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小说的复杂是与世界的复杂相一致的

记者：在《诗心接千载》一文中，您提了自己曾受废名的影响。在读书方面，都有哪些人对您产生了较大影响？

吴晓东：在读书方面，最早的影响来自父亲，读小学时，他就为我专门订了《中学生》《少年文艺》等杂志，也推荐我读《宝葫芦的秘密》《大林和小林》等童话故事。但很快这些儿童读物就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了，我开始翻遍父亲的整个书架。这种杂乱无章的阅读在整个中学阶段都在持续，其中最有获得感的阅读是在高一，整个一学期，包括寒假，都在精读《红楼梦》，也买了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从此对“红学”产生了兴趣。

而此后读书成了专业和职业，影响过我的人，无论是现实中的老师和同学，还是中外作家，自然就数不胜数了。在我阅读经历中，对“读书共同体”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对所谓读书共同体的感知，我有三段相关的经历。第一个是进入1990年之后，我和周围的硕士同学形成了一种联床夜话式的谈学术、谈阅读的交流模式。每个同学都带着自己的阅读背景，因此称得上是彼此优势互补。我从同学带来的阅读视野中，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知识结构逐渐丰满和完善的过程。第二个是读研究生时导师钱理群老师的小屋所汇集的各色人等，既有钱老师自己的学生，也有当时刚刚留校的青年老师，譬如我遇见过像陈平原、黄子平、韩毓海这些老师。他们讨论的话题让学生辈们非常长见识，那也算一个流动的读书共同体。第三个是1997年钱理群老师组织我们青年学者去桂林研读中国现代诗化小说，整整讨论了半个月之久，其间我跟几位同龄人如倪文尖、罗岗、薛毅、刘洪涛等学者一下子变成了好朋友，后来也一直保持密切的交流，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读书共同体。

记者：您在中学时就注重背诵古代诗歌，还曾抄写《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对古诗的爱好，是否使您受益颇多？

吴晓东：对古诗的爱好带给我的应该是毕生的影响。比如我读本科的时候初见江南，心潮澎湃，难以言表，就只能在辛弃疾的词里寻找寄托和表达：“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当然，我后来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和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对古诗中的佳句、美感乃至潜藏的“诗心”的领悟，也常常受惠于现代作家的眼光。现代作家们在作品中有相当多的引用和评论古诗的佳句，从中可以领悟到，古诗依然在点亮现代诗人们的诗心。而中国现代作家与古典诗心的深刻共鸣，也影响了我对中国几千年诗学传统的领悟。

记者：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绪论中您提到：“曹文轩老师有个好习惯，每次遇上学生都问一句话：‘最近在读什么好书？’我当学生时他也总是这样问我，我都说在读卡夫卡。其实每次只读上两页卡夫卡就换成了金庸，然后一口气读到天亮。”能谈谈您对武侠小说阅读的感受吗？当时的阅读氛围是怎样的？为什么喜欢金庸？

吴晓东：我读本科的8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金庸热”的鼎盛时期，中文系的学生“开口闭口都是金庸”，这个说法毫不夸张。我的判断是，金庸是汉语文学想象力的巅峰，他的想象力完全可以和古往今来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媲美。我更想援引两位我的同代人关于金庸的精彩说法。一位是毛尖，她的著名判断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是金庸给的，我们这一代的近视眼是金庸给的。”“金庸既影响了我们的道德，也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另一位是我本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研究生的“上铺兄弟”——诗人和小说家蔡恒平。他曾经在网站上连载《古金兵器谱》，网民常常等到深夜，为的是在第一时间读到他的谈古（古龙）论金（金庸）帖子。我曾经读到过他的这样一段话：“我庆幸自己在大一时读了金庸。我和我的朋友们的许多做人的道理来自金庸，使我们在大事大节上不亏不乱；在个人生活中重情重义。当这些和北大的精神氛围深深融在一起后，我明白一个人要以大写的方式走过自己的一生，要独自前行，无论落魄发达，都无改内心的激越情怀和平静修远，像那无名高僧一样，走过大地，不留痕迹。”

记者：您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阅读兴趣吗？在北京大学，和哪些名师接触较多？他们对您的阅读有指导吗？

