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2025年第1期｜胡性能：土地里的光芒
作者简介：胡性能，1965年生，云南昭通人。云南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在温暖中入眠》《有人回故乡》《下野石手记》《生死课》《孤证》等。作品多次入选文学年度选本，并入选2017年度《收获》文学排行榜和《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曾获第十、十四届《十月》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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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被大地收藏起来的一个秘密，用时间的尘土一层层包裹。在重见天日之前漫长的两三千年中，它一直在瑞昌夏畈镇的土地下沉睡，像一个去世多年，并早被后世子孙遗忘的老祖母。尽管它的名字叫铜岭，有着隐约而模糊的指向，但在它重新活过来之前，似乎没有人把这个地名，与中国最早的铜矿开采地联系起来。铜川、铜仁、铜陵、铜鼓、青铜峡……含铜的地名在中国不少，常用的汉字也就那么几千个，每个字都有被重复使用的可能，不是每个含铜的地名，都与铜有关。从外表来看，铜岭乃“低眉顺眼”的一座山丘，属于群山中“沉默的大多数”，平凡无奇，在遗址“破土”之前，这座山岭从未被任何历史书记载过，没有人慕名前来，没有用于纪念的摩崖石刻，也没有文人墨客到此一游留下的传说。几千年来，它只是瑞昌城外一处不高的山岭，上面有森林、水塘、村落以及养育村民的土地。在漫长的时光里，这附近的山丘炊烟缭绕，鸡犬之声相闻，生活在这儿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不知道自己寄居的土地下面，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繁忙矿区。人类大脑里保存的记忆无法遗传，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录帮助固化，拥有的历史很容易散失在大风中。铜岭就是这样一座已经被尘封了数千年的古老矿山，虽然有着久远的隐秘历史，但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经历了漫长的冬眠之后，它才迎来了自己的惊蛰时刻。
1988年1月，九江市铜岭钢铁厂组织村民修筑一条公路，公路恰好要穿过土层覆盖的昔日矿区。1月，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冷风吹过瑞昌市夏畈镇附近的山岗，土地冻结，植物披满冰凌，劳动的人们挥动铁制的工具挖掘脚下变硬的泥土。当地表剥开，一把20世纪的铲子，接触到了数千年前被泥土掩埋的木头。地底下埋有木头，本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随着挖掘的进行，修筑公路的村民们疑窦丛生，因为他们发现那些埋在地下的木头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有序排列，人为痕迹极为明显。是谁排列了这些地底的木头？它们有何作用？修路的村民一头雾水。然而顺着大地露出的这个线头捋将下去，令人更吃惊的事情出现了：木头下面，竟然掩藏着斧、凿那样的工具，上面长满了绿锈，是谁遗失在此的工具？难道下面埋有古墓？进一步挖掘，虽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棺椁和随葬品，却发现了用于运输的“木滑车”。就像春天里鲁莽的农夫，沉重的脚步踏过村外的田地，惊醒了沉睡一冬的昆虫。沉睡的铜岭铜矿遗址也在村民们闹哄哄的挖掘声中苏醒过来。当越来越多的“文物”重新暴露在阳光下，人们这才意识到这块看似寻常的土地下面，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挖到文物的消息传开，组织公路修筑的铜岭钢铁厂副厂长周明节赶到现场，注视着那些已然腐朽的木头，就好像注视着一本历史书在他的眼前缓慢翻开。
其实，早在1964年，铜岭铜矿遗址的面纱就差一点被揭开。那一年，一直在附近山野进行地质勘探的赣西北地质大队506队，就曾多次在勘探的地方发现隐藏在泥土下面的老窿—过去采矿遗留下来的巷道或矿井。但他们当时勘探的目的，只是为寻找矿源而非寻找古代的采矿遗址，目的不同，导致中国文明史的一次重要考古发现就这样与那支地质队擦肩而过。
时间到了1988年，文物意识在一些人的大脑中被植入。面对地下出土的越来越多的坛、罐、缸以及铜锛和木铲，周明节意识到他所带领的修路队伍，正在与一段古代的历史相撞。带着好奇、兴奋、隐约的期许，他收集了不少泥土下翻出的器物，怀抱寄望，他把它们带到了瑞昌市博物馆找专业人员鉴定。面对放在眼前的这些被埋藏了数千年的生活用品，博物馆的专家判断，铜岭村的地下一定还有更多的文物有待挖掘。于是，1988年10月，一支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九江市博物馆、瑞昌市博物馆组成的考古发掘队进驻了铜岭。
