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要善于从“小地方”看到“大世界”

中国当代社会人口的流动带来的城乡之间关系的变化，使得地方性的生活经验呈现出许多同质的因素。但由于各地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其地方性的生活经验仍然是有差异的。这种有差异的生活经验，以及在这种差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想象，寄予着作家对生活、历史的独特理解。换句话说，作家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思考是从自身的地方性经验开始的。从“小地方”中看到“大世界”，看到社会和人类的问题，看到共通的人性，是新世纪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尽管当前世界文化、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广泛，但从文学意义上谈论“地方性”仍然很重要。文艺创作应该有来自“地方”的切实的生活经验。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尽管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从文学的审美性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认为，技术化和观念化是当下小说创作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它们都与“地方性经验”的弱化有关。

小说需要技术化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没有对小说结构、叙述方式、故事情节方面的精心设置，也就不可能有好的小说。但仅仅有技术就能有好小说吗？显然不是。因为技术更多的是属于“形式”方面的范畴，离开了内容，再好的形式也是“空”的和缺少感染力的。一些小说作品的语言、叙述、结构都非常精致，但缺少切实的生活内容，故事情节发展缺少生活逻辑的支撑，人物的运行似乎直接由作者控制，想让他（她）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编造的痕迹太浓。观念化是先有一个观念或理论，然后去演绎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曾集中反思过“主题先行”的观念化小说存在的问题。这种观念化小说在当下的创作中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削弱了文学进入生活的能力。

技术化、观念化的写作倾向在当下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学陶醉在自我的营造和幻想之中，不仅失去了解释世界和社会的能力，而且与日益变动的社会现实脱离了联系，这正是文学的技术化和观念化倾向产生的文化逻辑之一。影响当下文学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但缺少切实的地方性经验，以及在这种经验基础上的思想能力应该引起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地方性经验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地之子”融入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生命中，获取富有生活质感和生命热情的生活经验，只有如此，文学才有进入人心的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一是要体现出地方性的风土人情，也就是地方色彩。

“地之子”的生命体验与人的精神、情感、命运相关联，也联系着地方的风土人情、地方的气韵色彩。闻一多说过：“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彩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艺术底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在当下的文化背景下，包含着地方色彩的地方生活经验，对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怎样理解地方色彩呢？我们不妨把“地方色彩”理解为地方文化形式，它包含地方的语言表达形式、特有的民俗、人际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审美形式等。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我们重点讨论“地方语言”和“地方风俗”这两个问题。

“地方语言”或者说方言是体现地方色彩最为直接的呈现形式。刘半农认为“方言”是文学创作中最感动人的一种语言。今天，纯粹的方言写作似乎有太大的局限，但优秀的作品不能没有地方语言的韵味和特点。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韵致，张炜小说的胶东风情，贾平凹小说中的西北味道，都在证明着地方语言的审美力量。张炜曾对“语言”充满敬意地写道：“大概不仅仅是职业习惯，我总是急于寻找一种语言。语言对于我从来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人生之路上遭逢的万事万物之所以缄口沉默，主要是失却了语言。语言是凭证、是根据，是继续前行的资本。我所追求的语言是能够通行四方、源发于山脉和土壤的某种东西，它活泼如生命，坚硬如磐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他就撒落在野地上，潜隐在万物间。”这种与野地、山脉、泥土息息相关的语言，自然包含有地方的文化经验和气息。这是富有生命力量和表现力的语言，也是我们强调文学语言地方特点的原因所在。

地方语言传达着地方文化的气息和源于泥土的活力，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形式却是构成地方文化经验的重要文学内容。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形式包含着风景、仪式、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民间故事传说、民歌民谣等内容。地域的、不规范的民间文化，对于作家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其包含的生动的、鲜活的地方文化经验往往给文学带来审美活力，并且启示当下的文学创作应避免过分技术化和观念化的倾向，重视切实的地方生活经验和文化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时代的变化中把握生活的变化、文化的变化，才能在世界文化背景下讲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