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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冰茹:地方写作与当代文学史的重写路径

2025-08-13 12: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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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多元共生的文化生产语境中,关于地方文学和地方写作的讨论让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一枝独秀,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以广东为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于2016年提出“粤派批评”的概念,随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启动“粤派批评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2018年的《花城》笔会上,杨庆祥、陈培浩等青年批评家酝酿了“新南方写作”概念,这一概念在《当代作家评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等期刊的推动下,迅速发酵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学事件;2023年,多卷本《广东文学通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又产生了“湾区批评”的概念。这些正在进行着的文学生产,虽然从批评、创作和文学史写作三个不同的向度展开,但共同指向的是文学中的“地方”,这意味着地方性问题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

地方首先关联的是物理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年代,承载人类社会生活的空间是稳定而单一的。木心在《从前慢》中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1),固定的空间形塑了人们感知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但是,这种“从前慢”所建构起来的空间感在今天已然发生巨大变化,交通的提速、通讯的便捷,以及各类媒介、各种文化产品的包围分割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当空间的重叠、拼贴、跳跃、空置成为生活日常,新的空间感受自然也会重塑人们的感官世界,而当下文学生产中对地方性的强调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由空间带动的认知转向。虽然各种包含地方的文学现象对地方的理解和认知大相径庭,但对地方写作不同展开方式的梳理,对由地方、地方性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的讨论,却有助于我们将地方视为一种方法,来考察当代文学史的重写路径。

陈思和曾用“共名”和“无名”来指称当代文学史脉络中两种对立的文化形态。“共名”指向用一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涵盖整个时代,这种文化形态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而1990年代则进入了“无名”状态,因为“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2)。“共名”状态的松动使围绕着主线或主潮进行的文学史叙述到了1990年代难以为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进程中文学对地方的发现却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的重新发现也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伴随着“人”的重新发现逐渐展开的。这是因为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也是一个表达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范畴。文化“共名”的时代,要求差异性服从标准化,特殊性服务于普遍性,而当“共名”受到质疑和挑战的时候,对差异性和特殊性的接受便成为可能。

根据“新南方写作”和编辑出版《广东文学通史》这两个文学现象,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中的地方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意义指向。前者是关于地方的文学书写,地方既是写作的对象,同时也是写作的主体;后者是发生在某地的书写行为,地方是否成为写作对象并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定。换言之,前者的地方必须是叙述的有机组成,而后者中的地方只需要参与文学生产的某个环节即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文化“共名”的时代不是没有地方文学,而是缺少地方写作,而我们讨论的“地方”或“地方性”是以作为主体的地方为前提的。

如果我们梳理当代文学史,这一点会更为明确。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红色经典”中,有不少文本都具有清晰可辨的地方特征,比如《暴风骤雨》中加有注释的东北方言,《林海雪原》中由奇山怪石、风雪林莽构成的战斗环境,《三家巷》中除夕卖懒、人日登高、七夕乞巧的广府风情等等。这些鲜明的地方元素虽然增加了文本的文学性,却并非叙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表现方式,及作家立场都需要服务于具体的政治要求时,作家力图呈现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3),或者说是超越风土人情之上的时代“共名”。换言之,在红色经典中,地方元素对故事的参与度并不高,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营造叙述氛围,成为调节叙事节奏的装饰,或作为凸显民族化和大众化特质的标识出现。如果将它们抽离出文本,故事依然成立,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也不会发生多少改变。不过,被认为在创建民族风格方面作出宝贵贡献的《红旗谱》略有不同,梁斌让代表冀中平原的地方性元素有限度地参与了故事的讲述,比如用西河大鼓唱出朱老巩当年护钟保地的故事,用北方民间遛鸟习俗引发的“脯红鸟事件”呈现阶级矛盾等。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参与叙述的地方性元素,才为我们在社会语境转变后重读《红旗谱》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4)。

