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要在幽暗之处寻求光

记者：在格非老师的小说里，主人公常常有痛苦的生命体验，“痛”与“苦”并存，有时“苦”比“痛”多一点。痛苦是您一以贯之的小说写作主题吗?

格非：我把“痛苦”的核心理解为“不可抵达”。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书记员巴特尔比》一直是我给研究生推荐的必读作品，巴特尔比很喜欢说“我宁愿不”,他恐怕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之一。巴特尔比曾在死信局工作，死信是无法被收信人接收的信，通过死信可以感受到人间种种悲剧的痛苦。《白鲸》里也出现过一封类似的死信，水手遇到另一艘船时总是询问这艘船上有没有家里寄来的信，等信真正送到的时候，水手所在的这艘船已经沉了。传统文学提供了一种貌似世界上所有的不幸、苦难、纠葛都能被化解的魅力，正如《一千零一夜》所有故事的结尾都是“他们美好的日子万年长”。但现代文学不同，按照本雅明的说法，现代小说致力于寻求“生活的意义”,而不是提供看似美好的道德训诫。为什么我的小说要写痛苦？我觉得痛苦就是某种“幽暗”、某种“晦暗”,我们已然身处其中，但不明原因。不可抵达，正是“光”的不可抵达，于是更要在幽暗之处去寻求光。荷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拯救一定来自于危险。我觉得这就是现代小说家都会把“痛苦”作为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的原因。

记者：您在小说中反复地书写江南，即便是以北京为地理空间的《登春台》,也隐藏了一个江南在其中。这种让人物以地理参差的方式回望故土的形式，有什么哲学深意在其中?

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

格非：刚刚谈了古代的某些传统文类与现代小说的区别，事实上二者还有一个共通的主题，还乡。在古典传统里，《荷马史诗》的奥德修斯在外漂泊二十年返乡，《左传》里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返乡；在现代小说内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重写了《奥德赛》的还乡主题，只不过历经二十四小时回到家中。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德国浪漫派大师——诺瓦利斯，他说过一句名言：“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现代哲学其实就起源于乡愁，故乡的失去导致了哲学的产生。尼采也说过，自己的写作来自于无家可归。我们为何要还乡，为何要寻找故乡?还乡对我与我的小说写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在家里，我才觉得自由无拘，只有还乡才能恢复自由与轻松。如今的社会，虽然是“不可抵达”的，亦使我们不可返乡，但返乡仍一直是现代小说家创作的强烈动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个，大概能解释我小说中始终存在的江南。

记者：您的小说常常用具体的个人来理解、解释当代，而与此同时，您在表现个人的情感时又极为节制，但在您最新小说《登春台》的结尾，和您以往的小说一样，又发生了明确的抒情。您怎样看当代抒情的困难？如何理解几乎发生在您所有文本结尾的抒情？

格非：为什么在今天抒情会变得困难？为什么小说家在抒情的时候要特别节制？我们今天的小说写作，需要重新处理情感问题，这是因为当今社会的物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小时候我读《红楼梦》,宝玉和晴雯二人，到了几乎生离死别的时候，交换贴身衣物，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母亲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住江北，过江投奔江南的亲戚，我的小姨妈送她去江边，按照当时的时间观念和地理观念，她们觉得江南太远啊，过江就见不着了，两人坐在渡口，互换了袜子，母亲说她一直保留着妹妹的袜子。今天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故事，发达的交通已经改变了我们所感知的地理空间形态，我们也不再像古人那样，有那种浓郁的情感需要表达——对当代人来说，感情所处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一定要说的话，发生在我小说结尾的抒情，是某种回访时间的愿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