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然：在乡土港湾与都市孤岛之间

在卡尔维诺所著的《看不见的城市》里有这么一段情节：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讲述了诸多城市的见闻，最后却称自己描绘的每座城市都有故乡威尼斯的影子。对青年作家衡世敏而言，她珍藏心底的“威尼斯”则大概是她生长的川渝。这片土地在几十年间发生了沧桑巨变，高楼拔地而起，地铁线路日趋复杂，而乡村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旧日的经验与观念仿佛一夜之间便陈旧不堪，新的城市法则在人们的头脑里生根发芽。正如马可·波罗对记忆里每座城市的叙述中都会提及威尼斯一样，衡世敏的川渝乡土记忆也以隐形的姿态渗透在《马勇敢》与《糖米》的城乡裂痕叙述间。

阅读衡世敏的《马勇敢》和《糖米》两部小说，不难看出其地域书写中的双重记忆——前者是城市化的“记忆废墟”，后者是乡村的“记忆乌托邦”。这两种记忆互为表里，构建起一种城乡二元叙事结构。《马勇敢》的故事从主人公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开始叙述，引出对马勇敢的一系列追忆；《糖米》则平铺直叙，讲述主人公一家与李建国一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笑中带泪的温情喜剧，与叙事的时序结构相配。《马勇敢》的“返乡—回忆”的非线性叙事所采用的成年人口吻冷静而忧郁，且不失一眼勘破世态炎凉的犀利，像手术刀一样解剖记忆和生活中潜藏的冷暴力，让《马勇敢》塑造的中学校园空间和城市生活空间压抑万分；而《糖米》的主人公却以儿童的口吻观察人们的往来互动，对成人的行为和心理存在明显的不理解，而随着时间推进，叙述者的心智趋于成熟，便逐渐能够理解原先懵懂的乡土人情的温馨之美，并且语气也相应地冷静深沉了起来，这种叙述口吻的发展变化不仅与《糖米》“离乡—展望”的顺时序叙事结构同步，更让整个故事的叙述都具有了一种诙谐的风格。

诚然，语言是记忆的载体。《糖米》中无处不在的四川方言让人读来倍感亲切，无论是母亲嗔怪“我”时骂的“脑壳有包”，还是小说中人物表达疑问时常说的“啥子”，都把读者拉入一个富有蜀地乡土气息的语言空间之中。不唯如此，作者在《糖米》中把人们的琐碎对话用间接引语悉数写出，并常常刻意隐去主语，如描述母亲与李嬢嬢间讨价还价的唇枪舌战，乍一看去，令人眼花缭乱，这种描述无疑正是从声音塑造人物性格的维度再现人物所处的环境。同样，《马勇敢》中也有对语言的描写，叙述者叙述主人公为宣传马勇敢的画展而写的推文，推文的语言极尽抒情和夸张之能事，让尚真尚实的马勇敢看后难以接受。相较而言，这种语言则是典型的“城市语言”风格——一种高度标准化、修辞化的语言加工结果，体现出城市逻辑作用下的工具理性对人物语言的影响。城乡叙事的形式差异在此处一览无余：方言和乡土中的人一样，是未被驯化的，差异化的鲜活存在，而整齐划一的城市文案语言则作为“保质保量”的语言文字产品，辞藻富丽却背离它所依附的人物切实的情感体验。

当然，语言也是一种思维，当我们把目光移向语言的使用主体，会发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语言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同构性。《马勇敢》中的“我”因为成绩优异，被班主任器重有加，可即便优秀如“我”，当考了年级第一之后，班主任在家长会上论功行赏之余问“我”想考取的理想院校时，“我”还是硬生生吞下了心中浮现的“美院”二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失语绝非偶然。小说中，“我”的母亲、班主任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将高考成绩、名校录取视为唯一的价值标尺，主人公“我”被塑造成“冲清北的苗子”，学习经验被包装成“成功模板”，而“我”的艺术天赋却被视为“不务正业”，这种教育逻辑正是功绩主义作用下功利性教育观的结果：将人简化为可量化的分数，以效率最大化压制个体的多元潜能。主人公“我”既是这一系统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她不得不通过放弃爱好、考取名校的行为将自己压抑起来，以通过社会规训的窄门并获得世俗的认可。哲学家韩炳哲对功绩主义社会的批判在这部小说中似乎找到了回声：当社会以“你可以做到更好”为口号时，个体便陷入永无止境的自我剥削，最终沦为“绩效的囚徒”。

