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遥：我希望成为契诃夫那样的作家
《理想国》，杨遥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读杨遥的小说，总想起贾樟柯的电影，叙述平实缓慢，不甚明亮的色调，略带忧伤的故事……我也出生在山西，同为70后，对杨遥的故事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
和杨遥一起参加采风活动，也一起喝过汾酒，闲时却聊得很少，倒是听鲁院的同学聊起他的故事，表面憨厚的杨遥其实率性幽默，在作家中颇有人缘。真正熟悉起来还是通过他的作品。杨遥的作品像陈年的老酒，醇厚而芳香清冽，需要细品才能咂摸出其中味道。他的叙述很有耐心，像埋头耕地的农民，一锄又一锄，深深地凿开干枯的土地，把文学的种子随着梦想和汗水一起埋入。几十年过去，如今这种子已生根发芽，并且繁花似锦。杨遥的作品频繁地见诸报刊，获得各种大奖。最近他的小说集《理想国》出版，仍是他惯有的风格，叙事平静甚至不加渲染，却扎实有力，有时候分不清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笔下那些小人物也写得平实真切，卑微却不乏坚韧。读杨遥的小说，会感受到他对于笔下痛苦迷惘、挣扎着艰难生存的各色人物，满怀深切的体贴和关爱。
杨遥是一位真诚的作家，“我创作时力求把真实生活和虚构生活都描绘下来，尽量让他们做到浑然一体。”在回答我关于小说实与虚的问题，他坦率地说，这恰恰是他努力的结果。
记者：你看过贾樟柯的电影吧？不知道为什么，读你的作品，总想起他的电影，似乎有某些相似之处。
杨遥：贾樟柯的电影我都看过，我喜欢他的表述方式。《理想国》出版前，我请贾樟柯给我写了推荐语。也有朋友说我的小说和贾樟柯的电影很像，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觉得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都像镜头，只要把它们准确地写出来，排列组合，自然会产生1+1大于2的效应，就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我想我和贾樟柯都是小地方出来的人，都很敏感。我们脚下的土地孕育了我们，不管她好与坏，我们都是吮吸着她的乳汁长大的，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她的基因，她的喜怒和爱憎。
记者：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和文学结缘？有没有文学的引路人？
杨遥：1999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滹沱河边的一个小村落当老师，我不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便开始写作。早期的写作完全是自发的，我的文学引路人应该是我的妈妈。她是位农村妇女，但非常喜欢读书，从小就给我讲故事，讲她听来的故事和书本上的故事。2001年，我第一次发表小说，得到鼓励之后便一直坚持。
记者：是不是有一些作品直接来自阅读的启发？比如《隐疾》，你曾谈到是读完《尤利西斯》之后，创作上有了新的变化？
杨遥：有些作品来自阅读的启发，多数创作来自灵感。我读完特别喜欢的小说后，总想写一篇类似的，但不是模仿，写出来之后读者根本看不出来两篇作品之间的渊源。读完《尤利西斯》曾经很绝望，觉得连里面的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乔伊斯写得太准确、深刻了。我便学习他怎样观察生活，怎样选择有意义的事件，后来发现要遵从人物的内心世界，要真诚。有了这些认识，慢慢练习，写作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记者：谈谈最新的小说集《理想国》吧，编选有何标准？集中第一篇《黑色伞》是哪年发表的？这篇小说里提到的黑色伞很有年代感了，其中还有一些生动的细节，比如把蛇皮袋子折一个角进去，当成雨衣。
杨遥：《理想国》收录的是近几年我比较喜欢的短篇小说，只有《父亲和我的时代》一部中篇。《黑色伞》发表于2015年，用蛇皮袋子当雨披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事情，那时农村家庭基本都没有伞，一下雨大家就把蛇皮袋子折起一个角来当雨披。我的小说中有很多关于童年、少年的故事，因为时间隔得久远，我对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意义看得更清晰。
记者：《炽热的血》的叙事耐心令人感慨。为什么在你的小说中，包括《黄河远上》等作品，总有一些没有反抗能力（或即便反抗也终以失败告终）的人物？
杨遥：在我早期的小说中，激烈的细节比较多，近年来作了调整，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时候在忍，因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这样做。快意还击比较刺激，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一般人付不起这个代价，这样书写是理解生活之后的选择。
记者：中篇《银针》用套构的叙事方法，讲了两个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先是通过医生陈永生的回忆，讲父亲在一次医疗事故中的故事；又通过一个男人的回忆，让我们看到父亲医术的高明。可以治好他人的病症，却无法医治愚昧和偏见。你在写作的时候，会特别注重叙述技巧吗？