泥土被逐渐剥离，曾经的铜矿遗址逐一显露，时间的披风被扯下，一处集采矿、选矿和冶炼于一体的大型铜矿遗址露出真容。面对众多的矿井、坑道和采坑，考古队迫切想知道这个铜矿的开采时间。为了获得一个客观的时间数据，考古队将地下出土的木支护进行取样，分别送往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碳十四同位素测定。三地测试获得的数据表明，瑞昌铜岭铜矿遗址的采矿年代，不晚于商代中期，距今已有3300多年。
其实，这三处权威机构检测的，只是铜岭铜矿封矿后留下的采样，最多只能证明大幕拉下时，铜岭铜矿现场的遗留物所处的时间。很显然，由于时光的消解、融化、遮蔽以及篡改，铜岭铜矿真正的始采时间，要比取样检测的时间更早。即使是按商代中期的说法，铜岭铜矿开采的时间，也比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早了300多年。此前，铜绿山被视为中国铜矿开采的老祖母，现在它被铜岭铜矿取代了。消息公布，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从四面八方云集过来，期望一睹中国古代工业文明的铜岭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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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朝圣的心情，我去了瑞昌。时间是2024年3月31日，这时的江西瑞昌，大地已经脱去了它的冬装，顺带褪去了晦暗、萧瑟、阴沉和木讷的表情。城市与乡村，在春天和风的吹拂下，面孔上都有那种碰到好事情的朗阔。3月的最后一天，惊蛰已经过去半个多月，原野万物苏醒，大地深处爆发的“革命”正如火如荼。万千植物的根系正从冬眠的土壤中缓过神来，它们寻找一切缝隙舒展身体，拼命吮吸土地储积了一个冬天的养分。所谓惊蛰，乃万千沉睡的生灵在幽暗的地下室里被叫醒，打扰它们好梦的，与其说是从天空滚过的春雷，还不如说是植物根系成长带来的持续骚扰。瑞昌在南方。长江以南，四季的更替本就不太鲜明，从南昌到瑞昌的途中，透过汽车的车窗玻璃，从近处速逝的景物到远处缓慢移转的田畴，满目皆绿，我的视野里尽是春天的国土。
在瑞昌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一群人乘坐中巴车前往铜岭铜矿遗址。早上离开宾馆出发的时候，天空飘着小雨，我似乎还听到，在极遥远的某处传过来的沉闷雷声，而我裸露的皮肤也触摸到了清晨潮湿水汽带来的凉意。但只是短短的半个钟头，当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在铜岭铜矿遗址前的一个路口停下，雨已停了，天空中的积雨云大面积撤离，露出云淡风轻的蔚蓝。
站在车旁的空地上，春日的晨风吹拂，一抬头，不远处有用石头垒成的灰色堤坝，上面写着六个巨大的颜体字：“华夏青铜之源”，字是红色油漆涂写，格外醒目，我猜想如果乘客机从这附近的天上飞过，这六个大字应能清晰可见。也许，从天空往下俯瞰，那灰色的堤坝，会因这几个红色的大字，成为瑞昌城外的地标式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大坝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铜矿遗址，却不知真正的遗址还在前面那片低矮的山岗中，只能够步行前去。我很欣慰这样的安排，面对3000多年前古人的生产现场，只有用身体的诚实抵达，才能体现应有的敬畏和庄严。
离开现代化的城市，穿过上午的郊野，来到远古的矿区，这巨大的反差令我有些恍惚。我的大脑里，出现了古代纷繁杂乱的采矿情景，好像我当年在此生活过一样，如今只不过是故地重游。那天，当小雨停下之后，气温便迅速升高。在南方，这个季节的温度变化很大，忽高忽低。昨天下午我抵达瑞昌时，气温已经飙到春天的“高音区”：31℃。这是我所寄居的昆明一年中的最高温，但这个温度对于长江这条大河的两岸来说，只是炎热的前奏。有雨水，有渐次升高的气温，植物便迎来它一年中蓬勃生长的时刻。新雨过后，前往遗址的道路两侧，返青的树林看上去生机盎然。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树林中还夹杂着不少枯黄的衰草，它们就像是冬天仓皇撤离时，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人马。
遗址在哪儿？举目望去，没看见我想象中的那种巨大的挖掘现场，我见到的只是一些起伏不大的山头。铜岭这地方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山势柔和，不像高原，广袤的土地上孕育着大的跌落与粉碎。视野中，那些起伏的山头像是匍匐着的神兽，看上去好似大海中结伴而来的海象。也许，铜岭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铜矿开采地，跟它的开采难度不大有关。我生活的云南是金属王国，许多地方都有铜矿，但那些地方无不山高谷深。大山雄峙，江水纵横，铜矿的埋藏之地往往是悬崖绝壁，岩石反射着金属一样的光芒。但铜岭铜矿遗址不是，它低调、收敛，不显山露水。
