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霆：小说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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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觉得写小说就是找到语感，如果找不到，小说是写不出来的。语感是凭空而降的，但你得捉到它，为此，你需要生活在这样一种惯性里，捕捉那些时刻，它们一闪而过，其中大量夹带着你所需求的句子，词语和步调。你得把它们挑出来，像接住这些或那些雪片，有时候，雪片融化的速度太快，你需要在纸上记下它们，仅此而已。
事实上，小说是你不在电脑前的时候慢慢形成的，在吃饭，睡觉，做梦，洗碗，听音乐和看电视的时候。有人说，人生不过是穿衣吃饭，其实人生不过是写小说，问题只是你有没有去写。面对一片空白的电脑，你得一点一点地写下去，这个功夫是没有办法的，必须去做。当你带着你必须写的东西去写它的时候，在一定量的作用下，它还会自己发生一些变化，这就是写作的乐趣，或者说，一种回馈。对于作者的付出，总是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但用不着去想它，顺其自然就行。这些也都是许多作者谈论过的，所谓进入自动写作状态，那是个幸福的时刻，马尔克斯所谓写到“手热”，写《百年孤独》时，他每天可以写满几十张大纸，抽掉四十支烟，而且几乎不用修改。
马尔克斯最好的不是《百年孤独》，或《族长的秋天》，尽管它们都提供了一种视野，重创世纪般的场面。我更喜欢《恶时辰》，译者是刘瑛，这部中篇小说非常俭省，又很丰满圆润，每一个描写都针对着某种对象，如同描红画纸，但它绝不是写真的，面对弥漫的雨水和炎热，人们的生活在日常中腐烂，叹气，在腐烂中平静地做着自己的事，在冲突中小心度日，在沉默中不得不挤出一些日常用语。那种缓慢地杀死自己敌人的企图并不产生压抑，而是多出了许多趣味。它像一个多体编织的球，在海边的小镇上，日日升起和落下，每一面都是那么光亮，朴素，上面还有枪眼，也沾有咖啡渣和鸡毛，合欢树叶的影子，一小段炸香蕉或木薯的香味儿，在这里，太阳和月亮是同一个东西，白天和夜晚则是窃贼和大盗，人们不知不觉被它们偷得精光。
南美洲作家或多或少都有一种铺张的习惯，也许是拉丁文字的特性，因为西班牙或葡语作家也有这种问题，意大利就更别提了。然而卡尔维诺是一个例外。他像是一位东方作家，对于体例，对于数字构成的世界，对于人的异质性，他分别在《寒冬夜行人》《宇宙奇趣》和《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做了精妙的安排。至于《看不见的城市》，那是一块地毯，上面的图案是会变化的，他的织法虽凌乱，有点随心所欲，但就人类的眼光所能看到的而言，它的眩目程度足以抹掉那些缺点：你读完如同走出迷宫，而忘却了来时之路。卡尔维诺是一个聪明的作家，把形式即内容推向一种高度，一架全透明的飞机，令人信服地飞翔在云端，但如果拨去文字的障碍，它就会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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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一直喜欢海因利希·伯尔，他物质化的写实，就像香肠和面包一样不可或缺，也像香烟和咖啡一样让人振奋，虽然他并未走得太远。这一小段路，是战后德国一代人的写照，直接刺入德国人虚空精神的文字，让他们显得那样苍白，惶惑，同时又令人哀悯。伯尔的荒诞来自极度写实，与托马斯·曼的那些德国人不同，曼的欧洲是沉闷和恐慌，中间因为大战而沉沦，而断裂，到了伯尔和格拉斯，这个民族躲闪着，弯着腰，提起他们的饭盒，数着为数不多的马克，既不是面向西方也不向着东方，从前的傲慢转向对着每一种冷冰冰然而能燃起希望的物质，生存下去，就靠废墟里的咖啡和香肠。一个侏儒，一个小丑，有时是一个社会的弃妇，这些幻化的人物，是对从前过于精致的、严肃的中产阶级的反讽，匮乏带来了新的生机，还有难得的幽默。当然，格拉斯走得远一些，甚至走到了远古，他大量虚构历史，在广纵的空间里寻求话语，他的咒术是苍凉的，芜杂的，佯狂的，他动用词语的力量无人能及，也最终在稀释中将德意志变为全人类的一部分，将其正常化：有罪，然而也有救赎。
我曾经喜欢库切。库切作为一个南非作家，他需要寻求某种回归的姿态，因为南非是一个出走之地，不可久留。他需在殖民与反殖民之间徘徊，这会让他的写作天生带有一副镣铐。他的写作有些弱质，过度的人文主义倾向，使那些文本太关注自身，他费了很多力气来拉近和推开，像劝架一样，一会儿劝劝这个，一会劝劝那个。这在《耻》中体现得很明显。最终他会因为隔靴搔痒而精疲力竭。我称他为“粉色的知识分子”。
