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杨庆祥：小说还是要回到情感本身，这样才有意思

杨庆祥：我觉得孙频这两年整个创作是特别稳定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线上持续产出，但又跟自己前面的写作之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和内在的联系。所以我觉得孙频的写作气象和格局越来越大，有一种特别优秀的、杰出的作家的气象出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很早就关注过孙频的作品，她的作品有几个阶段，早期的作品，比如像《万兽之夜》，那时候孙频的写作更多处理的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关系，有非常强烈的风格化的东西在里面。第二个阶段主要像《光辉岁月》，这篇小说是写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历史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之间的互动，孙频关注的是社会史的层面，个人的历史和社会史层面的互动，由情感到历史，是她写作坐标的一个变化。到了“山林三部曲”和“海边三部曲”的时候，这个变化是从历史到存在的变化，以前的历史是个人的历史，是具体的可以落实到大历史书写里面的历史，但是到了《以鸟兽之名》和《海边魔术师》的时候，里面的历史稍微往后退了一点点，它作为一个背景，不是那么明显。像“海边三部曲”中的《落日珊瑚》那篇，它有一个九十年代开发海南的历史背景，但是这个背景没有作为主要描述的对象，她主要讲述的是人的存在的状态，尤其是指向人的精神性的存在，在探索人的精神存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孙频的作品里面呈现一种新存在主义的东西，这个非常有意思，跟八十年代那个存在主义不太一样，她有一个新的存在主义。

孙频：庆祥老师提到新存在主义让我很受启发，因为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意识。在写“海边三部曲”之前我选择了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从民俗和当地人的生活来写，第二个角度是船和船员的生活，以及人与海之间的关系，第三个角度是海边的植物和海边的饮食，从这几个角度基本上就把海边生活给囊括进去了。所以这三篇小说在动笔之前就有预设好的主题，像《海边魔术师》这篇写刘小飞骑马走天涯，他妹妹和他父亲去寻找他的过程其实是哥哥送给妹妹的最后一件礼物，同时也是儿子和父亲的告别之旅。海边生活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种人神共庆的地域精神，而且人和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很模糊，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我想写出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天、地、人、植物、动物全部融合在一起的大家庭式的生活。

记者：在《海边魔术师》当中，通过“我”和“我”父亲一起去寻找哥哥刘小飞的过程，把木瓜镇的很多村落都走遍了，看起来好像游历一样把各个地方的民俗展现出来，但实际上它的精神内核却不太一样，包括到了小说结尾，刘小飞到底找没找到已经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部小说你想传递给读者们的内在的精神又是什么？

孙频：还是一种深情吧，我觉得小说最后还是要回到人和人的情感本身才有意思。

杨庆祥：孙频的作品里面确实有很多很深情的东西，但是我作为读者读到的不是深情，我读到的是一种徒劳。他去寻找，最后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的目的最后都是被悬置的，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他的寻找本身也不重要了。恰恰在这种徒劳的寻找里面，最后发现的不是他要寻找的东西，恰恰是那些本来没有想过寻找的东西，那些东西却突然呈现在他的面前。你发现那个要寻找的刘小飞，或者那个父亲，突然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人在这里面也没有那么重要，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存在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你是徒劳的，但是恰恰在这个徒劳里面看到万物，这个万物不仅仅是人、植物、动物，所有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东西，她都呈现出来了，这个世界是更大的，它比一开始起念要寻找的那个东西大，这是小说世界给我们呈现更多更丰富的东西。我更愿意从超越性层面来读作品，我要跳脱它的情节和具体的人物设置来读作品，所以我才说我读到的是徒劳，寻找的徒劳，包括深情的徒劳，但是在这个徒劳的过程中，万世万物涌向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都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时候，审美的东西出现了，小说出现了，文学出现了，哲学出现了，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认为中国当代的写作这块是比较少的，中国当代写作很多作家的写作都写得特别实，这是非常好的，有很充分的生活经验，有很强的写实能力，情感都写得特别好，但是文学还有一个超越性的层面，比如《红楼梦》的开篇为什么要用太虚幻境？就是因为太虚幻境是一个超越性的空间，它没有这个超越性的空间，《红楼梦》就永远超越不了《金瓶梅》。

记者：《海鸥骑士》中这个父亲的角色，你在创作的时候，他有有怎样的寓意在里面，通过父亲的角色想表达什么？

孙频：我在小说里借船长之口写出我想表达的东西，他说在船上我亲眼见过，有的人变成了作家，有的人变成了科学家，有的人变成了画家，这其中有我自己的一种思考，那就是，如果把一个人长年累月放在一个逼仄的、封闭的空间里，这个环境可能有两种结局，一种会把人逼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最逼仄的环境里，让自己的精神获得无限的成长。比如你投入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你有无限的时间，你和人又接触不到，那你可以无限地去钻研这个事情，美术、音乐、数学、天文，就会导致这个船员最后可能变成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在小说里面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船也是梭罗式的小屋，它是适合哲思的地方。