来到铜岭铜矿的遗址，我好像是穿越了3000多年的时光抵达了隧道的那一头。当年，谁是这个铜矿最早的发现者？又是什么样的人决定，并组织人员在此大规模开采？铜岭铜矿上千年所采之铜最后又去了何方？隔着几千年的时光，我难以看清铜岭的前世，只好想象和猜测。遥远的古代，像铜岭铜矿这样大规模的开采，一定会有一个组织来运作的。我好奇的是，什么原因导致铜岭大规模的开采与冶炼突然中断？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还是受制于当时勘探条件而导致的所谓资源枯竭？历史关键的一页被时间这只大手抹去，留下了无数的悬念和疑问。今天的铜岭遗址，弥漫着曲终人散后的宁静。我站在路边眺望四周的村庄，不知道那些安静伫立的房子里，有没有当年矿工的后世子孙？时间悄无声息，它一直致力于擦除人类在这世界留下的痕迹，像个慈悲的父亲，默默收拾生活留下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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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铜岭铜矿遗址前的晚上，我在瑞昌县城做了简单的功课，在百度上查询了遗址的信息。如果百度上查阅的内容属实，那么这座采矿遗址就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采矿技术的博物馆。尽管由于之前的忽视，这座古矿山无法以当初的全貌呈现，但它幸运保留下来的103口矿井、19条巷道、6处冶炼遗迹，还是隐约透露出当年的巨大规模。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铜岭铜矿遗址的地下竖井，采用的是木支护结构。这种支护结构今天看上去稀松平常，但在3000多年前，可是世界采矿史上的首创。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地底经过那么多年的自然侵蚀，那些木支护结构仍然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古代的采矿，大体上是“按图索骥”，从地表矿脉露头的地方开始，逐步向深部拓展，因而在铜矿遗址，至今还能看到整套的地下采矿系统，以及西周时期的一座选矿场。这座幸运保留下来的选矿场，内有冲矿引水沟、分节式木溜槽、排浊水的尾砂池、晒矿石的专用台。这一套流程式的选矿设施，表明3000多年前在铜岭采矿的矿工，已经掌握了按比重分离矿物的选矿技术。
遗址所在地，还存有数十万吨的矿渣，有人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检测，发现矿渣里的含铜量极低，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冶炼技术，可以获取矿石中的金属。古代的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青铜大国，采铜的技术独步天下，铜冶炼的技术也领先世界。炼铜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火法炼铜，二是湿法炼铜。遗址所在地发现的矿渣表明，铜岭铜矿当年采用的是火法冶炼。
中国人后来还发明了湿法炼铜。湿法炼铜需要具备一定的化学知识，我以为这种技术是近代科技革命的产物，却没想到会是中国远古的冶铜技术。西汉时期的刘安，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曾被封为淮南王，道家的名著《淮南子》就是他组织人编撰的。如果不是出身皇家，最终卷入朝廷争斗被杀，刘安很可能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豆腐是今天中国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发明人就是刘安，他组织编著的《淮南万毕术》是我国古代有关物理和化学的重要文献，成书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书中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其做法是把铁放入硫酸铜溶液中，从而将其中的铜置换出来。
也许，我们可以将刘安看成是现代湿法冶铜的先驱。不过，说到中国古代湿法冶铜的第一人，还得数北宋的学者张潜，他曾根据前人记述和自己的反复实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胆水浸铜技术”，写成了湿法冶铜专著《浸铜要略》，并将其献给了朝廷。所谓的胆水，其实就是硫酸铜溶液。自然界里的铜，接触空气，时间久了，经过风化和氧化，就会变得色蓝如胆，古人称之为石胆。石胆经过雨水的冲刷浸泡和溶解之后，汇集到泉水里，这种泉水就是传水中的“胆水”。往胆水里投入铁片，就能够变成铜。张潜的《浸铜要略》传开之后，湿法炼铜得到迅速推广，铜的产能得到迅速提升，胆水冶铜的比例也逐年提高，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全国的胆铜产量已占铜总产量的八成多。
张潜如果生活在现代，以他在人类冶金史上的贡献，完全有理由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也许，张潜成为中国古代湿法冶铜的集大成者，与古代江西尤其是瑞昌的铜矿开采有那么一点关系。尽管张潜出生以后，铜岭铜矿已经关停，但一个拥有数千年采矿历史的地方，一定会积淀下丰富的采矿和冶矿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会缓慢向四周渗透。张潜是江西德兴市人，其生活的银城镇离中国青铜之源的瑞昌也就200多公里。
