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写作触及沉默，也触及喧嚣
蒋在，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等。出版小说集《街区那头》《飞往温哥华》，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钟山之星文学奖，西湖新锐文学奖等。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北京老舍文学院合同制作家。首师大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在读。
国外留学的某一年暑假，蒋在寄居在同学家，同学一家外出旅行，近两个月的时间，蒋在没见过任何人，也没有和人说过话。临近傍晚时，她会独自坐在院子里，在一张绿色的户外露营折叠椅上听远处的蝉鸣。一个人的时候会对周围的声音特别敏感，她经常听到蜂鸟靠近饮水瓶时羽翼的振动声，或者是树林掉落什么果实的声响，有的时候树枝也能在没有大的外力下忽地断落下来。时间在此时成了伪概念，反而声音才是一种对流逝的推进。
蒋在说，短篇小说《飞往温哥华》，包括《再来一次》《遗产》《小茉莉》，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在渴望逃离或者移动，甚至是隐藏。
蒋在小说集《街区那头》
蒋在小说集《飞往温哥华》
事实上，蒋在目前出版的两部小说集《街区那头》（2020年）和《飞往温哥华》（2023年），似乎都与逃离有关，而关于她的故乡贵阳的元素几乎很少。
今年《花城》第1期推出蒋在的短篇小说《许多》，讲述了一个北漂女孩失败后回到故乡贵阳的故事。
“故乡是童年的回忆，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不要去触碰它，不要轻易开启它。”蒋在说，“如果要写‘故乡’，还是要有一定的阅历和认知，这样才有能力写好，或者说处理好你的童年经验。”
记者：你从11岁开始写诗，14岁发表诗歌，19岁读大学的那一年开始写小说，这种转变是否存在某种契机？仅凭3篇小说，就实现了诗人到小说家的华丽转身，如何看待诗人和小说家这两种身份？
蒋在：的确，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是2013年的冬天。那个冬天我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冬季的大雪让我外出的时间减少了。为了省机票钱，那一年，我没有回国。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帮助教授的邻居看家以及照顾她的两只狗。后来有很多朋友过来借住，有的甚至从其他地方开车过来，他们一直在描述一路人看到的厚重的积雪和一望无际的荒芜，他们知道越往西边气温就会越暖，他们时刻都在表达对抵达的欣喜和振奋。因为只有两个卧室，有的朋友只好睡在沙发或是地毯上。而我就是在这种极其孤独，又极其拥挤纷乱的环境下开始了我第一篇小说《斯阔米什的森林》的写作。
现在回过头来，可以看到在这篇小说里我在尝试用诗的语言和梦的呓语在讲述。后来的小说里，这种特质在发生变化，因为小说毕竟不是诗歌。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摒弃诗歌在我创作中的重要位置，我会将自己的诗歌融入小说，比如《举起灵魂伸向你》和《沙漠的棕榈树》，都是先有了诗歌，后写成了小说，我将两个身份看成互相滋养的整体，他们都在同时演示着同一个秘密，你可以在两个文本中彼此寻找答案。
记者：诗歌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平衡写作？
蒋在：开始写小说后，写诗歌的时间变少了。这两种文体是不同的思维，其实很难平衡，我自己认为在一定时候是需要做一个取舍的。
记者：《飞往温哥华》这篇小说，从一个母亲的视角讲述了抑郁症儿子的留学故事，从而揭示了家庭内部更为复杂的情感。如何找到并确立了母亲这一视角？
蒋在：与其说是母亲的视角，不如说是家庭的视角。如果是留学生的故事，直接写他们的困惑，确实常见。如果从一个陪读妈妈或者留在国内挣钱的父亲的角度去写，可能就比较新颖。在中国，许多家庭望子成龙，并坚信把孩子送出国就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家庭都是普通的中产阶层或工薪家庭，他们不惜一切，甚至倾尽所有，将希望和梦想都寄托在孩子的未来和学业上，只为了改变家族的命运。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把孩子送出去，会给孩子带来沉重的负担。
《飞往温哥华》中以母亲的视角写了很多植物，就是试图用这些轻盈的事物消解沉重。我觉得，女性就像这些植物一样，虽然外表柔软脆弱，但在某些方面，她们的生命力却异常坚强。它们能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绽放，有时候你能看到，在那些根本不可能有生命的夹缝中，会突然冒出一株植物，那种撑破坚硬的岩石的生命力，特别让人震撼。
记者：《飞往温哥华》中，“另一个”是一个关键词，“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家”，“另一个女孩”，其实也不是说此时此地有多么不好，另一个地方有多么好，其实是寻找另一种可能？可不可以理解为“生活在别处”？