杨庆祥：这篇小说里面呈现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生命状态，就是在逼仄的空间里面一个人怎样完成他自己的生命，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向度。另外就是小说中写到的海员，他们跟陆地上生活的人有很大的区别，陆地上的人的根性比较坚固，是有根的，像族群、文化、房屋都是有根的，但是海洋相对来说是无根的状态，这其实是带有一点现代隐喻的东西在里面，因为现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海员，而不像是陆地上的人，我们可以说每个人在生命中某一个时刻都是海人或者海员，在这样一个无根的状态下面，生命应该如何自处？孙频提供一个出路，在无根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创造出向内，往内走，向内性，而不是完全向外的。我们长期的一种写作，包括欧洲的，我们写海洋就会想到远征，去征服什么东西，远洋航行，欧洲的传统是去殖民地，然后去获得财富，获得新的世界甚至乌托邦。你发现这本小说里面没有，这上面的海员很普通，一个个无根的生命，他们向内寻找，寻找绘画，寻找艺术，寻找维纳斯般的抽象的美。

记者：在中国现在的很多文学作品当中，类似海洋气质的文学并不太多见，庆祥老师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

杨庆祥：因为我们整个当代写作主流是延安的传统，这个传统特别强调土地，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和历史的纵向的关系，也就是传承的关系，所以这个导致我们对海洋的书写、对海洋的观察相对而言比较欠缺，这是一个短的历史时段之内的现象，但这并不代表全部，这两年我也观察到很多作家把目光投向海洋，包括今天的孙频这个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或者一个写作上的审美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还有一点，这里可能出现一种具有中国作家独特的海洋书写的范式，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欧洲那些非常经典的海洋书写不太一样，那种海洋书写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扩张型的书写。但我们的海洋书写可能更是一种内倾式的书写，向内的，向个体生命本身的书写，这个书写相对现代书写来说更具有后现代性，就是流动性，具有非常深的精神纵深，这个书写可能会为世界文学提供更好的写作的样本，这是非常值得期待和肯定的。

记者：再问一下孙频，你觉得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海洋能带来什么更多的启示的东西？

孙频：海边的人对海洋是真正有信仰的，我想过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海太大了，太变幻莫测，你在它面前实在太渺小，就像一粒沙子一样。事实上人在所有巨大的崇高的事物面前都会产生这种感觉，会产生敬仰，从中也会滋生出信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我自己的理念，就是关于信仰的问题，所以我借船长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自由就在你的信仰当中。

杨庆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执念，但是从艺术的层面讲，它就是一种勇气，一种信仰。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他怎么摆脱这个枷锁？他通过信仰来摆脱这个枷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当代性。

记者：在《落日珊瑚》中可以看到，现代化的浪潮对大陆最南端的传统的习俗也好，观念也好，还是产生了不少影响的，你通过小说是不是也表达出这样的想法？

孙频：是的，小说里面有几组人物之间的纠葛，这些纠葛说到底全部是关于文明的冲突。我对文明的冲突这个话题一直比较有兴趣，在我的其它小说中也能看到，包括在《以鸟兽之名》中也能看到山地文化与平原文化之间的冲突。

杨庆祥：《落日珊瑚》中那种对人的存在性的追问特别有深度和高度，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追求什么，人的生命状态和他的生存状态之间怎样才能够形成一种真正的有机的生活。这种有机的生活可能是我们当代生活里特别稀缺的东西，孙频在她的小说里面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阿梁这个人物特别具有象征意味和寓言色彩，他自己在创世记，他这个创世记，在我看来就是在创造一种有机的生活，在这个有机的生活里面人和植物、人和自然、人和存在本身可以互动、一体，虽然这里面带有对抗的意味，但是这个对抗最后已经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里他培育了那么多植物，那么多很好玩的生命，所以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人和自然完全融为一体的有机的生活。而且《落日珊瑚》这个小说本身就是在文明世界里面的，在文明世界的内部，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数字时代，在这个时代内部我们怎么去创造一个有机的生活，在高速的被电子化、被模拟化、被虚拟化的世界里，我们怎么创造一种有机的生活和有机的生命，我觉得这是这个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像阿梁，他重建自我、重建生活用的是审美的方式，他在建造一个美的世界，这还涉及到这样一个指向，涉及到孙频写作里面，虽然她有很多变化，从早期的情感，后面的历史，再到现在的存在论，她其实都有一个主体的建构在里面，就是怎么建构一个真正的当代性的主体，在四分五裂的世界里面，这个主体怎么去生活，怎么跟他者发生关系，这是她的一个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