今天的铜岭铜矿遗址，已经成为一处文明的朝圣之地，这是数千年前最后撤离的那批矿工想象不到的。2001年，瑞昌铜岭铜矿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又被纳入国家“十二五”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国家矿山公园的开工建设，沉寂了两三千年的铜岭再度沸腾：环遗址公路、铜岭遗址博物馆、防护围墙、园区道路……这些项目的建设，仿佛3000多年前铜岭繁忙情景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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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最为古老的铜矿开采区，有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地球上有九十余种金属，为什么是铜最先站出来介入人类的历史？凭的是什么？石器时代结束，我们迎来的为何是青铜时代而不是其他的金属时代？也就是说，为什么是铜而不是其他金属，最早加入中国的文明进程中来？其实也不只是中国，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化发源地，冶炼金属的历史也都是从铜开始的。这是巧合？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看似偶然的事件？是上苍的特意安排？不得而知。
在来瑞昌之前，我知道铜并不是地壳里含量最多的金属，因为它价格偏高，不便宜，物以稀为贵，我以为地壳里含量最多的应该是廉价的铁。可当我掏出手机在网上查阅确证，才发现自己掉进一个知识盲区。我从来没有想过，地壳里含量最多的金属竟然不是铁，而是铝，这与我的经验有很大的出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铁器随处可见，无论是城市的广场、街道、小区，铁是抬眼就能够见到的金属，而铝好像隐匿了一般，要在特殊的地方才能见到。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我们离开石器时代之后，迎来的是青铜时代，而不是铝的时代或者铁的时代。我主观认为铜抢得头筹的原因是熔点低，但查阅的结果让我更加困惑。铜的熔点为1083.4℃，而铝的熔点比铜低得多，才660℃。照理说，介入人类生活最早的金属，应该是地壳里含量最多、熔点更低的铝，可为什么偏偏是铜？
突然之间就想起了居里夫人。科学无国界。许多年前，我在一本科普读物上第一次读到她，知道她是人类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不是一次获得，而是两次获得。除了在物质的放射性研究上贡献巨大，她两次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发现了钋和镭这两种金属，她杰出的贡献让许多女性一生都以她为榜样。与铜相比，钋和镭都算是稀有金属，稀有，说明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没有铜那么重要，但我们要是把历史这本书翻开，却无法从上面查找到谁是铜的第一个发现者和使用者。人类的历史上，一定有一个人最先发现铜，认识到它的作用，并在生活中使用了它，那个人以一己之力拉开了人类青铜时代的序幕，却隐匿在时间深处，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我只好把这人称为无名氏。在人类文明的源头，受制于眼界与见识，我们把最早发现并使用铜的人忽略了，没有记录下来，实在是不应该。在我看来，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和使用铜的无名氏，与后来发现钋和镭的居里夫人，都应该享有人类授予的无上殊荣。
今天如果我们像鲑鱼沿着河流不停上溯，便会看到许多始祖站在晦暗的时间深处。人们把后稷称为农业的始祖，也有人认为农业的始祖应该是神农。不管是后稷还是神农，总归是有宗可寻。伏羲是药业的鼻祖、鲁班是木业的鼻祖、孔子是教育的始祖、蔡伦是纸业的始祖……最重要的一个始祖被遗忘掉了，导致我们不知道远古的时候，铜是如何被发现的。是一次意外的山火，还是一次土陶的烧制？抑或纯粹就是天启？时光的深处，那个最先发现铜的人身影模糊，人类典籍中也没有留下可供追溯与寻找的线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千多年前发现和冶炼铜的无名氏比后来的居里夫人更为重要，这一奠基性的发现，不但为人类的石器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人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青铜时代。