“共名”的时代特性是要削弱或悬置特异性,更好地为普遍性、统一性和标准化服务,因而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地方很难作为写作主体出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包括“地方”“性别”“个人”在内的诸多差异性范畴所携带的异质性信息,成为打破思想牢笼和形式壁垒的革命性力量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汪曾祺的《受戒》便是最早赋予地方以主体性的文本之一,小说中江南小镇明丽柔和的田园风光夹杂着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迎面而来,为新时期伊始的当代文学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同时探索属于中国的现代小说之路提供了方法和路径。冯骥才作为参与现代派问题讨论的“四只小风筝”之一,迫切想要改变长久以来“问题小说”的写作模式,创造出一种既不是单纯依靠学习和模仿,也不是在艺术感觉上与西方现代主义对标,而是能表达自身对现实人生和历史境遇的感知与思考的本土意义上的“现代小说”(5)。他将“写人生”与形式实验结合起来,在《神鞭》中创造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形式,把自己熟稔的天津风物、俗规、掌故、俚语、吃穿、民艺等,与现实中的感受和思辨融于一体装入其中,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津味小说”。从汪曾祺和冯骥才的创作实践不难看出,“地方”“民间”和“日常生活”这三个关键词,是新时期初期当代小说尝试回归文学本体,建立文学主体性的基本方法,而地方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有了这一方水土,才有这一方人。

20世纪80年代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如何重新进入世界经济秩序,跟上“现代”的步伐成为思想界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文学创作而言,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之旅及对“纯文学”的呼吁,便是以文学的方式回应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尝试。此时的地方成为承载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之“根”和重返文学自身的“身”。它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韩少功的楚地、李杭育的葛川江、池莉的汉正街、王朔的北京大院、苏童的枫杨树街、叶兆言的秦淮河……在这些文本中,地方充分融入叙述,不仅是情节推进的物理空间,更是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构成要素。如果将故事抽离出这些具体的地方,人物和人物关系也将难以成立,比如丙崽或顽主。如果说红色经典中的人物性格体现出的是抽象的阶级本质,那么在“寻根文学”和纯文学的实践中,人物折射出的更多是“一方水土”中的地方性。可以说,在新时期小说史的脉络中,地方是在文学内在的发展要求中被发现,在与世界的对话中进一步确认其主体性的。

相对于20世纪50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文学生产的语境开始由政治主导逐渐转向政治要求与艺术要求共同作用。此时,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文学市场在慢慢成型,但市场对文化产品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通俗文学、影视剧和流行音乐等大众消费层面,文学的雅俗界限依然明晰,市场对严肃文学的影响有限。由于地方内含传统、民族、文化、风土、世情诸多元素,也就为文学审美向度的多层面拓展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主体性的确认同时也昭示着文学主体性的确认。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市场的进一步成熟,读者需求的分层对文化消费提出了更高更细的要求,市场对文学生产的影响逐渐增强,雅俗的壁垒也被打破。从宏观上讲,对主旋律的倡导从未中断,并加大了相应的制度支持。市场规律的运作要求文学创作重视读者需求,面对消费拓展叙述空间,身处其中的文学生产显然需要一方面不断调整艺术个性与主旋律要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必须在审美追求与消费主义之间做好平衡。国家意识形态、消费市场、艺术审美共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化社会语境的三个基本要素,而文学生产的理想状态是在保有创作个性和审美水准的同时兼顾市场,并能通过文学制度来确认写作价值。

在这一基本语境和写作趋势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文学现象的地方写作满足了政治、市场和审美的共同要求。这其中包括文学史视域中的地方文学或地方流派、“新+地方”的文学写作,以及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中突出地方或地方性的创作实践。在政治要求方面,地方写作可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旋律作品,获得政府的制度支持。这是因为对地方民俗和风土人情的描摹,对地方史志的加工利用都能够有效接通传统文化,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载体,配合国家的文艺政策对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重视,令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依托具体的地理空间获得审美表达。而且,当写作者的目光投向当下时,那些关于地方发展,尤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书写,也很容易被整合进由中国作协推动的类似“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文化工程中,充分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在市场期许方面,地方写作在成熟的市场运营中能够成为有效的地方名片,发挥出巨大的引流作用,带动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让作者、出版社及地方政府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比如从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我的阿勒泰》到同名短剧的改编,再到新疆旅游业的持续升温。在艺术审美方面,对风景、风物、风俗、世态人情、地方性知识的“深描”等,都能够充分释放文学的审美追求。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平衡政治、市场和审美三方面的要求时达到了共赢,关于地方的文学书写成为新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

地方本身是一个表达差异性的范畴,在超越风土人情之上的“共名”松动之后,不同的写作者从不同的立场、观念、视角、眼光和目的出发来书写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重新发现的地方也是被重新塑造的地方。