吴晓东：如果说有不为人知的阅读兴趣，那就是阅读类型小说，比如阿西莫夫的科幻作品，十几卷的《银河帝国》，还有他的“机器人系列”；我也喜欢读东野圭吾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而在北京大学读书和任教期间，经常从各位老师那里获取阅读经验乃至领悟阅读伦理，则是作为专业读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钱理群老师和洪子诚老师对我的阅读就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洪子诚先生这些年关于文学阅读的书籍，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我的阅读史》（第一版和第二版）、《读作品记》，台湾人间出版社的《阅读经验》、北京出版社的《文学的阅读》等，都对“阅读”有着集中的思考。这些著述完美记录了洪子诚的个人化的阅读历史和他所代表的一代学者的阅读经验，同时也提供了“阅读观”乃至“阅读本体论”，称得上关于“阅读”本身的书。洪老师启发我的是：对教师和学者来说，阅读既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是职业伦理，甚至德性品质。

记者：您会经常和学生交流阅读体会吗？会向他们推荐书目吗？

吴晓东：身为教师的一大毛病就是“好为人师”，为自己的研究生以及课堂上的学生们推荐阅读书目当然是家常便饭。更多的时候是学生们主动向我推荐他们正在读的书，也会要求我给他们推荐书目。印象中比较独特的是给自己的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推荐过一个书单，其中有狄更斯的《双城记》、海明威的《流动的圣节》和《海明威短篇小说选》、《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塞林格的《九故事》、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卡夫卡短篇小说选》、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马尔克斯和门多萨的《番石榴飘香》、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威廉·范·俄康纳编《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弗郎索瓦兹的《巨匠与情人》、康诺利、伯吉斯的《现代主义代表作100种提要·现代小说佳作99种提要》、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记者：《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是您在北大开设的“20世纪外国现代主义小说选讲”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为什么选择九位小说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吴晓东：每个人都会犯鲁迅所谓的“十景病”，我这门课最初也是想选择十位小说家，但由于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想尽量讲得细致一些，以致讲得太细，两个学期讲下来，只讲了九位小说家的九部作品，分别是：卡夫卡的《城堡》、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罗伯-格里耶的《嫉妒》、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如果当初时间充分的话，第十部小说我会选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

选择这些小说的标准首先是经典化的标准，这九部小说肯定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小说经典。但具体来说，我还格外看重两个重要的尺度，即现代小说经典一方面是那些最能反映20世纪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的小说，是那些最能反映20世纪人类的困扰与绝望、焦虑与梦想的小说，是了解这个世纪最应该阅读的小说，正像了解中世纪必须读但丁，了解文艺复兴必须读莎士比亚一样。另一方面还看重在形式上的创新性和实验性，以及开放性、探索性和无法替代性。而总体上则试图显示出现代小说在形式上的丰富的可能性。因此有些相对传统的小说就没有选，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如讲故事的大师毛姆的小说。

记者：为什么20世纪的小说令人感到“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您的观点是？

吴晓东：我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绪论中提供的解释是：“最大的原因是现代主义小说形式上的复杂、晦涩，很多小说是很难读下去的。”也因为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世纪，20世纪的人类生存和境遇本身更困难，更复杂，更难以索解和把握。小说的复杂是与世界的复杂相一致的。作家们都在用复杂的思想和形式来应对这个复杂的甚至痛苦的世纪，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态度，阅读不能不因此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

吴晓东：每个阶段的枕边书都有所不同。高中的时候是《红楼梦》，本科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研究生阶段是加缪的散文，比如《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任教之后有一段时间迷上了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如今可能没有枕边书的概念了，有的是“床上书”。我的电脑桌旁边是一张床，床上始终都会堆满写文章要用的书。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想见到谁？

吴晓东：我可能想见见加缪。加缪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对我的青春期，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读研究生时期，杜小真翻译的《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堪称构成了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心路历程的完美表达，好像更能吻合于我们的情感结构。就像我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后记里说的那样，我从少年加缪那里“感受什么是激情方式，感受加缪对苦难的难以理解的依恋”，“同时从加缪那里学习什么是反叛，怎样‘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怒’”。

记者：若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

吴晓东：相信有无数的人被问到过这个题目，估计全世界的无人岛都被占满了。这个问题要看是去无人岛短期旅游，还是被流放个三年五载。如果是前者，我会选择《论语》《三体》和《摹仿论》；如果是后者，我会尽量选择耐读的，或许是：《红楼梦》《鲁迅全集》和《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