想到铜岭是中国铜矿开采最早的地方，眼前这片平凡的山岗立即神圣起来，好像上苍在远古的时候，把一种神秘的力量注入到了这块土地下面。遗址，有如地下的光芒，照亮了时间灰暗的甬道。曾经，矿工们在这儿用石器敲打着铜矿，溅出的每一点火星都是人类的文明之光，它们在黑暗的天幕上闪耀又隐没，敲打下来的矿石冶炼后再制作成挖掘的工具，这样的轮回，有如一架巨大的机器开始自我滚动。我不知道，如果不是铜而是其他什么金属最早介入人类的生活，人类文明会以怎样的轨迹向前延伸和书写？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历史不会是今天呈现的这种历史，我们的世界也不会是今天呈现的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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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隔世的目击者，我抵达铜岭铜矿遗址是它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多年以后，几千年前闭矿时杯盘狼藉的现场，经过考古人员的悉心处理，变得井井有条。我们沿着一条新修的步道往遗址的核心区走，所有的人都在东张西望，以为遗址会像浮雕那样，清晰而具体地出现在眼前。步道的左侧，有个不小的水塘，里面的水呈墨绿色，一看就比较深。这个水塘应该是过去的矿坑，从它的外形来看，水塘就像是天然的。水塘边的植被、坡度与水塘本身的形状实现了完美的交融，要不是知道自己正处于遗址的核心区，我很难把眼前这个水塘与曾经的矿坑联系起来。微风吹拂，水面有了涟漪，想到铜岭漫长的开采史，我不知道在当年，究竟有多少矿工一生的光阴埋进那个矿坑？
步道的右侧，斜坡，春天潮湿的水汽像蚂蚁军团，从上面低矮地爬过。毕竟已经进入阳历的四月，越冬的一些植物已经返青，然而在一块几十平方米并且密布着鹅卵石的土地上，我看见一些细瘦的褐色枝条，干枯、委顿，生命离去之后的植物躯壳，等待着来年的发芽。在它们中间，插有一块塑料牌，上面是铜草花的喷塑照片，左下侧还特地把一株铜草花用圆形的色块圈了出来。这是一种紫红色的花，它的花形呈柱状，有经验的寻铜者，只要在山岭中发现这种花，就知道地下埋藏有铜。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没有探矿设备，而是凭借铜草花来辨识藏铜的地点，我能够从这奇异的结合中，感觉这是上苍特意的安排。大地这个迷宫，露出冰山一角就行了，有一个线头，人们顺着蛛丝马迹捋进去，黑暗世界就会逐渐打开，文明之光就能够照进这个迷宫的深处。
“铜草花，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在我生活的云南，夏天来临的时候，滇西北高海拔地区的人们会外出挖掘冬虫夏草。神秘的冬虫夏草，本质是一种真菌体，但其冬天为虫夏天为草的外形，还是令人感到诡异，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动物与植物之间天然的隔阂予以打通。相比冬虫夏草，铜草花与铜的关系更为神奇，它让我们意识到，在植物与矿物之间，有一条神秘的通道，只要在山野里看到成片的铜草花，就从那个地方往下挖，铜矿就埋藏在下面。世界上除了铜，我至今尚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金属，与植物达成这样的秘密协议。
因为铜草花，我在这块推迟发育的土地里蹲了下来，一边打量着眼前那些枯细的褐色枝条，一边仔细去察看塑料牌上铜草花的图片。图片上的铜草花不知是在哪儿拍摄的，上面的花束生机勃勃，有着生命芬芳时饱满的体态，我很难将它与眼前枯瘦的枝条联系起来。已经进入阳历的四月，春天早已将这片土地纳入它的管辖，可我不明白为何万物复苏生长，却只留下铜草花以上一年干瘦的枝条留在这个满血复活的春天？
遥想远古的人们是通过眼前这种植物去寻找铜矿，我就感到生命之中，有神秘的力量在进行着妥当的安排。当确定了由铜而不是由其他金属引领人类进入下一个时代，那么，怎样才能够将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懵懂无知的人类？上苍于是安排了一种可以在地表轻易看见的植物出场：铜草花。作为护佑人类走向青铜时代这一逻辑链条中重要的一环，铜草花有如上苍派来的信使，神灵对人类的悉心关照，这总让我联想到母亲在呵护襁褓中的婴儿。
铜草花，学名叫海州香薷，由于外形很像牙刷，民间又把它叫作牙刷花。它与铜相伴而生的特性，在外部颜色上就能够看出端倪。铜草花拥有淡紫色的花瓣，紫红色的茎和绿色的叶，为什么是紫色的呢？因为那是纯铜的颜色，至于叶片为何是绿色，你只要看看铜锈的颜色就明白了。可以说，仅从花瓣、花枝和花叶的颜色上，上苍就暗示了铜草花与铜难以割断的亲缘关系。今天，当我们人类可以借助更先进的设备对铜这种金属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时，我们会发现上苍选择铜而不是其他金属来揭开人类历史是有特殊考虑的，那是因为铜不仅是人体必需的元素，更是在人体解毒、维持正常造血功能、合成胶原蛋白以及神经递质合成方面不可或缺。
从这个角度来说，铜，也许相当于人类婴儿时期迫切需要的母乳。