杨遥：怎么写和写什么一样重要，主题和内容确定之后，应该思考怎样表述，就像运动员跑步时，怎样跑会影响比赛成绩，文学作品也一样，好的作品叙述和主题是非常协调的。
记者：《大鱼》里开店的夫妻、《头顶一片云》里的下岗职工……你的小说始终关注平凡的事物，这些人物也许活得卑微，但是始终有一种生命的韧性，对逆境、对命运有一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很想了解你的创作状态，是否这也是你面对生活的一种状态？
杨遥：因为我就是“小人物”，我的父亲和众多亲人、朋友，基本都是小人物。他们在生活中生活，很少遇到波澜壮阔的大事件，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丰富的情感，代表着中国的大多数。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同情他们。他们面对各种生活困境，努力活得更好，我喜欢他们，力求把他们写好，这也是写好我自己。
记者：《父亲和我的时代》是一篇主旋律作品，写山乡巨变写得非常巧妙。能谈谈你是怎么构思、创作这篇作品的吗？
杨遥：写《父亲和我的时代》时，我在北京读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办的研究生班，听了很多老师的课，常常引发许多思考，我意识到很多人把“主旋律”矮化了，《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和契诃夫等人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主旋律作品，他们讴歌真善美，歌颂人民，倡导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我便想写一部优秀的主旋律作品，写出《父亲和我的时代》之后，我更加确信，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谁能真正写出赋予人力量，弘扬人类优秀品质的作品，就占到了文学的最高点。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努力。
记者：你喜欢户外运动吗？《理想国》里写的行为艺术，让我想起纪录片《荒野独居》，你的小说集里经常涉及到户外运动，包括装备等描写得很细致，这是不是你的个人喜好？
杨遥：我喜欢户外活动，买过很多装备，帐篷、背包、登山鞋、登山杖、冲锋衣、软壳裤、抓绒衣、瑞士军刀等。我曾徒步五台山大朝台，骑自行车去过太原周边所有地方，在汾河里裸泳，最大的愿望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和穿越罗布泊沙漠。我认为和自然交流比和人简单得多。但我没看过《荒野独居》，《理想国》设计出父亲住在笼子里，是联想到现代人的处境。
记者：你在记录和表达时代的各种密集细微的表情和情绪，也会给笔下的人物透出一些光亮。这种“光”是你小说中很重要的精神力量，你在写的时候是有意让这“光”照进来吗？
杨遥：我写小说，会有意让“光”照进来，因为在生活中，常常因为一点小小的暖意，就会让人鼓起生活的勇气。在《头顶一片云》中，在《大鱼》中，我都写了“光”，我写了花儿渐次开放，绿篱焕发了生机，人们开始重新生活。
记者：写作多年，目前是否还会遇到创作的瓶颈？
杨遥：创作瓶颈一直有，最大的问题是怎样把想到的内容很好地表达出来，面对这个瓶颈，我的经验是不停地写，一边不断地实验，一边向优秀的作品学习。写《隐疾》的时候，我觉得写出了《尤利西斯》里面的句子，最近在写长篇，感觉有些地方有了《战争与和平》的微妙。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记者：你平时如何开始一篇小说的写作？故事的走向是预先构思好，还是靠灵感激发？
杨遥：开始写一篇小说的原因很多，有时候是一本书的激发，比如读鲁迅、汪曾祺、卡佛，常常会产生创作冲动。有时候是一个念想，比如那年去圆明园，在福海边忽然想起个小说题目《在圆明园做渔夫》，后来写了这个小说，发表在《长江文艺》上。有时候是一个概念，想写某个主题，比如《黄河远上》，但大多是靠灵感激发。
记者：有没有文学的偶像？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
杨遥：文学偶像选一个的话，我选契诃夫。他用谦卑的文字写出了俄罗斯的众生相。他写的《萨哈林旅行记》改变了俄罗斯流放犯的命运。他还身体力行，帮助了很多人，做了许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作家。
记者：你对自己的创作有规划吗？
杨遥：有时候有规划，创作早期写过“鸟镇系列”，后来写过“大院系列”。今年计划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离弦》，另外这些年想完成两个系列，一个是“理想国”系列，写人在各种处境下的理想；另一个是写一部人在不同年龄段面对的不同主题，最后出本集子，像《都柏林人》那样，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够用。
记者：你如何看待文学对于自己的影响？
杨遥：文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婚姻、我对世界的看法。没有文学，我现在可能仍然是乡村教师，可能会凑合着找一个没有共同爱好的人过一辈子，可能对生活的理解比现在狭隘许多。文学让我的世界扩大了无数倍，让我在各种艰难面前有了力量，让我的生活总充满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