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让人爱的小说人物都不是“预制菜”
在作家马伯庸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文艺作品，都属于预制菜。”像路小路这种自然生活的人物形象就非常难得，“你在他身上看不到设计的痕迹，这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
“追随”系列超脱了地域色彩
记者：您跟路老师和毛老师不算严格的同代人，又是地域属性相异的北方人。请马老师谈一下你是如何看待路小路，这个人物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马伯庸：《少年巴比伦》2007年在《收获》发表时我刚参加工作。有一次回老家内蒙古赤峰，当时没有动车，火车要开12个小时，我买不到卧铺就买的硬座，我要找一本能够扛住一个晚上的读物。因为一般的流行小说、武侠小说我看得特别快，可能几个小时就看完了。当时在北京北站边上有一个报刊亭，买的《收获》杂志，想的是能看一本文学气息比较浓厚，立意高一点、文字晦涩一点的小说，可以反复咀嚼。这样硬座一路把《少年巴比伦》看完了，看完以后发现这个小说也没有我想象得那么肃穆。
我和其他嘉宾的地域属性相反，他们南方我北方，毛老师也提到，她出生在宁波，和戴城（苏州）背景很像。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当时看这书没有任何感觉这是发生在南方的事情，超脱了地域色彩，不像任何我们熟悉的中文叙事里的江南水乡。这有点像以前有人评论余华老师的写作，说余华老师的写作没有地域性，看不出他是哪儿的人，也看不出他语言上、景色上哪里特别。我看《少年巴比伦》也是这样。我自己出生在辽宁朝阳市旁边一个小镇子上的工厂里，但看《少年巴比伦》特别有共鸣感，这是一个在中国随处可见的工厂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路小路的所有遭遇我看着都很熟，我自己出生在工厂里也有几乎一样的东西。
包括我看到后面《追随她的旅程》里有一段描写，到现在还记得。写到马台镇里的美工技校，讲美工技校“就像是马台镇身上的一块膏药，紧贴在皮肤上，但是与皮肤格格不入，时间长了就成了又脏又臭的一块。”“这种房子在我二十岁以前的记忆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工厂、电影院、学校、机关、医院、监狱都是方盒子的平顶水泥房。”这个描写非常精准，让我一直印象深刻到现在。这里找到的不是戴城或者苏州的特性，而是那个时代全国的工厂和年轻人的共性。
他们是70后，我是80后。70后和80后是唯一有着全国共同记忆的一代人。在这之前，大家各在各的地区，彼此不流通，都拥有自己的乡愁、自己的地域特色。到了90后这一代，资讯发达，全球化也开始了，可能每个人看的东西都不一样，追的漫画、看的新番、听的歌曲都不同，但是70后、80后那个阶段正好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进入到中国的东西都一样。“追随三部曲”大家打的“街霸”、看的王家卫李嘉欣，是只有70后、80后这批人才有的集体回忆。在前面和后面这些回忆都不存在。所以最难抓住的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点，这套书里让我感触最深就是能够写出我们那个年代的共性。
在“追随三部曲”中，能够看到中国时代的变化
记者：“追随”系列发生的时间是1991—1999年，是发生在90年代的故事。这两年我们的文学、学界对90年代有很多的讨论。我想问一下从路内老师的小说出发，今天怎么去认识90年代这十年。
马伯庸：我一直认为90年代应该从中间分开，前面一半是和80年代归在一起，后面一半从1996、1997年开始，会发现整个时代陡然开始加速，时间变得非常快，身边的环境也变得非常快。我当时在桂林上学，每年暑假回老家，家乡都不一样，每一年路过北京，北京也不一样，甚至从北京到我老家的火车行驶的速度和火车里的环境都在变。从90年代到2010年这段时间，中国几乎每半年就会发生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是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每半年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发生变化，消费的习惯，外面的经济环境，自己对择业、择校的观念等等。这种变化对经济是好事，对作家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写出一个时代的风格需要沉淀、凝聚、探查，但是时代变得实在太快，往往在还没有时间停下来观察，已经消失了，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甚至连记忆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一直认为以90年代为背景的写作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事，因为这个时代太难被捕捉，不像一个老的风景画，大家对着它做素描，以前的人写时代是这样的。90年代就像火车一样从眼前过去了，甚至都没有时间拍一张照片。