在汪曾祺、冯骥才及诸多“寻根”作家的笔下,地方与民间烟火、世俗生活、文化传统相连接,因而地方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乡野,疏离中原文化的边地,是尚未被人力改造的自然。不论具象的地理空间指向哪里,符号背后表达的是愚昧(《爸爸爸》)、落后(《远山》)、野性(《老棒子酒馆》),还是质朴(《鸡窝洼人家》)、血性(《红高粱家族》)、壮阔(《北方的河》),文本处理的都是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纯文学以“内面的人”来撬动集体主义话语,以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常来消解生活的意义和终极关怀,因而市井变成了地方的停泊地。市井中人务实趋利、圆滑狡黠,诗意的、理想的、精神性的元素往往被放逐和悬置。写作者在市井人生的庸常体验和世俗追求中嵌入不同的城市经验,成就了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北京(《单位》《一地鸡毛》)和玩世不恭躲避崇高的北京(《顽主》),也成就了产业工人的武汉(《烦恼人生》),或遵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河南棚子”(《风景》)。在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中,地方的符号意义指向了重新发现的“人”的存在形式。20世纪80年代的地方写作一方面显现出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不同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对文学中地方的讨论需要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展开。这是我们考察新世纪以来地方写作的基本路径。

作为表达差异性的范畴,地方最鲜明的标志是地方风物、民风民俗,是自然与人文彼此融合的景观。新世纪以来的地方写作仍然延续20世纪80年代形塑地方的方式,将地方色彩、地域景观作为“假小说以寄笔端”的精神寄寓之所。柄谷行人在讨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将“风景”视为表达人的主体性的现代认知装置,认为“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为了风景的出现,必须改变所谓知觉的形态”(6)。也就是说,风景是经由人的主观认知发现的,是人的主体性的投射,但何为风景却是存在于风景发现之前的观念。借用柄谷行人的论证,地方同样也是作家按照他对现代(进步、文明、颓废、效率等)的理解,书写具体地理空间中的人和事,在发现和形塑地方的同时,表达自身主体意识的方式。正因如此,同样的地理空间在不同作家的笔下会呈现不同的样貌。乡土书写亦是如此。当地方作为风景,以一种颠倒的认知方式被对象化后,超越风土人情之上的部分便是写作者主观精神的一种表达。

地方可以是风景,但不能仅仅作为风景,地方自身的主体性也需要被关注。阿来的《西高地行记》正是卸载了附加在山川风物上的诸多意义,让藏地呈现出自然本真的样貌,让地方成为自身的主体。事实上,当下地方写作中的不少文本都将地方还原为主体,或者在将地方对象化的同时,也赋予其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比如,王安忆的《天香》将园林山石、墨砚织线、书画绸缎的传统技艺内化为手艺人自我生活的一部分,用物性衬托人情,写出上海作为“草莽民间”的生生不息;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用鄂温克打猎迁徙、放养驯鹿、跳神乞灵的日常生活,勾勒出渔猎文明的文化形态。写作者并非使用源于普遍主义的审视眼光将地方对象化,而是以“在地性”(7)的视角呈现地方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进而凸显其作为独立个案的个体价值。

地方写作对地方主体性的强调,对地方作为独特个体价值的尊重与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主张十分接近。所谓地方性知识是与普遍性知识相区别的一种知识形态,是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的讨论地方性问题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把每一个人类生活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8)。换言之,地方性知识在讨论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时转换了视角,关注的不是地方性如何删繁就简、削足适履以适应普遍性的要求,而是地方性如何保有并携带自身的差异性信息进入普遍性,成为普遍性经验的有机构成。当我们将“风景”作为“认识性的装置”来重新认识主客体的关系时,关于地方的书写强调的必然是看风景的“人”,是“我看”;而当我们将地方视为一种具有独特性的知识时,关注的便是地方本身。作为后殖民语境中产生的理论,地方性知识的理论设计仍然能够为当下的地方写作提供某种理论支持。因为,关于地方的文学书写,无论是否凸显地方特质,都需要处理地方性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比如城与乡、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中国性等现代性议题,而地方性知识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二元关系的另一种路径。

在地方风物之外,方言同样是地方性的显性特质,不论是经过提炼的方言语汇,还是行文中的声音和腔调,都氤氲着与标准语不同的气息,成为人物形象的生动体现和地方特征的具体表达。方言涉及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关乎我们讨论的地方性与中国性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也可以引申为民间与官方、通俗化与标准化这些现代性话语中的权力关系问题。新世纪以来的地方写作在使用方言时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给行文过程中的方言词汇加注释以消除读者的陌生感,这是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词汇的常见方式;一种是打通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阻隔,让语言在整个故事的流动中融为一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内含了两种认知逻辑。前者将方言与共同语置于权力关系对立的两级,用坂井洋史的话说,方言代表的是那个没有经过现代化洗礼的,“现代文学没有给予表象和秩序以前的世界”(9)。方言作为不受现代性影响的、原初的、本真的、恒久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反思或抵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积极意义。比如,阿来在《武威记》里记录了武威城里的“普通话”,那是一种混杂着不同族群使用汉语时相互模仿的口音,让人辨不清说话人的族属。语言使用中的混杂同样也会表现在词汇和语法上,不标准、不纯正、夹杂着方言的“蓝青官话”是一直存在于人们日常交往中的语言现实,在当下地域、阶层、社群交融日渐频繁所形成的多语言环境中尤其普遍。这一语言行为在方言/共同语二元对立的权力框架之外,发展出了另一种权力关系。它们相互渗透、彼此融汇,回到了文学语言的本体。

