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如何融合整体性、地方性与个人性

张炯先生生于1930年代，如今已逾鲐背之年，却仍秉持着“勤奋刻苦，严谨治学”的学术姿态，笔耕不辍，文思敏捷，可谓学界的一棵“常青树”，是吾辈的楷模。他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是学界中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听之者无不啧啧称叹。从参加革命的游击队战士，到入伍再求学的北大才子，再到知名学者和蜚声文坛的名家……多重身份下的张炯，不仅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更有着无比丰厚的文学经验和治学经验。而这些宝贵的经验也共同构筑了他编写和研究文学史的宽广精神视域和独特审美体验。《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煌煌80多万字，是张炯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与之前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共和国文学六十年》等文学史著作相比，这部著作承续了他既遵循学术传统，又兼顾发挥个人审美力和判断力的撰写风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新著更加突出了其对文学史编纂的新思考，借鉴吸收了文学民族学、文学地理学等概念，既有高屋建瓴的整体意识，也关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区域特色，同时表达出了个人独到的学术见解、专长与审美趣味。此种将多种视野有机融合的撰写思路，无疑对“重写文学史”以来的文学史编纂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总体化思维与“经典”意识

首先，该著以宏观的通史意识，总体性地观照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发展，考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巨变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张炯依据“现代中国”历时性的现代化变迁，把现当代小说划分为态势不同的四个历史阶段：1911年到1930年是新小说的发轫阶段；1930年到1949年是现代小说蓬勃萌发的阶段；1949年到1977年是我国小说曲折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新中国小说空前繁荣的阶段。此种划分方法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宏观发展脉络及其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的重大意义，为我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代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次，不仅在宏观的时间维度上，该著体现出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在对文学史的具体叙述上也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例如，1980年代中后期，学界兴起了“重写文学史”的实践，试图对左翼文学进行重新解读和评价，所倡导的新的美学原则、文学思想以及对文学作品的思考路径与解读方式都对之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该研究方法存在着明显的“去政治化”倾向，遮蔽了文学及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对左翼文学的认识和评判难免流于表面化。而张炯坚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左翼小说，既肯定了其在开辟新的题材，描写新的人物，表现更加民族化、大众化的新的形式和风格上对新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的贡献，也客观地对其存在的简单概念化、公式化等弊病予以批评。

最后，与其他文学史著作以文学思潮的演进过程为叙述重心相比，该著则更加侧重于作家作品，有着强烈的“经典意识”，尤其显示出了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重视。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尤其是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是学界热议的一大问题，也是颇具争议的一大难题。该著的目录清楚地罗列出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而在当代文学史部分，张炯重点介绍了第一届（1977-1981）到第十届（2015-2018）“茅盾文学奖”部分获奖作品，堪称该著的一大特色。“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界的国家级最高奖项之一，对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意义非凡。张炯从大的视野出发，强调了“茅盾文学奖”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中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应，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激励和引领作用。

对地域与民族风情叙事的关注

在空间维度上，该著下编立足于文学地理学，专门深入探讨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地域与民族风情特征，这是该著的又一大创新之处。张炯分析了京、津、沪、晋冀、齐鲁、岭南等各文化区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展现了地域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生动阐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小说各呈现出的独特风情和文化底蕴。这部分论述视角全面而多元，作者对各文化区优秀的作家作品如数家珍，这也显露出了张炯深厚的文学研究学养。

除了对地域风情的关注，张炯也着重探讨了民族风情叙事在现当代小说中的表现。他通过分析作品中对民族文化、民间传说、民俗习惯等元素的运用，探讨了作家们如何在作品中展现独特的民族特色，或如何通过刻画民族风情来丰富作品的内涵，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而丰富的文学世界。而对少数民族小说、边地小说的特别关注，也弥补了其他文学史著作在此研究上的不足。

创新性的个性化审美研究

文学的丰富性，人本身的丰富性，都决定了文学研究的丰富性。“重写文学史”实践以来，个性化的文学研究得以提倡。张炯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同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自成一格，体现出了他个人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史独特的学术见解与研究偏好。

作者勇于推陈出新，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发展有着个性化的创新性观点。界定新文学的起始时间，对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至关重要。张炯采纳了王德威“没有晚期，何来五四”的说法，认为新文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但他并不把新小说的起始时间划定在晚清，而是认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是新小说产生的起点，指出辛亥革命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才真正促进了传统小说的转型和新小说的崛起。当然，这一观点，需要学界进行更广泛的探讨，从更多方面论述其合理性。

作者在论述具体作家作品时，显示出了对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的情有独钟。该著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生平都有着较为详细的介绍，并通过对作家个人生平经历的考察，探究作家们的生活经历、思想倾向与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品内涵和文学风格之间的内在关联。该著既注重从文学的内在规律角度讨论作品的价值得失，同时也强调把作品与作家个人、社会和时代相关联，从而更加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作家及其作品。

除了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宏观的脉络梳理以外，该著对一些小说类型的发展史也有着深刻剖析。书中系统地阐释了1980年代以来女性小说、理政倡廉小说、军事小说、历史小说、儿童小说和科幻小说等的发展和流变。张炯努力破除过去小说史叙述中存在的片面性和偏见，注意到了由于各种原因被忽视或边缘化的文学类型。他以平等的性别意识充分关注了女性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并分几个专章专门介绍女性小说的创作概况。他还试图打破雅俗文学的界限，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进行了肯定，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探讨这些小说作品进入文学史的资格。该著还关注了一些被较少提及的小说类型，如动物小说、童话小说等，试图弥补这些小说类型在文学史上的叙述空白，使它们在文学史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地位。

综上所述，张炯先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有机融合整体性、地方性与个体性的立体多元文学史撰写思路，使其在叙述上不仅立场客观、实事求是、内容翔实，还充分展现了个人的文学感觉和学术智慧，扩拓了文学史的书写视野，不失为一部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优秀著作，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