“追随三部曲”的前两部我的共鸣感很强，这些发生在工厂的事情，也像发生在大院里的故事，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的生活，不是属于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第二部《追随她的旅程》特别像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但是路小路不是那个想去保护别人的主角，而是主角想去拽住的小人物。但是到了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明显感觉有一种隔阂感，这种隔阂不是文学上的隔阂，不是路老师写得不好，而是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开始不一样，每个人想的东西，从1996、1997年开始，已经有了分歧，用今天这个主题来说，是分叉出了无数的“小路”，分叉出无数种不同的人生。这些人生在以前可以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了，每个人走的路都不同。
聊到爱情，我最喜欢《追随她的旅程》里面的于小齐跟路小路告别的那一段，她一直想去上海，路小路说我离不开戴城，“出了戴城我就像王八上了岸”。但是于小齐果断说我要去上海。我身上碰到过很多这种故事。很多已经谈得很好的朋友，甚至不是男女朋友，是好朋友、同班同学，忽然说我要去北京、要去上海，这是不可阻止的必然趋势，也都很伤心、很难过，但是必须坦然面对这种注定的告别。看到《追随她的旅程》时我觉得这种事情一定在全国各地无数次地发生过。
所以我觉得“追随三部曲”三本书放到一起，能够看到很有趣的中国时代的变化，以及这种时代对于我们共同记忆的分裂。一开始是凝结，然后崩裂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这三部曲是另外一种趣味。
路小路的状态，跟现在大部分人很像
记者：这几年在当下的小说和影视界里路小路这样继续让人很难忘的响亮的人物变的越来越少了。请问马老师，在影视作品和小说里，人物还重要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记得很深刻的经典人物的贡献了。
马伯庸：路小路这个人物让人喜欢的原因是他没有什么目的性。我们写小说的话习惯说一个人物的终极的理想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会赋予他一个使命。路小路这个人最可爱的地方是他好像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为理想而做的行动，这恰好也是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包括我跟身边的朋友聊起来，昨天我说要去参加路内的读书分享会，他说，“路小路，吊儿郎当的角色”，我觉得形容得很对。如果在座的有80后或者70后的人，想想会觉得特别像姜昆相声里的形象，姜昆跟唐杰忠、跟李文华说相声时，他的形象是一个青工，嘴皮子特别油滑，天天说一些不着四六的东西，胆小怕事又爱贪小便宜，但是总有一股劲，这样的人物特别受欢迎。其实路小路也有这种特质，他是非目的性、反传统的形象，贴近当代人的。
随着时代的进展，现在无论什么议题，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贴标签。白富美、土肥圆、帅哥、美女，才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物。所以会看到现在一些文艺作品各类角色也呈现出很强的设计感。宅男还是渣男、海王，有没有童年阴影，有一整套工业化设计的痕迹在，这样工业化设计的痕迹多了，就像味精一样，加得多了就感觉不到鲜味。就像当年看好莱坞电影很惊艳，人物栩栩如生、很丰满、很有个性，但是看多了发现也是一种套路。近十年的好莱坞电影不太好看原因就在这儿。
在后现代，人们越来越多渴望通过一些迅速的标签，有效率地得到一本书里的东西，小红书、抖音、微博及推书博主，说我找到一个宝藏书籍、看到宝藏饭店，或者这个店“避雷”。其实点开之后，发现人家根本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是这本书你不喜欢，这个饭店你吃不惯，但是他会用色彩鲜明的词来表达。因为只有用色彩鲜明的词才可以把信息传递给你，你才可以高效地在2秒钟之内，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态度，这是好是坏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但是确确实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信息的渴望吸收的效率在提高。但是非工业化、自然而然产生的东西反而在变少，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文艺作品都属于预制菜。但是路小路这样自然生活的人物形象就非常难得。你在他身上看不到设计的痕迹，这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