大地上的植物，铜草花是开放得比较晚的那种。那一天，我望着铜草花那些枯瘦干死的枝条，突然身体一紧，仿佛有一个秘密像烟花般在我的身体里开放，让我再次明白了上苍的良苦用心。也许，春天的土地上，百花盛开，万物葱郁，如果也把铜草花安排在这个季节绽放，那它就很容易淹没在春天铺陈开去的花海里，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里一样，难以被人发现。为了让铜草花引人注目，上苍赋予了它特立独行的品性：春天时沉默不语，夏天时隐忍低调，到了秋末，当万物收敛锋芒，山野里芬芳绽放的众多花朵偃旗息鼓，铜草花才隆重登场！就像黑暗中的灯盏容易被人发现那样，秋冬季节才开放的铜草花，会因周边环境的萧瑟而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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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中国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古代文明都要多得多。仅就今天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来说，就远远大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青铜器总和。虽然今天有关青铜器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还众说纷纭，但不影响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殊标识。那些造型各异、用途不一的青铜器，既为我们勾勒出数千年前的庙堂生活，又让我们领略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倾向、冶炼工艺，以及中国人空灵而又具体的想象力。
铜的开采、冶炼和使用，在中国历史久远。春秋时期的晋国人子华子是一位哲学家，早在公元前6世纪，他就曾提出“动以养生”的观念。这一观念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世纪提出的“生命在于运动”异曲同工。可我们今天只知后者而不知前者。子华子还提出：“个人生命重于世界上的一切。”这是我看到的有关“人本主义”最早的论述。令我好奇的是，《子华子》一书，还提到了铜的采、冶、铸：“帝乃采铜于首山，作大炉焉，铸神鼎于山上。”这是中国先秦的历史文献里，为数不多的关于采铜冶铜和铸铜的记载。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生活在距今约4700年前的远古时代，如果《子华子》所说的情况属实，那么中国的采铜史，就得往前推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
或许这还不够。中国的青铜历史，一定会比我们后世认定的要更早一些。甘肃临夏地区的马家窑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晚期的代表，那儿出土了大量的彩陶，有人将那些彩陶看成中国史前的无字天书。在这些无字天书里，夹杂着一柄青铜小刀。那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器，它的外形质朴，刀尖圆钝，微微上翘，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经碳十四测定，距今已有4700多年。
因为青铜的密集制造，夏、商、周被人们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由于之前的历史几乎无文字记录，这被青铜供养的三代，又被后代一些史学家看成中华文明初步定型的时期。的确，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从使用石器到铸造青铜，人类社会实现了质的飞跃。
古代的中国大地，群山雄峙，江河切割，往来关山阻碍，消息闭塞，可是在铜的开采、冶炼和使用上，仿佛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甚至像远离中原文明，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都要慢几拍的云南，在铜的开采、冶炼和铸造上，却几乎与中原保持着神秘的同步。1956年，云南剑川县甸南乡海门口村的农民在修尾河时，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除了大批石器、陶器、骨角器以及干栏式房屋的建筑遗迹和碳化谷物之外，这处遗址还出土了14件铜器。经过碳十四测定，这些青铜器最早的距今约3800年，一点也不比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青铜器晚。令考古专家兴奋不已的，还有与这些青铜器一并出土的两片“石范”，这是用来铸造铜斧的模具。它们的出现，表明海门遗址中的铜器不是来自中原或其他地区，而是当地铸造的。也就是说，从商代初期开始，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也加入了东方青铜的合唱中。
