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24卷本的《陈平原文集》摆在桌面,墨绿色的封面素雅沉稳,一千多万字汇聚了陈平原四十余年的学思历程,既是他个人的学术总结,更是一份特殊的时代记录。
《陈平原文集》(全24卷)
2024年3月,《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此后的6月11日,陈平原又携新书《王瑶画传》(陈平原、袁一丹编著)和《风雨读师》出现在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系列活动上。作为王瑶先生的及门弟子,陈平原曾以“劳作勤奋,成绩有限”自谦一代人的普遍状态,但实际上在很多学界同仁眼中,陈平原由现代文学研究起步,关注作家作品中的人文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学术史研究,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此后倾向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不断在多元视野中拓展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
坚持两手写作,兼及论文与随笔,是陈平原治学的一大特点。早年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中间谈论“压在纸背的心情”,近年则发挥“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而在他几十种著作中,有一本特殊的作品:《千古文人侠客梦》。看上去似乎只是梳理游侠文学的历史流变,但是细细探究,也许能发现瘦削儒雅的陈平原藏在心底的“侠客梦”,北京大学三尺讲台之外的书生陈平原,或喜欢仗剑天涯,饮酒江湖。
这一点,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看得很清楚。3月的《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王德威在视频发言中称,陈平原超出了学者与教授的身份限制,在自身的学术活动、社会活动中展现了“侠气”的一面,这一点无人能及。
“从游”,传授独得之秘,需要心心相印
记者:《陈平原文集》的出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平原:商务印书馆刊行我的24卷文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鼓励。在文集总序中,我称自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紧赶慢赶,能有如此微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时运不济,加上资质愚钝,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之所以还能做出一点成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还有就是诸多师友的积极扶持,以及无数学生、读者和编辑的掌声鼓励”。
记者:你们这一代学人的读书,大致有怎样的特点?
陈平原:多年前,我在《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这个话题我此前多次谈过,今天就不赘了。
记者:那么读了博士之后呢?王瑶等先生对您的阅读有什么要求?
陈平原:这有点特殊。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新书发布会,我谈到自己读博士的故事。那时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我和温儒敏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位博士生。那时除了外语和政治,并没有严格的修课规定,我的任务是每周一次或两次到王先生家聊天,王先生抽烟我喝茶,烟雾缭绕中,三年过去了,我就被“熏陶”出来了。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但必须加一个说明:那是过渡时代的产物,有得也有失。我是1984年秋天走进燕园的,那时全校也就四五十个博士生;此后四十年,我们的博士招生数量急遽增长,单是北大中文系,现在每年都招五十多个博士生。教育部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要求各大学加强管理,于是有了很多课程方面的严格规定。好处是老师们都按规定讲课,学生们都按规定修课,一切按部就班。比起我们那时的自学为主,现在学生们的知识面有所拓展,总体水平也有提升。但因读博期间要修很多学分,修完后,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再进入博士论文的构思与写作,很难像我们当年那样自由自在读书、天马行空驰想。若大学生或研究生的学习时间大都被功课填满了,那可不是好事情。
我想起1940年代梅贻琦、潘光旦合撰的《大学一解》,初刊1941年4月的《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那篇文章特别强调大学中“闲暇”的作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现在显得更为突出。我们的规章制度日臻完善,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不断加课,要求学生修很多学分。而且,为了防止老师放水,成绩必须正态分布。也就是说,评分时,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有一定的比例要求,不能超过这个指标,否则系统不接受。北大管理比较宽松,或者说人性化,允许老师们写说明材料,陈述理由,解释为何这一回的考试必须突破优秀的比例。结果你就会发现,老师评分时很是踌躇,因现在的学生特别在意分数,每一门功课都要争,分分必较。因大学前三年的成绩汇总,由绩点来决定谁能免试入读研究生。学生们很聪明,马上就晓得如何修最轻松的课、选最和善的老师、拿最优秀的成绩。树洞里有好多交流,哪门功课不用花时间、哪个老师给分最友好,如此精心计算,然后再选课,这样一来,学习风气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任何时代都存在竞争,不可能一碗水端平。问题在于选拔人才的机制,是否有利于特异之才的脱颖而出。过多的功课、过细的规则、过度相信分数,主观意愿是防止作弊,客观效果则是缩小自由选择的空间。小学、中学这么做情有可原,大学还这么管控,我以为不合适。
记者:您曾在文章中用“从游”形容和王瑶先生的相处,概括得太生动了。