城乡关系是我们考察地方写作的另一个维度。地方与城乡本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然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成语境中,地方写作往往与乡土文学相关。这既是基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乡土中国”的文化现实,也是源于乡土文学中对风土人情、技艺风俗的描摹是地方性经验的典型表达。虽然地方写作处理的是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而乡土文学一开始是在城与乡的参差对照中展开,涉及的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但两者在本质上呈现的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当下的地方写作在处理城乡关系时也显现出两种基本逻辑。一种仍然在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权力模式中展开叙述,即便城市和乡村在文本中已经不再是泾渭分明的地理空间。比如,贾平凹的《高兴》、陈彦的《主角》写出市场经济、商品意识进入日常生活后对乡土伦理、传统技艺的侵害;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满足的是身处喧嚣都市中的读者对诗和远方的辽阔想象。另一种则悬置或改变了这种对立的二元关系。比如,王跃文的《家山》、老藤的《刀兵过》都将地方礼俗与儒家传统关联,将地方志与中国大历史对接,突出乡土中国作为文化根脉在中国社会求新求变的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而当作家聚焦于城市时,王安忆的笔下则是混杂着上海人和外地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一起精打细算、热热闹闹地享受市井乐趣的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快速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原本各自携带的符号特征经过层层叠加和晕染之后,早已变得边界模糊、暧昧不清。分享相似的情感认同和价值伦理的城乡混杂体既是我们目下所处地方的文化处境,也是我们重新理解地方和地方性的一种途径。

不论我们以何种理论视角观照地方,以何种逻辑处理与地方性相关的诸多问题,当下地方写作呈现出的多样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继发现代性国家内部从不同的起点、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复杂状态。这不仅是当下地方写作的表征,也是文学创作多元共生的基本性状。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的记录。因此,如何描述,以及选择怎样的对象进行描述,都涉及具体的文学史观和筛选标准。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民族寓言所投射的政治为中心,建立起基本的文学史观,进而串连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表现。

然而,随着时代“共名”的松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观念的变化使这一叙述行为受到了检视。一方面,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在不断的重读中被发掘出超越民族寓言的丰富意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受读者关注的作家作品难以被纳入既定的文学史写作框架。在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叙述中,虽然我们能够相对清晰地清理出一段经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线性发展史,但汪曾祺、冯骥才、王朔这些潮流之外且极具个性风格的作家,却难以被严丝合缝地嵌入其中。传统的文学史书写方式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时更是捉襟见肘,而“新生代”“晚生代”“70后作家群”“80后作家群”这样的命名方式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归纳文学潮流的乏力。事实上,即便是在时代“共名”的历史语境中,以统一的政治观念叙述的文学史也很难囊括文学创作的诸多差异性形态。于是,我们在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作中看到一些单列章节成为文学史主体叙述的补充,比如将诗歌、散文、戏剧单列成章,以尊重不同文体的艺术个性;将港台文学单列成章,以满足中国文学的概念界定;将通俗文学单列成章,以突出读者市场对文学的影响;将儿童文学、女性文学、军旅文学等单列成章,以呈现文学创作的主体或受众的特质。主线之外这些后缀的章节已显现出共时性的空间思维在文学史写作中的使用。

