年的城市生活中，蜕变为新城市人，于我而言，继承并发扬乡土文学传统，需要站在新的角度，在自我身份确认的基础上，身处城市而眺望乡村、审视乡村，从而得到不一样的启迪与触动、感悟和体验。
从第一部到第三部
映照时代变迁的滚滚洪流
记者：据说您将完成三部曲的计划，能谈谈《立秋》后的书写内容吗？这样的创作构想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涵？
杜阳林：从某种意义上讲，三部曲的确贯穿了凌云青的生活轨迹，从时间线上进行人物的书写和塑造，从他的辗转沉浮中，掀开时代的一角，瞥见历史真实的影像。
我希望能通过凌云青这个人物载体，从容讲述他和身边人所发生的故事，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说来平常，却都来自现实生活，映照时代变迁的滚滚洪流，个人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与发展，并且始终坚持一豆微光的美好信念，于坎坷处不低头，于沮丧处不绝望。
接下来，我会准备书写以凌云青为主要人物的三部曲之终篇，目前正在广泛收集相关素材，进行大量阅读和田野考察。至于构思，我能说的，就是凌云青从城市回到乡村、反哺乡村的经历。这部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当今乡村发展的阵痛，处于历史变革时期，乡村裂变的困惑与迷惘、突围和挫折。我想以更独特的视角去打量当今乡村，挖掘乡村发展背后让人疼痛和值得反思的故事。
从过去到将来
珍视过往的每一个自己
记者：您从传媒跨界到商界，然后转身成为作家，在这些不断变换的身份中，您觉得哪个更为重要？
杜阳林：人生的经历，最终都会成为生命的印记，也能沉淀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灵魂。无论哪个身份，对我而言都很重要。我珍视过往的每一个自己，是无数“过去的我”，相互叠加与成长，才有了“如今的我”。
不同的身份，经历过不同的欢喜悲忧，我都视为难得的生命体悟，这些经历、思考和获益，形成一道强大的合力。岁月在改变容颜的同时，也塑造了我内心的坚韧。现在来看，正因为我有媒体的经历，有在市场打拼的感受，才会积累那些生动而深刻的素材，才会有想将它们写出来的冲动，也才会以真诚化为文字，交付给读者。
记者：您在成都生活近30年，为何不书写成都，而是将创作笔触伸向家乡呢？您对成都是怎样的感受和感情？能否允许我替喜爱您作品的读者问问，《立秋》单行本何时出版？
杜阳林：我早将成都视为第二故乡。在《立秋》中，凌云青所生活与奋斗的城市正是成都，这座城市给予了他发展的机遇，最终成就了梦想。身份的切换带来视角的转变，因此，我并非单一地将创作笔触伸向家乡，而是站在城市，以城市化的视角去打量家乡，这样才能以更客观平和的心态，去审视家乡在时代变革中的位置和底色。
成都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具有浓烈的烟火气和温厚的人情味，既现代又传统，给予人们蓬勃的发展机会，也给予大家从容生活的市井温柔，具有迷人的精神内核。我相信，无论是成都土著、迁入定居者，还是外来游客，只要与成都深入交流，都会深深爱上她。
《立秋》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已提上议事日程，2024年初将与读者正式见面，希望大家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