萨拉马戈和杜拉斯，我曾经最喜欢的作家。如今，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和《里卡多尔·雷耶斯离世那年》仍然是好看的，还有《所有的名字》，其他就显得过于重复了。他的才智在于字里行间，人类最微小的情绪变换都被他拈出来编入案卷，这无中生有的本领，一时无两。但作者从不投入情感，他不为所动地叙述着，显示着，与所有人保持距离，像天雷照亮尘世，什么都不改变，只有形状，情感像声音一样转瞬消失。
杜拉斯却是过于耽溺她所经过的那些街区、异国、无言的事物，她像一个没什么可玩的小女孩，对于世间细弱纤柔的力量有一种使其振作的心意，以对抗那些暴力的、粗糙的存在。她把语言做成沙塔，潮水来的时候，改变了它们的形状，甚至摧毁它，语言回到大海里，又冲上岸，被她再次堆叠。她有一种魔力，施施然造出一片天地，这天地是游动的，只存于作家的口舌之中，但也就会慢慢失效，因为她慵懒，不屑于争夺，她以行走和散步的方式写着句子，在她空荡的大房子里，酗着酒，从早喝到晚。她的写作不是记录，而是掷骰子、摆弄洋娃娃和给死去的花儿浇水。当她不再作用于你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丝遗憾，就像夕阳已去，你还记得黄昏到来的时刻，在永恒中，那些轻声细语的句子拖延着时间，为亮起的每一道灯光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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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历观过去喜欢过的作家，有些已经不能再吸引我了，神秘的东西被打破了，当你知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他的行文方式后面没有什么再可以让你停留的，那么他就算是过去式了。真正坚实的作者，他永远在写，即使死了，作品的书写也还在继续，这不是玄学，而是真实发生的。因为你还活着。
人死了当然就不能写小说了，但是你可以在死之前写下那些可以自动发生的东西。就像留下一部机器，没有任何用处，但每次开动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我也不知道这部机器是什么，那就是小说吧。
去掉可以定型的人物，去掉可以把捉的时间，去掉时代，去掉那些让小说光洁的立面产生阴影和苔痕的东西，没有必要真的去写一个故事，也不必塑造什么人物，能被标签化的把手都给它切断，就像杜拉斯拍的电影一样，只有影像在默默地说话，流动，静止，太阳落山了，屋子里有灯光，早晨的云，花园里的一角，在这种电影里，我会忘掉它是电影，它也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它就是发生，就是毁灭。
这是一种理想的小说，但没有人能写出来。贝克特差不多可以做到了，他颠倒词句，前后进退，狠心地惩罚那些进入他视线的人，夺走他们的衣物、金钱、家庭，只留下一副样子，一种面孔，然后他开始写了，他在哪儿开始写呢？这是一个疑问，我们从来没有到过那儿，一个世界最后的墙角，没有时态，像一个喝断片儿的人醒来后那样清楚，像一只逃出洞穴的小生物，它再次流浪，夹着它的尾巴。贝克特的叙述仿佛都是从醒来后开始的，是从早晨，它的后面曾有一个非常大的结束，一次爆炸，所有人都被抛在后面，在长长的星空里，消失了，作为整部小说开始鸣唱的第一声，他就像一个号兵，吹破了睡梦。
至今不能撼动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波特的《中午酒》，威廉·戈尔丁的《教堂尖塔》，莱辛的《三四五区间的婚姻》，厄普代克的《马人》，马拉默德的《伙计》和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也有卡夫卡，契诃夫和拉伯雷的全部，托马斯·品钦的《V》，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不再列清单了，这些作家我想也是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没什么稀奇。
《白雪公主》是所有词语之烂漫与娇纵的结果，人类所能达到的疯与痴，它是神来的，我是当《圣经》读的。
《植物园》缓急相加，你会有一种置身于人类花园的疏离感，如同读细密画，雨萧萧而下，兽走而箭矢纷纷。
《三四五区间的婚烟》是我喜欢的莱辛唯一一部小说。一部科幻般的、神秘主义的小说，写得古典而缓慢，那种人类急于进入又退拒的感受，那种不必却又必然的归去。