陈平原: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本来就是这样,大鱼游,小鱼也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学生们跟你朝夕相处,一起读书、思考、生活,会察言观色,了解你如何做学问,也看你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自己体会与模仿。说得出来的,是有形的经验;而精微之处,很多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描述。传授独得之秘,是需要心心相印的。而那个东西,在“从游”过程中比较容易落实。但这里有个前提,必须是小鱼欣赏并信任大鱼,愿意跟着游,而不是看不起大鱼,或自己过早躺平。我有种直觉,科技迅猛发展以及三年疫情中的线上教学,已经很大程度改变了我们的大学课堂以及师生关系。这是今天必须直面的难题。
“中文系有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
记者:说到《花开叶落中文系》,虽然集中写中文系,而且写了很多您直接交往过的人物,看似私人写作,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公共性。
陈平原:我把对于大学精神、校园文化、文学使命等教育议题,隐藏在师友风采的字里行间。在今天日益受到行政化干扰、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中国大学文科,此举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花开叶落中文系》以一种与先贤对话、与友朋同行的方式,打开这一虽已失落但仍值得发扬的人文精神。我研究大学的方法,便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大学何为·自序》)。这种面对现实问题“退半步”、从人文史和精神史角度介入的姿态,与我一贯倡导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不谋而合,其背后的心境,也是我对自家学术使命的自觉,和对学风传承的担当。
记者:关于大学,您写过《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何为》等五本书;中文系相关的书也有几种,比如《当年游侠人》从晚清一直讲到当代学者,《怀想中大》回忆您在中山大学读本科和硕士的师友;《文学如何教育》谈中文系机制建立的问题。您的关注超出了一般的教育范畴。
陈平原:大家都知道“不读《诗》,无以言”,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绝大部分人读完中学就不再关心文学了,只有一小部分人继续坚持阅读、研究、传播文学,以及和文学相关的语言及文献知识。这个体制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中文系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以后命运的跌宕起伏,是我特别关注的。我眼中的“中文系”,意涵相当复杂,既是一种教育机制、一种学科设置,也是一种组织文化、一种学术精神,还是一种象征资本、一种社会关系,或笼统地说,是一切与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相关的人和事。所以我会在《文学如何教育》里面谈中文系百余年的历史,也会特别关注前辈的足迹,将制度、人物、故事、文章、精神混合在一起,相互发明,探讨我关心的若干话题。
记者:您曾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您对大学教育制度的研究也很深入。能否谈谈您认为今天大学所面临的难题?
陈平原:我的《花开叶落中文系》是在百年中国学术的视野中,讨论一个具体的科系——中文系。书里涉及的学人,都是我所亲近的、我所观察的、我所敬仰的那些中文系的前辈或师友,以北京大学为主,兼及中外学界。这本书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它关注现代教育体制,也就是中文系;还有生活在这个教育体制下的人,也就是中文系教授,写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精神风貌。不是写传记,而是谈问题,所以只着墨那些我特别有感触的、对于了解文人学者精神状态有帮助的某一侧面。入口很小,但牵涉面广,希望不仅读中文系的人感兴趣。
曾经那么辉煌的中文系,今天面对新的技术挑战,面对强调实用的教育大潮,面对公众对于就业与高薪的追求,中文系的路到底该如何走,很是让人忧虑。我在不同场合谈中文系的使命、困境和出路,也是见微知著,希望借此思考人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我曾说过,中文系作为北大诸多院系中的一个,在很多人心目中,或许不是最顶尖的,可中文系对社会及公众影响力之大,是别的很多院系所难以企及的。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有的院系学术上很厉害,可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本专业之内。中文系不同,老师和学生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发言姿态,以及他们影响社会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专业设计的。在我看来,这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举足轻重”的一个院系。
所有学校都想给学生最佳路径,其实不见得是“最佳”
记者:6月初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上,钱理群先生再次提及自己读书时有一份长长的书单——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传统吗?您会开书单吗?
陈平原:老钱他们属于“文革”后第一代研究生。他们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有长长的阅读书目,以作家作品为主。只是随着时代思潮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阅读书目不能不改。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增加了文艺理论、古代文学、学术史、思想史方面的一些著作,作家作品则大量削减,允许学生根据需要的自己选读。现在可能是第四版的阅读书目了。虽有书目,但弹性很大,属于“建议”而非“条例”,老师不查,学生也不怕。博士生倒是有个为资格考准备的必读书目,那个数量不大,也就四十种左右吧,那是必须认真读的。我个人不另外给学生开必读书目,只是具体到某个学生,因资质、兴趣或论文选题,会略为提醒补读哪些书,仅此而已。
记者:您谈到自己当年的阅读,我很关心这些书的来处,是怎么进入到您视野的?