因为时间的久远，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所创造的青铜文明，似乎早被尘土掩埋，就像是一个王国受到某种外力的作用，转移到了地下。我一直好奇，为何盛极一时的青铜文明后来会隐身？它曾经来过、辉煌过，可我们的大地上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的确凿证据，就像一个戏班，在舞台上完成自己的演出之后，默默退场，并在幕后解散了自己的队伍，这成为一个传说。站在今天的角度回过头去眺望，我感觉当青铜被铁器取代之后，曾经盛极一时的青铜文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冬眠期，除了地下不断发现的物证外，有关青铜时代的记录文字少之又少，以至于每次大的青铜考古发现，都会对尘埃落定的历史的主干或枝干，进行校正。
好在有青铜器。我生活的云南，历史上曾建过一个古滇国，但史书上似乎只有“楚将庄峤入滇”这几个字的记载，除此之外，能够佐证古滇国存在的细节少之又少。本来，如此大的一支部队，劳师远征，在滇池边建立政权，仅有语言的沟通与传达肯定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庄峤入滇的记录，有古滇国如何建立政权又如何从历史上神秘消失的记录。但是没有。包括历史上以自大著称的夜郎国，它的国都在哪儿？有着怎样的历史？也都统统没有答案。好在有地下的青铜器，云南晋宁县的石寨山，江川县的李家山，楚雄州的万家坝……均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它们作为地方政权存在过的凭证，虽然一直缄默不语，但我们还是能够从那些保存下来的青铜器上，看到古滇国人们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艺术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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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一直被当成中国青铜文明的中心，甚至，还曾有“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观点。支持这种说法的人当然有他们的自信，被称为青铜之都的陕西宝鸡，从汉代起就不停地有青铜器出土，数以万计造型精美的青铜器，不停地加重着黄河流域作为青铜故地的砝码。20世纪20年代考古发掘的殷墟，50年代发掘的二里头，70年代发掘的妇好墓，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它们就像是一群时间的证人，站出来指认了历史的现场。
可我一直觉得，在远古的时候，南方温湿的气候，更适宜人类的繁衍和生存。既然160万年前元谋古猿人选择生活的地方在南方，说明南方也是人类的应许之地。然而中国的古代典籍，用了巨大的篇幅来书写北方，书写黄河流域的人类传说。而对于南方，哪怕进入了青铜时代，它也一直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身影模糊，直到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南方才在国家叙事中缓慢出场。
也许，历史叙事里这种重北轻南的现象，与东方两大河流各自所处的自然空间有关。相对于南方湿热的气候，北方干燥的环境，更有利于文物的保存，这也是近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后，研究地域主要为北方的原因。我曾在山西，见到过建于宋元时期的木屋，瓦顶翻新过，但屋子的主体结构，包括柱、梁、枋、檩都是原装的，穿越千年时光仍然不腐，这在潮湿的南方是不可思议的。干燥，让曾经的现场不至于被水汽迅速破坏。在新疆的阿拉尔，我见到过粗壮的胡杨，因为塔里木河的改道，一片茂密的胡杨林被抛弃，留下生长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朽的胡杨奇迹。造就这奇迹的秘密，就在于干燥。在南方，生命的迅速更替导致的覆盖、遮蔽、隐藏、替代，为大地留下许多难以洞悉的秘密，以至于当大量青铜器出土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的山野还一片静谧，葱郁的植被覆盖着大地。就像我所来到的铜岭铜矿，它要是置身于大漠，完全可能像楼兰美女那样，吹掉覆盖在身上的沙粒，原初的真身立马就显露出来。但是在南方，炎热而潮湿的气候有利于万物生长，哪怕像铜岭铜矿这样的采矿遗址，当最后一批矿工撤离，只需要区区几年的光景，那些疯狂生长的绿色植物就会爬满从前的坑洞、溜槽、矿井、熔炉……用不了100年，落叶和腐殖土就会把这座山岗上所有的人工痕迹擦除，此后迁居到这儿的人，伐木开荒，筑土为屋，会以为自己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殊不知，他们抵达的，只是一个曲终人散的空寂舞台。
