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以散文激活历史
《王充闾回想录》，王充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79.00元；《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王充闾著，中华书局2022年4月出版
作为张学良的同乡，作家王充闾对张学良生平行迹有深入了解，他的《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一书，呈现了张学良复杂多面的性格，并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中的心理，以及五十年拘押生活、晚年旅居夏威夷的心境，做出了精辟的分析。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王充闾《张学良传》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而王充闾新近出版的《王充闾回想录》一书，则是诗与人生的浑然结合，作者以他特有的散文笔法展开了一生的回忆，为写作者提供经验，为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提供了一些史料。
记者：中华书局近日推出您的《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为什么要写这位颇带传奇性的人物呢？
王充闾：首先是他值得写，且有可传可述之事；由于他有足够的可言说性，个性化空间比较大，因而尤感兴趣。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时说，他不热衷于为戏剧人物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应该说，张学良在这方面颇具典型性。尽管其生前身后已经有足够多的传记、口述历史与回忆录，可是并没有穷尽其内在蕴涵，仍然有无限的叙述空间。
记者：能谈谈您对张学良的理解吗？ 他的“无限的叙述空间”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充闾：其一，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其二，他是一个谜团，他的人生道路漫长、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其三，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的故园离少帅的出生地桑林子乡只有十几公里，年轻时候去过那里。家叔与我幼时就读私塾的业师，都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少帅本人。乡关故旧，对少帅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正是“拜”他们之“赐”，我才有机会掌握一些珍贵的关于少帅及其亲属的轶闻遗事。
记者：关于张学良的传记，海内外大概总有几十种吧，您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王充闾：我创作的初衷，就是向读者托出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立体化的真实人物，我要挖掘张学良的精神世界，写出一部心灵史。也就是在讲述他的人生轨迹、行藏出处的同时，写出他的个性特征，并且从人格层面上揭橥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运、人生遭际的原因。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是极其鲜明的，属于情绪型、外向型，他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同时又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这种性格和气质，有一定的先天因素，而更多的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它们制约着张学良的行为，影响着他的命运。
记者：对于这样一个复杂人物，您重点着墨于哪些方面？
王充闾：我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首先，本书的功力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写上，而是思索、追索、探索，“行成于思”，穷追不舍。通过考据，把传主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挖掘出来，把一些过去没有说清楚的东西说清楚，表明作者对一些谜团、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的见解。其次，撰写人物传记，最常见也最顺手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一生行止依时间顺序次第展开，而我采用的是另一种形式，我把它称作“扇形结构”，类似并联的电路——围绕传生生命历程这个“扇轴”，从不同侧面列出二十个话题，有如伸出的“扇骨”，各篇之间相互照应，贯通一气，又不致撞车、重复。运笔时，跳开一般的流水账式的生平记述，着眼于能够体现传主本质特征和读者最为关注、渴望了解真相的关键课题，进行深入挖掘，力求做出准确、深刻的分析与研判。
第三，传记属于历史，我之写史，惯用文学形式，以散文激活历史，实现文史联姻。比如《人生几度秋凉》一章，写晚年的张学良居住在夏威夷的心境。他在那里住了八年，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海边闲步（多数是坐轮椅）。我从三千个傍晚中选取三个晚上，突出刻画他微妙的心理活动。回首从前，从功业、爱情、人格魅力三个侧面加以展现。可以说，这些都是穷思苦索，煞费苦心的。
记者：您在文学创作中经历了哪些转型？
王充闾：主要涉及两次创作的转型。第一次，由抒情、叙事的美文向历史文化散文的转型。我从1996年、1997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到新世纪前十年，先后结集有《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文在兹》《一夜芳邻》《生者对死者的叩问》《事是风云人是月》等多部作品。我喜欢游历，喜欢访古，习惯于胜地寻踪、荒园踏梦，洗去岁月的尘滓，再现历史的光泽；通过理性思考和感性认知，连缀文明的断简，把散文创作的艺术背景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让笔底流露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世事沧桑之感。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深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正是这种知识的储备和智能活动，使心胸豁然开朗，一如浩荡的江河，融汇了自己，也包容了客观世界。第二次，一般性散文创作向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转轨。为了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认真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这样，就坚定了我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决心与信心。
记者：近期您还有哪些著作？
王充闾：刚刚完成一部解读古代经典的学术随笔，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诗经》《周易》和孔、孟、老、庄以及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等名家的经典著作的读书心得。
经典的历史意义，指涉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经典的当代意义指涉的则是当今的生活世界。尽管二者不同，但却奠基于作为生活世界的构成者的生存实践活动的根本意向。当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时候，他既肯定了经典在意义阐释上无限的开放性，也肯定了对经典的当代意义的阐释的优先性。当然，这种优先性决不应该以漠视、误解或牺牲经典的历史意义为前提。
这类解读与写作，实际是参悟历史、叩问人生、认识自我，抵达历史深处，同已逝的前贤往哲进行生命对话。为此，我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遗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中，着眼于以优秀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灵魂；在对古人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于今人的灵魂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灵魂，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迎接考验、经受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