陈平原:我生活在特殊年代,那时的学校并没有指定必读书目。某种意义上,影响我的阅读趣味的,主要不是老师拟的书目,或者课程读物,而更多是时代思潮的牵引。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上中山大学,认真修课,成绩也不错,但思想解放运动对我的冲击,要远大于具体的课堂教学。这一点,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后者学术训练更为严格,跟当下的思想潮流不一定发生关联。我想今天也是这样,念人文或社科的,完全闭门读书,不是理想状态。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公民关心的话题与学校开列的必读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可以这么说,时代思潮与课堂教学这两个不同系统交叉重叠的地方,最容易受到格外关注,其阅读经验与趣味也最值得重视。
记者:思潮中也会有很多哲学书籍不乏艰涩深奥吧?读不进去怎么办?
陈平原:对于具体的读者来说,碰到障碍以至读不进去的,不一定是哲学书籍。对你“艰涩深奥”的,对他说不定是一马平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陷阱,就看你怎么超越。读书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量的积累,某个特定时刻则是质的提升。这一点自己能体会得到,突然间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上了一个台阶。只是在哪个年龄段,因何缘故,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不必过分纠结是否读得懂,只要你愿意读、喜欢读、长期读,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桥,就找船;没有船,就游泳。总会有办法的。阅读既是增长知识,更是帮你克服人生经验的匮乏,以及超越各种各样的障碍。那是一个不断自我修补的过程,真的是遇水架桥,逢山开路,且每个人的桥和路不太一样,需要自己调适。
搞教育的人往往有一种迷信,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总结经验,给学生提供学习的最佳路径。就好像你出门开车或打车,电子导航马上给你提供最佳路径。其实你给学生提供的“最佳路径”,不见得就是“最佳”,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每个人的身体、才华、气质、趣味相差甚远,学会自己找路,找到自己心仪的作家、喜欢的书籍以及恰当的学习方法,这比什么都重要。传统教育强调“因材施教”,就是这个道理。只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大都采用大班教学;即便小班教学,也无法为每个受教育者设计专门的培养方案。
记者:多媒体时代,很多孩子被手机绑架,即便阅读也是碎片化的。那么怎么让孩子们不被“必读书”制约,自觉而且有效地选择阅读?
陈平原:能否在“乱翻书”与“必读书”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比如说,设计更多的“选择题”,而不是过分强调“必答题”。举个例子,与其开20本必读书目,不如开100本选择书目,允许学生选择和自己气质/兴趣相近的图书,然后重组、建构、阐释,那样可能更合适些。至于说会不会因此而“偏科”,那就看你开书目的本事。另外,除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我对“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始终心存疑虑:不说能不能做到,做到了又怎么样?门门功课都满分,我不觉得就是理想的人才。
“大学者手下不出大学者”
记者:阅读一直伴随个人成长,读书问学几十年,您是否也有读书方法可以总结?
陈平原:年轻时喜欢总结读书经验,也乐于与人分享,现在不太敢了。再说,阅读的乐趣与治学的甘苦,二者有关系,但不完全等同。做学问的“阅读”,有时很无聊,也很痛苦的。因为,只读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的论述不完整,也不可靠。而当你划定范围,力图“竭泽而渔”时,必定面临很多无趣的东西。比如当年我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必须读很多武侠小说,有的很好玩,有的则实在无聊。为了实现视野开阔、判断准确的目标,必须阅读各种有代表性的能找到的相关图书,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阅读过程很伤人,以至此后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再看此类图书。可以这么说吧,为了做学问而阅读,有时是很痛苦的。真正美好的阅读,最好是非功利,不是为了写论文,纯粹是求知或休闲,优哉游哉,随时可以拿起,也随时可以放下,即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美好的阅读经验。
记者:还是有很多人要从事学术研究,可能有大量的不是兴趣所在的阅读,这样的阅读有无方法可循?
