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跋涉者写给上海的恋歌

印象中的毛时安是个非常忙碌的人。从我认识他起，他先后在多个文化单位任职，而且做的都是实事。如上海市作协副秘书长、《上海文论》副主编、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偏偏他又是一个实干家，不会虚与委蛇，这样就忙里加忙、碌外添碌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文章却没见少写。2008年他60岁时曾经出过四卷本文集等著作，还在上海作协开过一次作品研讨会。今年，在他从事文艺评论50年之际又推出了一本散文随笔集《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

作为一本散文随笔集，离不开叙事、抒情和议论。至于叙什么、抒什么、议什么，却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在这种种异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写作者不同的经历、爱好、取向和修养，乃至时代的变迁。

至于这本散文随笔集究竟写了些什么，作者在序文中有所自述：“有我们共同经历的业已消逝的时代。是我人生列车驶过大地后留在我记忆里的一幅幅生命的风景”，“是我耳朵里听到的时代和上海的呼吸”，“是我献给上海的一首恋歌”，“这一座生我养我的城市，有一路相伴而行的我的亲人，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有我每天匆匆走过的步履，留下的人生足迹和思考、情感印记”。如由我扼要归纳起来，时代、上海、人生、亲情和友情，就是这本集子书写的主要内容，且浑然一体。它早已熔铸在他的生命里，再镌刻在他的文字里。

同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毛时安和我一样热爱这座城市。他说：“我与这座城市朝夕相处，这座城市已经完全内化为我的生命。她的每一次表情的变化，我都心领神会。”他曾经为她几十年如一日不变的“旧”而羞愧、焦虑，迫不及待盼望她“新”起来。但当这座城市真的日新月异时，“我们才发现，我们新的焦虑和恐惧，竟然是来自这座城市如此不可思议的日新月异的‘新’”。这种心理落差和悖论，许多上海市民都经历过，而毛时安在《漫步在永不拓宽的六十四条街道》中一语道破，并且表示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永远保留遍及市中心的六十四条马路，“是一个顺应民意民心的明智决策”。我也由此想到，不仅是上海，所有城市的现代化与保留城市的历史特色和风貌应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才是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正确理念。《为上海这座城市造房子的人》一文是为纪念邬达克到上海100周年而作。仿佛命中注定似的，当他从一战战俘营出逃辗转到达上海滞留期间，竟为上海设计了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作者工作了8年的上海市作家协会所在地（原为火柴大王胞弟的私人别墅）等近百栋精品建筑，其中有三分之一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如果没有邬达克设计的建筑，上海的建筑史将被改写，遍布上海最繁华和最高雅地段的地标建筑也将被抹去。从这篇文章引申开去，城市风貌和文化记忆的保护，不仅有路，还有楼等方方面面，它们都是不可改变和移动的高品质的物理存在。

毛时安经常会提到他贫苦的出身：“我是一个长子，一个普通工人的长子，一个天天闻着机油气味，看着母亲在石碱水里洗着帆布工作服长大的长子。”冬天，他“和三个弟弟睡在地铺上，盖着薄薄的被子，身子挤在一起，听着北风呼啸，用体温取暖进入梦乡”。他读的是工人子弟小学，每次开学前，父母常要为交学费而发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考进技校，早一点去‘做生活，赚钞票’，帮爷娘分挑家庭的重担，让弟弟妹妹过上好的日子。”虽然他家后来搬进了工人新村，住房条件改善了，但父亲却在特殊年代受政审。毛时安以工厂知青的身份两次高考名列前茅，却因政审不被通过而落第。后来上诉到招办，才以走读生的待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可见贫困和坎坷非但没有击倒他，却让他更加坚韧。古人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之谓也。当然，毛时安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时时得到师长的鼓励，这是一种正向的推动力。因为从小作文名列前三，得到了老师的鼓励和推荐，“从此，写作、文学、作家，就成了我童年所有梦想里最向往的一个”。大学毕业后的人生道路，可能也不无挫折，却始终在一个个岗位的位移中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也为他热爱的上海和文化工作作出了贡献。上海人对居住地区向有“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区分，以致时有地域歧视或对立发生。程乃珊住过上只角的洋房，写过《蓝屋》，却在地处“下只角”的学校当老师，并在她的多部小说里写了这种地域差异中的奇观和人物。毛时安在2018年纪念程乃珊逝世五周年的文章里，对上只角、下只角现象和差别作了非常客观的中性描述和简明扼要的分析，表现出一种理性和超脱。言虽简，意甚赅，实属不易。

毛时安在专业领域里更多是以文艺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他评论的对象早期多为文学范围内的作家作品，随着工作范围的转移，更广泛地涉及戏剧、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俨然成为全能型的评论家。在他这本散文随笔集中，其批评的对象还涉及到非艺术却又与文艺相关的事情。如他指出，不知猴年马月，画展有了开幕式。“开幕式成了画展必不可少的脸面”，“开幕式实质由民间渐趋官场”，“开幕式的前世今生从庄严的正剧到颇具反讽意味的闹剧，实在是和今天展览机制的过分商业化、官场化有关”。这些一语中的、不留情面的批评出自《一地鸡毛的开幕式》一文。可见文艺批评不仅批评文学艺术本体，也可延伸到本体之外。

毛时安担任过多种职务和工作，自然有许多付出，但并未消耗其人生，浪费其青春。相反，增加其历练，丰富其识见，拓展其眼界，然后让他把人生所得通过散文创作的形式反馈给社会大众。他善于把主观体验引申扩大，连类比喻，深入浅出，铺张扬厉，似乎更易为读者所接受。他见多识广，又能寓理于情，甚至激情澎湃，诗意盎然，想象力丰富。读者本意在读散文，却在某个转角处遇到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