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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以散文激活历史

2022-09-23 10: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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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回想录》,王充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79.00元;《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王充闾著,中华书局2022年4月出版

作为张学良的同乡,作家王充闾对张学良生平行迹有深入了解,他的《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一书,呈现了张学良复杂多面的性格,并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中的心理,以及五十年拘押生活、晚年旅居夏威夷的心境,做出了精辟的分析。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王充闾《张学良传》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而王充闾新近出版的《王充闾回想录》一书,则是诗与人生的浑然结合,作者以他特有的散文笔法展开了一生的回忆,为写作者提供经验,为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提供了一些史料。


记者:中华书局近日推出您的《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为什么要写这位颇带传奇性的人物呢?

王充闾:首先是他值得写,且有可传可述之事;由于他有足够的可言说性,个性化空间比较大,因而尤感兴趣。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时说,他不热衷于为戏剧人物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应该说,张学良在这方面颇具典型性。尽管其生前身后已经有足够多的传记、口述历史与回忆录,可是并没有穷尽其内在蕴涵,仍然有无限的叙述空间。


记者:能谈谈您对张学良的理解吗? 他的“无限的叙述空间”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充闾:其一,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其二,他是一个谜团,他的人生道路漫长、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其三,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的故园离少帅的出生地桑林子乡只有十几公里,年轻时候去过那里。家叔与我幼时就读私塾的业师,都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少帅本人。乡关故旧,对少帅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正是“拜”他们之“赐”,我才有机会掌握一些珍贵的关于少帅及其亲属的轶闻遗事。


记者:关于张学良的传记,海内外大概总有几十种吧,您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王充闾:我创作的初衷,就是向读者托出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立体化的真实人物,我要挖掘张学良的精神世界,写出一部心灵史。也就是在讲述他的人生轨迹、行藏出处的同时,写出他的个性特征,并且从人格层面上揭橥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运、人生遭际的原因。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是极其鲜明的,属于情绪型、外向型,他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同时又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这种性格和气质,有一定的先天因素,而更多的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它们制约着张学良的行为,影响着他的命运。


记者:对于这样一个复杂人物,您重点着墨于哪些方面?

王充闾:我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首先,本书的功力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写上,而是思索、追索、探索,“行成于思”,穷追不舍。通过考据,把传主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挖掘出来,把一些过去没有说清楚的东西说清楚,表明作者对一些谜团、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的见解。其次,撰写人物传记,最常见也最顺手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一生行止依时间顺序次第展开,而我采用的是另一种形式,我把它称作“扇形结构”,类似并联的电路——围绕传生生命历程这个“扇轴”,从不同侧面列出二十个话题,有如伸出的“扇骨”,各篇之间相互照应,贯通一气,又不致撞车、重复。运笔时,跳开一般的流水账式的生平记述,着眼于能够体现传主本质特征和读者最为关注、渴望了解真相的关键课题,进行深入挖掘,力求做出准确、深刻的分析与研判。

第三,传记属于历史,我之写史,惯用文学形式,以散文激活历史,实现文史联姻。比如《人生几度秋凉》一章,写晚年的张学良居住在夏威夷的心境。他在那里住了八年,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海边闲步(多数是坐轮椅)。我从三千个傍晚中选取三个晚上,突出刻画他微妙的心理活动。回首从前,从功业、爱情、人格魅力三个侧面加以展现。可以说,这些都是穷思苦索,煞费苦心的。


记者:您在文学创作中经历了哪些转型?

王充闾:主要涉及两次创作的转型。第一次,由抒情、叙事的美文向历史文化散文的转型。我从1996年、1997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到新世纪前十年,先后结集有《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文在兹》《一夜芳邻》《生者对死者的叩问》《事是风云人是月》等多部作品。我喜欢游历,喜欢访古,习惯于胜地寻踪、荒园踏梦,洗去岁月的尘滓,再现历史的光泽;通过理性思考和感性认知,连缀文明的断简,把散文创作的艺术背景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让笔底流露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世事沧桑之感。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深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正是这种知识的储备和智能活动,使心胸豁然开朗,一如浩荡的江河,融汇了自己,也包容了客观世界。第二次,一般性散文创作向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转轨。为了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认真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这样,就坚定了我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决心与信心。


记者:近期您还有哪些著作?

王充闾:刚刚完成一部解读古代经典的学术随笔,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诗经》《周易》和孔、孟、老、庄以及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等名家的经典著作的读书心得。

经典的历史意义,指涉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经典的当代意义指涉的则是当今的生活世界。尽管二者不同,但却奠基于作为生活世界的构成者的生存实践活动的根本意向。当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时候,他既肯定了经典在意义阐释上无限的开放性,也肯定了对经典的当代意义的阐释的优先性。当然,这种优先性决不应该以漠视、误解或牺牲经典的历史意义为前提。

这类解读与写作,实际是参悟历史、叩问人生、认识自我,抵达历史深处,同已逝的前贤往哲进行生命对话。为此,我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遗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中,着眼于以优秀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灵魂;在对古人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于今人的灵魂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灵魂,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迎接考验、经受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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