与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线性认知方式不同,从空间出发的认知方式显然更具共时性和包容性。这在当下对地方和地方性的讨论,以及地方写作中得到了充分显现。同为近些年出现的文学现象,“新东北作家群”的地理边界相对清晰,“新南方写作”对“南方之南”的描述则让稳定的地理边界具有了流动性。这些文学现象虽然都以地方命名,但地方所含之义明显不同,既包含了空间的伸展,也具有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投射。在进行具体的地方书写时,既有将地方作为“风景”,通过这种现代的认知装置来呈现“看风景的人”的主观意志,也有将地方描述为区别于普遍性知识的地方性知识来突出地方自身的主体性;对于方言的使用,既有将方言与共同语视为对立的二元关系,利用二者所关联的符号意义进行现代性反思,也有让二者包容相照,以“蓝青官话”这一语言现实让文学语言回归自身;当地方写作涉及城乡关系时,既有传统与现代迎面相撞时的各种艰难不适和“震惊”体验,也有城乡混杂带来的新的文化形态。这两种分别基于二元和多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认知视角,共时并存于当下的地方写作中,彼此并无价值高下的区分,也不受文体、思潮或代际的限定。而地方论题在不同维度上不断生产、膨胀和发酵的现象本身,也是这一认知方式包容性的体现。

地方写作的多样性一方面呼应了当下文学生产的多元态势,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可以从空间的角度思考文学史的写作路径。在市场因素和读者需求对文学生产的持续影响下,文学史的整体性认知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单一线性的“主潮”很难覆盖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需要突破主题、文体、雅俗等既定边界,凸显其共生性。然而,文学史的书写并不能依赖文学事件的随机排列实现。在处理个案与整体的关系时,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模式并非先确认一个整体,再考察个案如何成为整体的一部分,而是充分尊重个案的主体性,让个案与个案相连,形成有机的整体。可以说,基于空间的文学想象,尤其是重视每一个地方之独特价值的地方性知识为确认文学史书写的史识或理论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如何描述文学发展的进程关乎史识,而选择怎样的对象进行描述则涉及标准。韦勒克曾批评那种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隔离开来的观点,他说,“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甚至在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这就是在千百万本书或事件之中何以要选取这一本书或这一个事件来论述的判断”(10)。“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本质上就是对既定选择标准的质疑和反驳。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重写的文学史集中处理的仍然是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包括近年来学界以社会史或文明史视野来思考文学史。因此,对文学性的强调,以文学标准书写文学史的想法难能可贵。陈国球在评述“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之于文学史分期的历史意义时就认为,对“叙事主角”(文学思潮、小说形式、时期风格与作家世代)的确认,使得“文学史可以不必内疚地放眼于文学的艺术形式(文体)的发展变化,可以根据文学标准去重访那些因为政治判断而被刻意遗忘的作家和作品;在处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不必限于‘以诗证史’,文学作品不再是社会政治史的原材料”(11)。然而,不同题材、不同文体、不同传播媒介、不同读者的阅读趣味带来了文学生产的多样化,如何建立文学标准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同样是个难题。地方性知识在处理地方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关系时对地方的重视,可以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参考。换言之,文学史写作需要在面对和尊重个性化的前提下讨论标准化和普遍性。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地方写作的热潮,以及关于地方、地方性的各种讨论总会过去,但是从空间角度来理解世界,形塑认知方式的影响会持续存在。陈晓明在思考文学史的写作路径时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作支撑,过去发生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性质和意义将无法理解;而历史主潮的走向一旦给出,这个完整模式所包含的虚构性和理论强制性的叙事特征又可能对文学造成另一种侵害。保持现代性的历史观念,是为了获得一种对历史的完整解释,但对其具体过程,对那些历史事实的关联以及这个历史建构的方式则需要保持必要的反省”(12)。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写作所具有的差异性、共时性和包容性特征,为我们解释多种话语共时共生,共同组成当代文学的发展图景和关联谱系,提供了一种可能。

注释:

(1)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第74-7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陈思和:《共名与无名》,《陈思和自选集》,第13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第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批评了《红旗谱》中朱老忠游离于斗争中心之后说:“但如果我们换一个阅读视角,即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在沿用以往文学史对《红旗谱》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后说:“但在具体的表达中,特别在对农村生活的具体描摹中,所体现的民间气息、江湖色彩和传统小说的侠义性,往往超越了小说主题和作者的理性观念,而和日常生活无意识地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展现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丰富性上,比起它的史诗性追求更有值得肯定的文学意义。”见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第154-1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冯骥才:《激流中:1979-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第95-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6)〔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4页,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在地性(site specifity)的词源是glocalization,带有全球本土化或全球地方化的含义,在地性中的“在”突出了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强调全球化语境中本土行动的主动性。

(8)〔美〕吉尔兹:《英文版序言》,《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19页,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9)〔日〕坂井洋史:《致张新颖谈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困境》,《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0)〔美〕韦勒克、〔美〕沃伦:《文学理论》,第33页,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1)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3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陈晓明:《绪论·现代性与当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三版),第1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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