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与影的分野里

近年来，伴随着双雪涛、班宇等东北作家的崛起，新东北文学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界的焦点所在——它以新潮的书写样态呈现了对东北城市的描绘，以多彩的艺术范式对过去三十年来的东北文艺景观进行了解构、重建。特定社会时代背景下平凡人的奋斗与自救，成为东北文学的叙事锚点。裴洪正小说集《这个世界，别的夜晚》接力泛东北化叙事，着眼于描绘生活日常中的平庸之恶，审问人性的弱点，他的作品是对于新东北文学的一次开拓，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苦难母题的一次突围。

作为“95后”作家，裴洪正出生于辽宁辽阳，曾经做过车间工人。早年的经历使得他的笔下充满了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自救，质朴的文风饱含情感的泪水，读来尤为感人。与典型的新东北作家不同，裴洪正的文字略过了对宏大历史的刻画，而是借助独到的文学笔触，游走在过去与当下、青春与失败、虚构与真实之间。在个人史和社会史的交织中，裴洪正的笔触锁定那些平凡而又悲怆的现实，通过关注当下，关注习焉不察的日常，来绘制他所认知的苦难与人性。

小说集《这个世界，别的夜晚》由五个故事组成。《溺亡少年往事》聚焦农村校园暴力，《疯掉的塔达与失落的废墟》刻画不幸的家庭，《逃亡》关注家暴，《坐落无声》探索城市开发和农民失去的土地，《一个艺术家的故事》讲述画家秦怿坚持理想主义而遭遇的悲剧。除了《逃亡》，其余四个故事都巧妙地以“我”的角色将故事的叙述者和主要人物结合起来，通过我的叙述引导情节的发展，解剖人性的矛盾，揭示笼罩在平庸之恶里的黑暗现实。《溺亡少年往事》里，裴洪正采用一个“傻子”的视角，讲述了我与同学王芗伦深陷校园暴力漩涡，王芗伦最终承受不住打击投水自杀的悲剧，一句“傻子的话，谁会相信呢？”振聋发聩，揭开了现实中被霸凌者们所处的失语困境。除了“我”的视野，《逃亡》一篇诉说家暴的故事，裴洪正的笔调更加凝练，以第三人称速写的方式，刻画了在家暴阴影下女性渴求逃亡的生活悲剧。

自我的叙事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裴洪正恰恰利用“我”的视角将故事文本与思想表达，实现表里契合。“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一场场悲剧的见证者：《疯掉的塔达与失落的废墟》中“我”目睹疯癫的塔达兄弟消失在大雨中，他们因一场意外的悲剧家庭破碎，沦为他人的谈资而内心逐渐崩塌；《坐落无声》里人人都为化石博物馆的建立欢欣鼓舞，只有“我”感知到了丁伯心中那种田园故土被现代生活摧毁的哀恸；《一个艺术家的故事》里年少的“我”陪伴着画家秦怿，但他的理想却被村子里的人否定、诬陷、中伤，乃至最后被迫焚烧画作。“不一样”或者“不对劲”是这五个故事里主人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人群中的另类他者，他们或许先天不足，或许横遭飞祸，但是最终使得他们湮灭于黑暗的，是人性的冷漠推力，这些设计让小说内涵更为深广。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强调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经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裴洪正故事里的人物正是被他人的平庸之恶所驱使着，在孤立无援之中丧失了希望，如断线风筝一般坠入黑暗之中。我以为，这也是《这个世界，别的夜晚》的超然之处，它打破了歌颂苦难的范式，通过诠释悲剧孕育的过程来诠释苦难本身，将对“平庸之恶”的理解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而使文字爆发出了震撼灵魂的力量。

近年来文艺作品出现“向外转”的趋势，作家更加关心现实、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写作者写下每一行字不仅追求小说技巧和语言，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忧虑和犹疑。裴洪正的小说，通过“我”与主角的自救、互救，将人性置于光与影的交界处加以审问，进而在天真与世故、丑恶与善良、理想与现实留下审问的空白。在裴洪正那里，小说创作不是在“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私密空间中打转，而是如哈里森所言，为了“共同培养的、或者说多方培养的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