陈平原:你问治学中的阅读方法,那可是千差万别,成熟的学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得之秘。不是不想公开,而是再好的方子,也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大的方面说,人文与社科的阅读方法就不一样;即使同样做文学研究,也受制于个人的经历、气质与修养。几乎所有成功的学者,都是靠自己摸索,最后找到适合自己的建构立场、学习理论、阅读文本以及处理史料的方法。会有一些基本功夫,可以手把手教,但那个比较简单;关键在入门以后往哪个方向走,能走多远,这确实跟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好的指导教师,拒绝使用统一配方,犹如中医,首先“望闻问切”,了解这个学生是什么类型/风格,大致适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指点其补哪方面的课,读哪一类书,这才叫“因材施教”。
记者:您很强调气质,做学问也好、阅读也好,还是应该找到气质相近的路径?
陈平原:我说的不是写论文、拿学位,而是比这高得多的“作为志业”的治学,那确实不能强求。技术可以培训,学养可以积累,精神与气质却不见得。说得神秘些,这将决定你能走多远。我说的“气质”更多属于中性,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我理解的学者的气质,植根于你的家庭背景、身体状态、求学经历,还有智商与情商,若与你的学术研究配合度很高,那你工作时很愉快,即便千辛万苦,也都乐此不疲。否则,蛮拧,很容易摔倒,爬不起来。学术这条路走不通,不等于就没有前途,换一个跑道,说不定如鱼得水。人们常说“审时度势”,其实更应该审视的是自己的精神与气质,到底适合走哪条路。
记者:您从事教育几十年,对育才之路应该是很有掌握了。是不是多数学生一望而知大概发展方向?
陈平原:那也未免说得太简单了。学生的才华与气质迥异,当老师的,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她们调适调适,以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回头来看,在北大教书近四十年,培养出不少好学生,这是我比较得意的。相对而言,我比较尊重学生的趣味与习性,不会硬扭,故学生日后分途发展,不一定跟老师走同样的路。关键是,更多关注、体贴学生的才华、天性和气质,尽可能顺势而为,不怎么考虑自己的立场与尊严,更不会把学生当打工仔。
我不喜欢一进校就分派题目给学生做,然后让其围着导师转,那样固然容易出成果,拿学位也很方便,但毕业后没有寻路的能力和探险的勇气,很难突破导师的天花板。我多次引用清代大学者戴震的一句话:“大学者手下不出大学者,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真正负责任的导师,要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和选择的自由,允许他们试错、冒险乃至失败。那样的话,若闯关成功,日后必有成就;起码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且会有自家面貌,不跟人家重复。当然,这样导师和学生都很辛苦,磕磕碰碰,时不时还会掉链子。通过不断的对话,逐渐发现学生的天性、趣味和能力,激发其学习热情与创造力,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也有失败的时候。有的是我判断错误,有的属于指导不得法,有的则是学生扛不住。若你希望每个人都能轻松过关,平安到达彼岸,那就只能降低标准了。可那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记者:为什么您会格外体贴学生?
陈平原:从中大到北大,我的导师对我都很好,一路走来,没有受过太大的委屈,这得益于师长们的庇护。在《怀想中大》和《花开叶落中文系》里,我多次提及这一点。求学期间,一般来说比较弱小,但很敏感,也容易受伤害,这个时候,导师的指引与庇护很重要。只是时代不同,我无法提供当年导师给我提供的条件——尤其在就业方面。将心比心,我当初这么走过来,希望我的学生也能得到类似的善待。
记者:遇到您这样的导师,也是学生的幸运。2022年,北大成立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您担任所长。为什么成立人文研究所?您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
陈平原:过去一年多,我们在商务印书馆推出“人文史丛书”三种,包括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夏晓虹《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王风《琴史与琴器》,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荣登各大榜单。以《有声的中国》的出版为契机,本所又邀请了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近代史等专业的中青年学者,从跨学科、跨媒介、长时段的视野,共同探索声音研究的多重可能性。在国内外合作与学术交流方面,研究所将继续组织“跨学科视野中的现代中国”与“跨媒介视野中的现代中国”两个系列工作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所讲学或合作研究。至于教学方面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为全校学生开设“北京研究”“大学研究”“古琴艺术与人文”等跨学科性质的专题课,且教学效果甚好。
当初在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成立大会上,我的发言题为《“现代中国”的视野以及“人文史”构想》,提及前有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二十年的业绩打底,后有学校兼及古今争创一流宏愿的指引,加上国家提倡“新文科”的政策支持,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方才促成“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的诞生。至于工作目标及宗旨:那就是尽最大努力,希望能达成某种跨学科的视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