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汉语写出批评的中式文体
汉语能不能写出批评的中式文体？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背景是，如今流行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汉语写出来的西式文体。一方面我们苛责自己的“诗词话”传统不够科学系统，难以纳入现代性以来的规范；另一方面，批评的中国化问题由来已久，我们从术语到概念，从观念到方法，已经全部改造完毕。实际上，批评文体又何尝不是现代性系统工程中的组件呢？王侃在《时见疏星渡河汉》中讨论的学院派批评系列文章，引起了我的这番思考与共鸣。
事实上，王侃这本著作里涉及的范畴与论题之广之新之深，都值得认真品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论述显出其批评文章的魅力。第一个就是他对人工智能之于文学走向的关注与预测；第二是以学院派批评开启的批评文体的讨论；第三是关于女性主义的一些精妙的作家论。这些文章组成了我一直想读的理论书的样子：可以扩展知识又饶有机趣，有冥契会心之论又佩服作者比自己说得更清楚直截。以前在看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阿多诺论晚期风格的文章、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及阿伦特的《启迪》时，有过这种纯粹的乐趣甚至享受的感觉。当然，也早就为中国古代诗论词论中那些精妙、神来的批评所折服，感叹中国人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最精微感觉的能力绝对是卓然超拔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上课、备课和各种不得不做的事情，王侃这本书可以一气呵成地读完——它不是心脑分离的，不是言不及义的，也不是大而无当的，更不是可以套用的公式文体，这就是当前应该呼吁的一种批评文体，用汉语写的，既能学究天人、广博精深，又能以贴切高雅的汉语消化西方的文论思想，融合而成一种被期待的批评文体。
王侃在文章中写道：当前流行的批评其实是一种“彻底被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所绑架所操控，从而不断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中迷失自己，离开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就无以自立”的依附型品种，“绝大多数学院派批评文章，若抽去其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专业知识部分，便有残羹之嫌，几无可取可看之处；学院派文学批评的文体也早已僵化，没有风格，仅剩套路。”此种批评不可谓不辛辣痛快。他指出从现代到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从立法者变为了阐释者，与之相伴的是主体性的阙如。而学院派批评自以为是的“独立品格”并未在业内达成，已成公认。接着又从“文体即风格”入手，认为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个性特征、精神立场、审美理想的综合体现，就是鲜明而稳定的个人风格。以李健吾和法朗士视“自我”为文学批评的最高原则为例，重新倡导文学批评中的个性与自我。我曾于2012年写过一篇短文，也提到李健吾的《咀华集》，对那一代批评家自由洒脱反而能释放出极具个性的、情采的文风深为倾倒。更早时候，还写过一篇专论批评的文章，名为《批评的八股与八卦》，与王侃的文章对照阅读，他那学统正宗、知识精英的风度是我所不及的。我一贯以“野狐禅”自居，后来“学为好人”读了一个博士，但自己清楚，学统方面始终留有“野狐禅”的嫌疑。如今见到王侃也有逸出学院派向往自由自我的批评境界，极大地增加了我的批评自信。
同样令我有批评同侪之感的是，也曾写过一篇艾伟的作家论，从浙东学派的文化思想根脉以及鲁迅、周作人等奠定的浙东衣钵的角度，来论述地方性文化之于艾伟小说潜隐影响的思想暗线，且在并不认识王侃的情况下，引用了他的观点。表面上看我们的论述几乎没有相同的地方，王侃的叙述学分析更为具体贴合，比如他以“人性意志”为关键词的讨论，而人性意志与我所持浙东的心学、史学在艾伟小说中体现为“心”与“史”的纠葛的观点，最终曲径通幽而殊途同归，令人看到批评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多种可能性带来的思想的碰撞与交锋，而碰撞与交锋才是批评真正的生命所在。
历来研究余华的评论文章可谓沸反盈天，川端康成、卡夫卡的影响之源也几成共识。也曾想写篇余华的批评，因为他的作品看了很多。但最终觉得可能写下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自己也恐才力不济说不出更高深的见解。看王侃论余华，尤其是论余华与卡夫卡的关系，以及余华摆脱卡夫卡由“虚”再入“实”，仍然以写下“崇高作品”为目标的转变，忽然醒悟，观点与别人一样不可怕，可怕的是论证观点时的功夫与学力不到。而王侃庖丁解牛一般精到的论述令人信服，原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材料剖析，以及完全可以用清明简洁的文字洞穿理论的风采，证明除了观点，论述本身也是批评可以升华的领地。王侃论莫言，认为莫言是在不断地自反中确立起强悍的主体性形象。这个观点应该说是王侃独一份的发现，以客观、学理为依据的学者，也能以精神分析的精辟论证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家的心理结构原型。这种化繁为简、以道驭技的直入关键，正是一个优秀批评家所应具备的识胆与才力。
王侃认为大部分的“反思文学”都仅有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的水平，绝大多数作品不具有耐磨损性。“反思文学”够不够得上“启蒙”的高度，本身成了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大胆向文学史的编撰发起了风车的挑战，为什么就不能作此类的纵向对比？王侃目光之犀利、发现之独到可见一斑。此外，他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女性主义批评，认为中国的性别写作研究存在着无效的话语增殖、低水平的成果重复等重大缺陷，需要反思与厘清。这些论述不但理论辨析深透，做到了渊博如海，精微入微。尤以《反自由的性别》这一类介乎思想随笔之间的文章，以丰富、立体的女作家的人生为女性主义研究的底本，瞬时将人生与理论结合在了一起，整篇文章有如一群生动的学术形象在自我演绎。若说理论是灰色的，这样的理论却合着雄辩与激情，自然地生长出了生命的绿意。
“你不能否认小冰确实写下了诗。进一步的感受是：小冰的诗至少处于当下诗歌水平的中等线上下。”王侃借罗兰·巴特的理论大胆预测，文学创作如果就是功能性的而非作者之力，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替代人类，而且完全有可能比人类做得更好。甚至“所谓的价值观和情感，其实都是一种生物学计算，都可以通过分析其中的程序而被人工智能所模仿和习得”。“一种新的人本主义将可能是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主题。”等等论述，无不折射出王侃批评嗅觉的敏锐、对批评有的放矢的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