蒋在：其实也不是这样，此地和另一个地方，是双重存在的，有点像“平行空间”，也有“另一种可能”的意思。但是，这种可能我觉得不是必须在二者之中选其一，而是，这二者本身就是并驾齐驱的，是同时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是说这个存在，另外一个就磨灭了，它应该是同时燃烧的一个东西。
记者：当你置身国外，写中国家庭的故事，会不会有某种独特的观察和体验？难度在哪里？
蒋在：当然，我想如果没有国外生活的经验，很难将海外经验写好。我们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北京人在纽约》，现下海外华人的生活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流布史。如果要说难度的话，我想更多的是实操层面上的，有一些实际的细节问题不能想当然，有一些生活逻辑和国内是不同的，这种转换的过程需要自我觉察。
记者：小说集《飞往温哥华》中，从时空线索来看，《午后，我们说了什么》时空线索清晰可见，《飞往温哥华》《再来一次》和《遗产》在线性的时间叙事中加入大量插叙和补叙，《等风来》和《小茉莉》的叙事更为复杂，许多画面和场景成为一种回忆叙事，现实与回忆不断交织，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时空。在你看来，时空线索的复杂与小说内容的复杂构成一种怎样的关系？
蒋在：是的，小说《等风来》和《小茉莉》，包括近期完成的小说《呼吸》，都选择了不同于以往其他小说的讲述方式。有时候，我想这几个题材只能通过这样交织的方式，而非线性的时间叙事去完成。这几个小说，我在不同的部件下，一点点试图剖析人物繁复精微的现实与内心世界，试图穿插两条甚至多条交替缠绕的线索，为读者呈现时空交错下，被现实撞击碎裂的精神切片。这些切片掉落，然后再慢慢拼凑起来，这种打乱时间的方式，逐渐构成了生的隐秘之伤与死的恍惚之境，我试图运用这样的方式去最大化小说的张力。
以《等风来》为例，它探讨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探索有关“梦”和“物”的历史。故事时间和现实时间的对比是十分游离的：那个反反复复正在制作的风筝、死去的喜来、正在飞来的石头、在嘴里玩弄的水果糖。故事时间被延长了，梦境也在被延长。小说里“远处的天空中有两只风筝总是飞得很高，在云层里轻轻浮动”，云层的移动推动着小说里的时间。波德莱尔说过，诗是某种变换比例的力量，小说又何尝不是。《等风来》中很多元素是不对称的，那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记者：你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学的是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研究生时学的英美文学，主要方向是莎士比亚。专业上的阅读（英文阅读）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思考和影响？
蒋在：本科时，我做的课题研究是：什么是史诗？针对古希腊的文学和哲学范畴。研究生时，我选择了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去看莎士比亚悲剧。感谢那时候的选择，让我对西方古典作品的脉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一直对史诗，尤其是它其中所包含的悲剧性感兴趣。这也是我一直探索的，古典悲剧究竟何时转向了现代悲剧。简要来说，我想古典悲剧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外部世界的冲击，而现代悲剧转换成了某种“室内的游戏”，或许也就是我在上面的问答中提到的“精神困境”。此类困境也是外部环境的具象化：有关于寻回、找失、循环、欺骗、急躁的镜像映射。因为最终还是回到个人身上，个人变成了一个装置，他无时无刻不在触及沉默又在触及喧嚣，因为最大的痛苦仍然无法言说。这是我所理解的现代悲剧，也是我在小说中想要一以贯之的，拉康口中的“缺失”。
记者：你现在在十月杂志社担任小说编辑，结合你的编辑工作，谈一谈对当下青年写作的关注和思考？
蒋在：最近，我读到青年批评家行超的一篇文章《空间及其意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近年来，“70后”“80后”以及更年轻的作家讲述历史、书写史诗性作品的热情正在逐渐淡去，空间叙事超越时间叙事，在他们笔下成为更加显著的存在，在近年来的青年作家作品中，空间变换着不同形式，构成了他们看取世界、认识现实的重要路径。我认为，这或许是当下青年写作的一种趋势。
另外，我一直负责十月杂志的“小说新干线”栏目，阅读了大量作品。近期也责编了一些自由投稿的作品，它们真的非常出色，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野性的生命力。
记者：你在《飞往温哥华》的后记中说，“飞往温哥华，看上去是开始，其实是一种结束。这个书名的恰切，如同一段时间标识——它意味着某段异域性写作生涯的终结。我的写作在这之后注定会发生变化，因为视野和生活经验的转向，所以《飞往温哥华》注定是我写作生涯中一部转折性的作品。”能介绍一下下一部小说集的内容吗？与之前的小说集会有怎样的不同？
蒋在：新的小说集里的故事聚焦当下的北京。所以在地理环境上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部小说集非常幸运入选了北京作协签约扶持作品。其他的内容就先卖个关子了，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新的小说集的出版。谢谢！