《中午酒》则是朴实与敦厚，没有任何一点现代的影子，却着实对人的生存与善良进行了一番拷问。
《卢布林的魔术师》是对一个偷巧的人的生活记述，然而在最后，这个人狼奔豖突，竟到了一处必见光明的境地。
《教堂尖塔》是一个人求得自我必需的那些紧要之物的最终途径。
《马人》是优美的散文，散发着古典的芳香和肢体感，在厄普代克的作品中，是为独有。
余亦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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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年都重读一下海明威，主要是《太阳照常升起》，以及一些短篇，我想再读一下《永别了，武器》，但其中多数内容可能都没什么意义了，除了写战争和风景的那些。还有《非洲的青山》，它的节奏感非常好，像一种从容的休息。海明威依然有效，这让我很高兴，我不想谈他的写作手法，他的手法都在写作里，如果把写作去掉，手法也就消失了。海明威的手稿与众不同，是大大的字迹，写在白纸上，字母都写得很笨拙，好像他在笑话自己写出的句子。这些句子之间有很大的空隙，也可以塞进更多的话，每一个句子都可以前后左右地加以演绎，但那就不是写小说了。海明威找到了自己的语感，无论联缀还是切断，都做得恰到好处，但他并不总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海明威是自卑的人，晚年尤其如此。他的作品后来有好有坏，但《太阳照常升起》是独一的，你可以一直读它，在它之前，没有这样的小说，它是那种你一进入其中就会发现它不在此地的小说。它既不讲故事，也不塑造人物，但这些它也都不经意地做了，勃莱特夫人的形象在我看来仍是文学所创造出的最美好的女性，她在小说中占的篇幅不算多，却精准地把控着每一个场景，她是美的化身，但这美却是缺失的，如同维纳斯一样。故事在次要的地位上，按照海明威的风格延续着，他拿到纸头上的是一些现象，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俗风景，身受其害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你会发现，人们对世界没什么看法，喝酒，跳舞，钓鱼，斗牛，不远处，千百万青年人曾死于沟壑，在生活中，好像什么都没被改变，因为真正的悲伤就和失去的性功能一样，是无法说出口的。
它不属于任何时代，一百年前，它出版的时候，曾轰动过，就表面而言，它也完成了使命，被当作海明威的处女作受到欢迎。但它渐渐生根，任由人们品尝又离开它，去了更多更新或更有趣的地方，但它依然在开花结果，一年一年，返回的人并不多，新长大的一代代人来到这儿，带走他们生涩的认知，对他们来说，那是世界曾经的样子，真的吗？我不这么觉得。这部小说自我更新的能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超越了一百年前，也超越着今天，它并不是什么经典，如同《卡拉马佐夫兄弟》或《战争与和平》，它们是遗迹，教堂，古战场，其中人物如今只有其灵魂还能打动我们，而海明威的真实就在于他抹去了故事的特质，尽量不去做出标记，而是把它隐藏在那些街道和酒馆里，如果你愿意去发现的话。在他那个年代，这仍是超前的，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超前，只不过他以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故事框架把它写了出来。剩下的事情，就是你每年去看看它，会得到更新的关于文学的认识，关于梦想的认识，关于一个人在世上怎样穿衣吃饭的认识，还有爱，那不是一种能力，而是深深的缺失的美意。
《死于午后》也是一部海明威耗费力气和时间的作品，写得非常扎实，笔调讥讽，时有妙语。通过写斗牛，海明威加固了他的世界中对优雅、危险和胜利的看法，当然，还有失败，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从观众到斗牛士，还有骑手，马匹和牛。这个游戏是在失败和对失败的期待中延续的。
如果没有《老人与海》，海明威不算完整，但他在自杀以前所要拼命抓住的东西，都在这部作品中被摧毁了，一个老头絮絮叨叨，却自以为像狮子，实在写得矫情又可怜。但人们就是喜欢它，那种强弩之末的快感，是很好的标签化的对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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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在1969年说过，小说的时代渐渐逝去了。日本的现代文学无法回到《源氏物语》的水准，这是川端的看法。如同我们说没有人能写得过《红楼梦》，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欧洲也是一样。但是真的存在什么“小说的时代”吗？好像也挑不出来。从几百年前，现代意义的小说如《约瑟夫·安德鲁的经历》和《项狄传》起，直到现在，小说的经验已达到某种高度，各种作品的出现，潮流所至，地球上的小说作者叠床架屋，似乎不为人所操控地增殖着，就像增熵一样。