《马勇敢》中的“我”是一个成功的被“异化者”，用名校光环、社会地位为荒芜的精神世界充当遮羞布，仿佛瘾君子；比较而言，“我”的同学马勇敢则是一个失败的“本真者”，成绩不如意也好，从事的工作被人轻视也好，也丝毫不改其内心纯粹的本色。“我”与马勇敢互为镜像，“我”嫉妒她的纯粹，一度通过侮辱她对绘画的热爱来逃避自身的怯懦，又试图用画展驯化她的艺术表达，将她的创作包装成“苦难叙事”，用虚假的抒情掩盖其艺术表达中反映的真切的生命体验。“我”的这种对艺术的功利化利用，正揭示出功绩主义对精神价值的殖民：连反抗的姿态都被收编为“励志商品”，艺术也就沦为标榜个人成就的工具。马勇敢却不为这虚名所蛊惑，而是拒绝将绘画与利益绑定，继续选择当一个“失败者”，她说：“我画画不过是让自己高兴。”她选择以非生产性的方式存在的貌似“失败”恰恰是对功绩逻辑的一种否定。故事的结局，主人公“我”在马勇敢的墓碑前痛哭，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理解马勇敢的价值，这一场景暗示了功绩社会的裂痕：当量化标准崩塌时（如死亡），人们才被迫直面被压抑的情感与真实自我。

与《马勇敢》呈现的城市功绩逻辑迥然不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糖米》则展现出乡土伦理的自我修复力，以及淳朴人情的同化力量。这在《糖米》中的母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小说叙述她一开始因为与李家的口角颇为负气，其后更为父亲私自向李家借出一大笔钱而心存怨愤，可是，在亲眼见证了李家涌泉相报的义举以后，竟被感化改变了原本斤斤计较的行为，不断带人去照顾李家摊位的生意。有趣的是，虽然叙述者强调母亲生怕多占了李家便宜，但她面对李家卖菜总故意多给她一些的情况时，虽然嘴上说多出来的斤两“是利息”，却更频繁地介绍其他人去李家摊位购物。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行为反差，正彰显出乡土伦理的核心——一种实践性的、超语言的情感连接。“刀子嘴”意味着不肯放弃道德话语上的高姿态，“豆腐心”却包涵着她对他人的善意，这种善意凭借人物间的物质互惠被叙述者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来，体现出一种人本思想。

无独有偶，《糖米》中“以米抵钱”的承诺实践则反映出另一种乡土伦理的逻辑：小说叙述父亲借钱给“结仇”的李家治病，李叔多年后送米还债，此时主人公一家早已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成了“城里人”。李家物质的践诺照见乡土信义在城乡变迁中的稳定性，对比《马勇敢》“画廊事件”中“我”对马勇敢的“背叛”行为，能一瞥城乡两种思维模式间的差异：前者表面上改变了践约的物质形式，却不减少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后者虽然理性意图是为他人考虑，但无意中满足的却是自己的私心。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乡土伦理建立在人与人的链接网络上，乡村的人是密切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对人际利益的维护诚然也是对自身的维护；而城市逻辑作用下的功绩论必然导致一种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使得城市人的生活趋于“原子化”，只能容许他们的一切行动下意识地仅为自身利益考虑。

两部小说书写中，城市与乡土的两种记忆碰撞而互补，对乡土社会淳朴人情的追思归根结底是为了弥补城镇发展中过度功绩主义逻辑所造成的情感缺憾服务。正如有的论者对沈从文的《边城》存在过度美化原始生态的批评一样，《糖米》所塑造的乡土空间也未必没有理想化之嫌——为本就失和的邻居慷慨解囊可能并非常态，而人们也不能过分期待每个隔了二十五年的承诺都能被践行。这种表述的理想化或许反映出作者更隐匿的文本意图，即：有意识地寻找乡土记忆中能为今所用的质素，组合出一则希望饱满的人性童话。这个童话里没有《马勇敢》中对“异类”零容忍的城市社会空间，正相反，它营造了一个富有包容力的乡村伦理空间。在《马勇敢》中，被视为怪胎的马勇敢在人生刚有起色之际便猝然离世，既无前因也无后果，对此的解释仅有砂锅店老板娘轻描淡写的“一场意外”，生命之脆弱，命运之无常，给人强烈的荒诞和虚无感。对马勇敢之死的“零因果叙事”似乎影射着这样的“本真者”与功绩社会绝无媾和的可能性。而在《糖米》中，李建国天生瘸腿，一度病危，却在邻里的帮助下度过难关，最后成为养殖场主，与远方归来的“我”谈笑风生。两篇小说间的互文体现出微妙的批判味道：批量生产“标准件”的功绩主义让健全人成为“残次品”，而以人为本的乡土伦理则让残疾人变成有尊严的健全者。

综观两部小说，作者衡世敏的笔调有一种难得本真的“学生气”，如未打磨的璞玉，虽未触及广阔的社会图景，却以校园与家庭的微观切口，雕琢出青年一代特有的精神塑像。如果说卡尔维诺笔下的城市是记忆的容器，那么衡世敏的城乡记忆书写则证明：乡土与都市从未真正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