就像地底的蘑菇被雨水浇灌逐渐拱出地表，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古代遗址在南方的长江流域现身，它们中有一些，拥有着与北方遗址一样久远的历史。比如因修水库而意外发现的江西“吴城遗址”，4平方公里的远古城邑，有房基、陶窑、水井、铸铜的作坊、道路、祭祀场所、城墙、城门……在当时是妥妥的一座大城。经测定，这座大城至少在商代中晚期就已存在。关键是，它的位置在南方的江西樟树。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眺望，不难发现吴城遗址的发掘，拉开了中国南方青铜时代考古的大幕。在吴城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青铜器30件，那些青铜器大多为兵器和礼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器好理解，古代的部落争战频繁，兵器的使用机会大，铸造的当然也就多。而大量礼器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也就是说无论是部落、族群还是个人，都有了应该遵循的礼仪规则。吴城遗址发现不久，1978年，考古学家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曾侯乙墓。曾侯乙生活的时间虽然距今只有2500年，但其墓地中发掘的青铜器品种之多，工艺之精湛，并不输于黄河流域的任何一座大墓。收藏于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仍然是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编钟。当6000余件青铜器从地下挖掘出来，看着那些造型丰富、品种繁多的礼器、酒器、用器、乐器、兵器……你会觉得当年随曾侯乙一同下葬的，还有一个青铜博物馆。今天，越来越多的青铜器从南方的深埋之地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
四川盆地的成都历史久远，有据可查的建城史就长达2300年，可在2001年前，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没有想到，在这座古老城市的下面，还藏着一个更为古老的成都，只是它后来被命名为“金沙”。金沙作为古蜀国的都城，其存在时间，与江西吴城相近，但它的面积更大。在发掘出来之前的2000多年间，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规模宏大的古都。是它，与同在成都平原出土的三星堆一道，证明了在遥远的古代，长江流域的成都平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文明的青铜时代，是由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青铜器共同呈现的，是东方两河的文明的青铜交响。
其实，如果我们从原料的角度入手，会发现相较于黄河流域来说，南方长江流域的铜原料，能支撑起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青铜王国。今天的地质勘探表明，长江中下游乃是我国蕴藏铜矿最为丰富的地带，江西作为铜矿储量最大的省份，仅在鄱阳湖四周，就呈马蹄形分布了6座铜矿。在铜矿开采历史最为久远的铜岭铜矿，相隔数公里，便是今天江铜集团的武山铜矿。尽管它开始建设的时候已经是1966年，与铜岭铜矿的开采相隔了两三千年，但从血缘上来看，它仍可称是铜岭铜矿的“嫡长子”。因为对于铜的生成来说，两三千年也只是刹那间的事情。
在中国的铜矿版图上，瑞昌铜岭铜矿的位置特殊，它毗邻长江，既可以通过附近的南阳河，经赤湖进入长江，将铜岭所产之铜，沿着长江水道，运往上游下游更为广阔的地区；同样，它也可以借助相连的赣江水道，将铜运往赣江沿岸。江西新干县就在赣江边，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在那儿发现过商代大墓，那是中国南方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它的发掘表明，远在三千多年前，南方的赣江流域就存在着一个足以与中原青铜文明媲美的青铜王国。置身于铜岭铜矿遗址，望着逶迤的山岭。我在想，新干大洋洲所发现的商代大墓，其原料会不会就来自几百公里外的瑞昌铜岭。
碳十四与铅同位素比值，有如考古学界的经纬。碳十四用来测量文物的年龄，解决的是发现的文物始于“何时”的问题；而铅同位素的比值，则是用来定位文物原料来自“何地”。云南金沙江边的永善县，位于乌蒙大山中，古代关山阻隔，交通不便，按理来说，与相隔上千公里的河南安阳难以扯上瓜葛，然而当有学者用铅同位素比值检测法，对商代妇好墓中的青铜器进行检测，惊讶地发现，妇好墓中的青铜器，有不少的原料，来自云南永善金沙一带的矿山。
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位于赣江东岸，从那儿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材质特殊，当专家分析铅同位素比值后发现，这些青铜器竟然含有特殊的异常铅。这种成分，相当于人体中特殊的DNA，可以作为身份的认定。目前，大洋洲古墓是我国发现的第二个全部测试数据为青铜器异常铅的商代遗址。
谁是第一个呢？很难想象，竟然是远在四川三星堆的一号和二号祭祀坑。也就是说，江西新干商代大墓中的青铜器，与四川广汉三星堆中的青铜器，其原料很可能就来自一个地方，它们也许是远古的长江流域失散的青铜兄弟。
谁是这两处青铜原料的供给者？从开采的时间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瑞昌铜岭铜矿有着重大的嫌疑。而真相，只有等待着未来的考古学家来一一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