确乎有一种规律，现在的小说越来越不好读了，电影也越来越不好看了，音乐差不多已经死透了。真正有效的时期当从小说前定般的出现时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人们写出了最大多数最有趣的小说。其中流变迭起，但基本却是按照地域来进行的，从英国，而俄国，而美国，而法国，而东欧，而日本，而南美，有时会来个澳洲，有时是非洲，中国的八九十年代，也有了一些起色。这就是一个游戏。如今每个民族和国家的人们都在写作，即便是最小的民族，也有作家在用某种语言去写出最大公约数的情感。但是读者的接受方式变化了，比如，日本的年轻人几乎只读漫画书，与此同时，手机侵入了人们的生活，取代了大部分娱乐形式。你也可以在手机上读小说，或者只是听它，但那当然不是读小说的本义。
另一方面，书就是给少数人读的，大多数人并不读书，他们在小说以外的世界中过得也很好。
和所谓古典音乐一样，当一代代人在几百年间集中创造出一批作品之后，它将完成它的使命。当年，音乐是随着录音技术的提高而“消失”的。今天的人反复聆听的创造力非凡的古典乐，都来自录音技术出现之前，摇滚乐、流行乐的普及，只是让音乐更具象化，造就了一批批明星。而网络，则把它打平压扁，变成你口袋里的一部分，如今你可以任意收听音乐，没有任何仪式和限制，取得之易的代价是，它是重复的，繁复的，你完全不需要参与其中，不需要期盼，找寻，失去了求取之乐。即使在现场，演奏家也取代了创造者，僭越而为一种视觉中心，这是被置换和变异的时代，是拟像化的拟像再造了一切，是的，这也和艺术一样，你明明知道它是什么，但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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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而言，小说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一代新人出世，他们模仿着过去的人，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在奇怪的线条上，其中一些人会成为作家，这个意思是写出真正的作品，那种不会被忘掉和打倒的东西。
这越来越难，却也让人振奋。其实世界的新奇感从未减退，就中国而言，新的语言使用不过百年，这所谓新语言和旧语言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头颅，就像双头人，你无法摆脱它。每一个作者都带着这样的双头现于世人之前。无论你怎样使用语言，都逃不出一种游戏，这是语言的游戏，你没法超越它，写得越多，背上的就越多，放不下的也越多。当然你仍然可以尽量轻灵，进入那些可以让你游刃的空间。
我想我已经度过了那些坐在电脑前不知该写什么的阶段。那是很可怕的，你最终写不出一个字就离开桌子，像做了一顿坏饭，倒进垃圾桶。但那样的时刻真是不少，我把它们都忘了，总是有的可写，曾经的奢求如今看来不过是一种劳作状态，去写吧，日落时开始，黎明前结束，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快，这张桌子前终将无人劳作，一切归于空寂。这就是写作的真实。
当然，我没有把很多精力用在写作上，我读书，做所有的家务，我喜欢洗碗，也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做这些事情时我可以全神贯注，或者说全部在走神的状态中，和写作一样，这些事可以让你超出生活之外。而且往往你正在写的东西会和这些事达成某种共振，词语在电脑前无法出现，但在盘子和水的作用下却会流出，甚至在电视广告里，就有你需要的一句话，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一句话，它向你挑明，你是可以继续的，你可以写完它，你大概创造了一种完成方式，你是活着的，并且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因为水流的速度而惶恐急切，你知道水流是不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